《智取生辰纲》中的不稳定因素

　　一个国策的制订与实施，需要经过数十年的社会实践，才能体现出其社会效果，王安石变法正是如此。王安石变法是摸石头过河，唯利是图，反传统，搞法制。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天下万税。上层建筑结合成既得利益集团，五百家权贵垄断了整个华夏。蔡京的姑爷梁中书并不是个贪官，每年送生辰纲十万贯。因为官职是上级任命，也就是权力世袭。科举必须遵照王安石《三经》理论，还得贿买考题，完全堵绝了吴用等下层文化人的出路。变法之前的历朝历代，山林湖泊等为全民公共所有，是不征收税费的。变法之后，都被官方所垄断，阮氏兄弟永无出头之日。加强户籍管制，五户联保，作为‘农夫心内如汤煮’的白胜，遇到旱灾也是难活。就是啥工作没有，也得交纳‘身丁税’，刘唐可以无端被抓吊打。其实蔡京、高俅之流比牛二、郑屠等黑千百倍，政府不正，打黑除恶对下不对上。
　　想要《智取生辰纲》的可不是仅仅这七人，而是天下无数人。有机会都想入伙，最初只是图财，后来是被逼上梁山。下层社会的绝望境地，与上层社会的腐化堕落，是靖康之变的催化剂。拿根棍子就抢钱，乃是社会所逼，劳动致富绝无可能。上层建筑买官卖官，没有廉耻。按资格，司马光早就可以成为丞相，曾九让升迁，谦让被视为美德。王安石的名气还不如苏东坡，也曾假让升迁。可是一旦得志，竞进不已，牢牢把住所有权力绝不撒手。大搞一言堂，一党专制，不允许存在任何异议。殿堂之上均引为同党，以爱国之名，改革之名，剥夺民财。同党之内权力之争更加残酷无情，卑鄙下流，无所不用其极，父子兄弟不相容。
　　《水浒传》完全来自民间，是写实文学。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元代戏曲中关于梁山好汉的曲目比比皆是。王安石变法本身就是一场社会革命与思想革命，汉唐以来的多党政治，变成一党专制。蔡京、高俅等权贵都是以王安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将王安石配享孔子，为亚圣。孟子遭到批判，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能以民为本。民要作为国家的政治工具与战斗武器而存在，要绝对听党的话，与奸党划清界限。以司马光为首的奸党名字被刻上奸党碑，立于国门。活着的奸党苏东坡，遭到人民民主专政，死不了，活不成。严禁上访，牢狱人满为患。整死个人如同踩死个蚂蚁，董超、薛霸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保护神。
　　下层社会呼声很高，强烈要求恢复传统社会，与民休息。上层建筑发出‘绝不’的声音，而且加大税费征收力度，文化管制力度。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人为的拉大，走的是秦始皇暴政之路。上层建筑一面渔肉万民，一面倡导和谐稳定，要求万民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忠于蔡京、高俅等权贵党，而不是司马光、苏东坡等奸党。指鹿为马成为常态，社会精英就是官商勾结的西门庆、蒋门神等富人，批判仇官、仇富思潮。金兵南下，乱兵与乱民不是去抗金，而是杀官、杀富，抢分权贵的家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百万大军，数千万民兵，无人爱国，五百金兵就杀入京城。数万御林军一哄而散，将嫔妃宫女、金银财宝抢夺一空，没人忠于皇帝，警卫无人。别说一个岳飞，就是一万个岳飞也不当用。政府不正，自古以来，没有权臣在内，将帅在外可以建功立业的。
　　建炎年间，就已明白祸国殃民为首的是王安石，史有明载。可是谎言与欺骗是实行一党专制的唯一法宝，只能指鹿为马，才可达到卑鄙目的。极权等级制并非中国特色，炎黄子孙的理想社会是炎黄社会，也就是尧舜大同社会。人人享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身权力，就是帝王之家也得男耕女织，以民为本。炎黄思想是博爱思想，博爱教育。极权等级制是仇恨思想，仇恨教育。仇恨所凝成的聚集力是一股邪恶势力，将全人类引向战争与毁灭。有什么样的社会，就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群体，爱党爱国不爱人。
　　政府不正导致社会道德整体溃败，毁掉了几代人。说假话被视为思想进步，说真话被视为思想落后，乃至反动，革命成为绝对真理。革命就是颠覆传统，就是对从前的否定。不断革命就是不断的颠簸，不断的否定。否定之否定，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炎黄子孙早就丧失了自我，成为变色龙与风标，成为螺丝钉，行尸走肉。绝对自私自利才可保护自己，成为两面人，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人格分裂。要求晁盖、吴用、三阮、白胜、刘唐遵纪守法，却纵容蔡京、高俅等权贵残剥百姓，这就是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只要探得十万贯生辰纲，想要智取的大概有无数人，也就是梁山好汉形成的社会基础。指责下层社会是没用的，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是啥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