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核心是任免奖惩【49】

权力的核心是任免奖惩，谁拥有任免奖惩之权谁就是君主。例如王莽、曹操，就是拥有任免奖惩之权，所以可以篡汉。历代权奸都是同样，任免奖惩之权是权力的核心内容，也是权力的实质。三代之前列国国内的任免奖惩之权是殿堂民主，上卿必须由天王任命，国君无权决定，所以上卿只对天王负责，负有监督国君之责。必要时可以上奏请求易君，不以为非。秦后百代任免奖惩之权是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乾纲独断，这是其基本特色。任免奖惩之权旁落，代表君权衰弱，不能真正乾纲独断，例如存在太后垂帘听政等情况。

这种情况明代最为突出，朱洪武与刘邦同样，天下大乱之前就是个流浪汉乞丐，是乱世出英雄，没啥可失掉的。白莲教革命领袖是韩山童，乃明王出世，就是佛的使者。人世间存在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燃灯古佛为第一阶段。佛为光明，就是爱，在黑暗中如同灯火照亮人心，黑暗就是仇恨，是邪恶，是阎罗妖。这是青阳世界，就是秦后百代。需要建成的是红阳世界，就是释迦佛，而明王出世就是佛的使者。明王出世就是“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个预言流传了近百年，革命人民必须广泛动员起来组成红军，彻底推翻黑暗反动政权，建立红色政权，就是红阳世界。革命目标是取得胜利之后，走向白阳世界，就是弥勒佛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人人平等，都是兄弟姐妹。

白莲教革命理论宣传了二百年，成为炎黄子孙的崇高理想，有了奋斗目标，革命是为了子孙后代，是为了中华未来。白莲教与蛮夷犹太教等的主要区别就是没建立组织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白莲教革命席卷神洲大地，作为革命领袖的韩山童并无任免奖惩之权，各处革命政权形成割据势力，也就是地方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置革命大局于不顾，反动派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围剿中央红军，革命领袖韩山童壮烈牺牲。战友们擦干了血，拥立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明王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朱洪武“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致力于发展革命力量，很少主动出击，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朱洪武把任免奖惩之权牢牢的掌握在手里，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军队设立刺奸，就是锦衣卫，锦衣卫只对朱洪武一人负责。革命期间发生多次叛变与内部反革命动乱，都遭到严厉打击，在革命队伍中大力肃清反革命。当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朱洪武果断的铲除了小明王，狠狠的打击地方红色割据，大反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全面修正了白莲教革命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以朱洪武思想统一全军全民，学习汉高祖刘邦，非朱氏不可封王。

权力的核心是任免奖惩，这就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当权臣胡惟庸妄图窃取任免奖惩之权，惹下了杀身大祸。蓝玉亦是同样，居功自傲，染指任免奖惩之权，所以犯下了欺君叛国之罪。胡党与蓝党牵连极广，几乎涉及所有开国功臣。锦衣卫肃反是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挖出了所有潜在的敌人。经历了两次文化大革命之后，朱洪武思想已成为主体思想，白阳理想社会就不再提了，朱明王朝已经是红阳世界了，释迦佛受到大力推崇。教条主义鼓吹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继续革命，建成白阳世界，朱洪武对此进行了大力批判，并将其视为邪教，大力禁绝白莲教。教条主义曾发动多次武装暴动，都遭到残酷打击。与此同时反对宗派主义，任免奖惩之权必须牢牢的掌握在皇帝手中，绝不可此权旁落。

万历初年首相张居正窃取了任免奖惩之权，架空了皇帝，死后遭到弃骨焚尸，成为野心家、阴谋家。万历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尽管从不上朝，文武百官连他的面都很难见到，可是任免奖惩之权万历始终牢牢的掌握在手里，作为组织部门的吏部只能干瞪眼，连首相都没办法。省事不如省官，各级政府编制十缺六七，有的一人掌管六七枚大印，皇帝不批准啥用也不当。就这样还存在激烈党争，政务始终是小事，权力争夺才是大事。明末的党派既有浙、齐、楚、宣、昆各党派，又存在东林党、阉党、奸党等，宗派林立。万历皇帝以清流作为监督，以奸党作为敛财工具，以阉党作为新政推行者，万历所需要的就是任免奖惩之权，别的并不需要。

