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一案所暴露出的体制恶

宋太祖、太宗出身下层社会，了解民间疾苦。黄袍加身之后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结束了乱五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历程，走和平统一之路。通过杯酒释兵权削去了痞子首领们的爪牙，将革命功臣作为贵族厚养起来，不给他们以干政权力。而是通过考试选拔儒家弟子管理国家，群贤毕集。由于是家天下极权等级制，先天不足，仍旧是奴婢丛林社会。邪恶力量是强大的，这是体制恶，人与人之间自出生之日始就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天理是抑制不了人欲的，权贵群体强烈要求享有特权特供，权力世袭。

公务员群体是体制内，数量约十二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司马光、苏东坡等儒家弟子主张削减公务员数量，减少公务员群体的待遇，从自身做起。王安石、吕惠卿等法家代表人物主张增加公务员数量，内举不避亲，照顾公务员们的亲属，可以稳定公务员队伍。大力增加公务员们的待遇，加倍增加税收，由政府控制一切。王安石取得绝对性胜利，受到公务员群体的热烈欢迎。极权等级制百姓说了并不算，权力说了算，公务员就代表人民。

接下来就是逆淘汰，所有正人君子都遭到淘汰。王安石的兄弟子侄们都成为高官，王家的姻亲们都成为国家栋梁。至靖康之变已是六七十年，经历了三代人。能当上公务员十分不容易，要钱有钱，要权有权，美人们主动投怀送抱，所有人都在追求酒色财气，把物质放在第一位。岳飞是个另类，是武将中唯一不许麾下祸害百姓的，为武人们所忌恨。没有水低显不出山高，岳飞是把精神放在第一位。无力上学只能自学《左传》，这是已被淘汰的旧文字。懂得了春秋大义，如同关羽那样。岳飞提出“文官不爱钱，武人不惜命”，这一提法本身就得罪了所有文武，是在反社会。每位首相一上任就是带上来一大批亲故，已成惯例。别的将领所提拔的都是自己的人，而岳飞是论功行赏，并无自己的人。张俊、韩世忠、吴氏等皇帝是不敢动的，刘光世一动就出了大事，下面绝大多数将领走降了刘豫。邪气早已压倒了正气，体制恶暴露无遗。

主战与主和争论激烈，都是在表现忠君爱国。只有岳飞一案无任何争论，都在争相表现，选择站到正确路线一边。王贵一回军营就把张宪抓了起来，押送至有关部门，这是在积极表现洗清自己。王贵与岳飞、张宪、牛皋等是生死兄弟，是用鲜血结成的友谊，十分了解这些人，如同了解自己。组织上一找他谈话马上反戈一击，这是为了自保。岳飞麾下是不可能走降敌国的，这一点谁都清楚。

牛皋尽管啥也没说，还是被下了毒。下毒的并非外人，而是身边的警卫员与服务员，都是组织上安排的。王贵等人身边亦是同样，王贵救不了岳飞。被下毒的非止一例，而是数十例，都是战功显赫。张俊出身弓箭手，韩世忠出身泼皮，刘光世父子是童贯选拔上来的，都有足够的邪恶。韩世忠经常无缘无故的残害身边的警卫员与服务员，稍有怀疑马上出手，特务们都不肯潜伏在他的身边。连睡在其身边的美人们都保不住，秦桧对他们是很无奈的。

岳飞一案是集体性作恶，上至皇帝、首相，下至审判员、狱警。这是锻炼成案，先定罪，后审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岳飞认罪，将年幼的岳雷抓入牢狱，当着岳飞的面进行残害。体制内的无人性是普遍的，人性扭曲缺失，无条件听从领导指示，明知是冤假错案，全都昧着良心协同作恶。岳飞拒不认罪，长达两三个月时间，体制内无人为岳飞辩白，这是政治立场问题。岳飞的战绩谁都清楚，秦桧的奸佞谁都清楚，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都认为自己无责任。岳飞谋反案涉及了数千人，确实谁也救不了岳飞，谁救谁陷进去。涉案人员全家下狱，抄没家产，广为株连。

首举人王俊在东平府小名喜儿，就是个痞子，得到范琼的赏识。靖康之变时范琼及其部下成为金人的帮凶，连赵宋宗室都不认，何论其他？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就是一群衣冠禽兽。王俊“是以告讦为利，不问是否。自出身以来，无非以告讦得者，雕儿之称，实自是始。”通过告讦好友呼千等因功升为都头，王俊一直是踩着别人的尸骨向上爬。在京东时作为范琼的刽子手，范琼倒运后王俊则落井下石，因功再度升迁。恶人得势，正人遭殃，就是这么个邪恶体制。秦桧夫妻是在利用王俊，并非真的赏识。事后也被灭了口，声称是岳飞一党下的毒，鬼才相信。

从始至终岳飞一案都是由作为首相的秦桧亲自过问的，恩威并举，抓捕了岳飞、张宪及其全家后，组织上先做了思想动员，然后由秦相亲自审问董先；只须证明一句话，马上就可以回家，仍旧保留职务。如此手法多次运用，无人敢于坚持正义，都是在违心的说假话。证明材料是事先写好的，已经有许多当事人先印了手印，证明岳飞确曾当众表示欲仿效宋太祖黄袍加身。“万俟卨之奏亦自知其诬以欺人”，张俊是怀有个人野心，想当国防部长。秦桧利用完他们这些人之后都一脚蹬开，有的被灭了口。谁也甭想以此来要挟，作恶都有份。奸佞们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自作自受。就连岳飞一案的狱警们都被灭了口，董超、薛霸等害人无数，全是一场空。

孙革、于鹏致书于张宪、王贵并无证据，就是屈打成招。岳云与张宪通书，说是看完就烧了，也无证据。逼供信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存在，酷吏们并非正常人，只作为专政工具存在。酷吏群体是不问是非的，领导指示让咋办就咋办，是政治工具。直