天启年间以客氏、魏忠贤为首的四人帮窃取了任免奖惩之权，架空了皇帝，埋下了亡国隐患。为了保住红色江山，崇祯一举粉碎四人帮，为时已迟。四人帮的党羽盘根错节，共同对抗崇祯皇帝，始终未能破局。奸党们声称反腐亡国，应允许存在适当腐败。例如马士英以公款向上送礼，官银缺口七千两，这本是惯例，没必要彻查。崇祯独木难支，只好默认了。崇祯想要换血，结果换上一位被腐化一位，前腐后继，有君无臣。十年间更换了政治局常委五六十人，仍旧无法破局。被迫无奈只好以太监作为监督，结果太监群体也被拉下水，越反越腐。明代汪直、王振、刘谨、严嵩、魏忠贤、崔呈秀、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  阮大铖等都是窃取了任免奖惩之权，架空了皇帝，积重难返。

明遗皇帝拥兵百万，均是丧失了任免奖惩之权，所以无所作为，难以回天。满酋牢牢掌握任免奖惩之权，所以十万满人取得成功。郑氏更是如此，郑芝龙并无任免奖惩之权，所以难以成事。而郑成功从一起步就把任免奖惩之权牢牢掌握在手里，所以发展壮大，从不足二千海寇发展到三四十万正规军。施琅自视甚高，居然向郑成功要官，威胁否则去做和尚，就是降清。郑成功将其驱逐出去，施琅真的叛逃，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郑成功赴台之后丧失了任免奖惩之权，将士们拒绝执行其命令，主要是宁愿降清不愿去台湾，郑成功被活活气死了。

满清统治是八旗共和，与科尔沁蒙古连姻，满蒙统治是很牢固的。任免奖惩之权是重中之重，是权力的核心，谁掌握任免奖惩之权谁就控制大局。清末任免奖惩之权是掌握于慈禧太后之手，尽管八国联军杀入北京，任免奖惩之权并未旁落。在平定长毛之乱的过程中汉人军阀权力坐大，形成湘党、淮党等。因为变法维新又形成帝党、后党，党争成为主要特色。体制外形成革命党，是以基督徒为核心，收买反清会党发动叛乱，进行恐怖刺杀活动，是以东洋与南洋作为反清基地。日本政府显然是支持革命党的，革命党提出以割让东北作为交换，以换取日本政府的公开支持。日俄战争是以日本获胜结束的，俄国也说不出啥来。

当日本政府拒绝之后，俄国趁机而入，革命党任免奖惩之权落在俄国人手里。这就是近代史，任免奖惩之权决定一切，俄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利益，谁也无法否认。权力的核心是任免奖惩，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真正革命满清的是地方割据势力，纷纷宣布独立。这是由于亲王内阁妄图重新夺回任免奖惩之权，所以产生了离心力，军阀们不肯让出手中任免奖惩之权。军阀割据直至1949年方才结束，建立了新中国，任免奖惩之权是牢牢掌握在毛主席手里，任何人也甭想篡党夺权，否则必然被打倒。

当国君连一个中下层官吏都无权任免奖惩时，已成为傀磊，是很难指望其有啥大作为的。必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方可成非常之功，青史留名。组织部门应该在国君领导之下，而非位居国君之上，否则没必要存在。秦后百代是由皇帝选定首相以及内阁，由首相选定六部尚书，吏部就是组织部。用人不当首先拿吏部尚书问罪，失察也是失职之罪，是要承担责任的。谁选拔的贪腐分子谁负责，与之同罪，党羽全部治罪。什么赦免贪官换政改，全是屁话，贪腐还有理了呢，放弃的是正义，是在进行政治交易。人总有一死，生前有机会青史留名却选择放过，乃至遗臭万年，“春秋责备贤者”，就是有权力的贤者。不作为本身就是失职，是私心太重，患得患失。孔孟以及文天祥、史可法等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莫以成败论英雄，他们是精神领域中的胜利者。汉奸施琅之流很难说是物质领域的胜利者，狗奴才而已。

贪腐本来就见不得阳光，所有贪腐都不该原谅，除恶务尽，应该接受明末崇祯的历史教训，指望贪腐分子效忠朝廷？别做梦了，强敌一旦杀入整体投降，“明臣降顺又降清，三朝元老大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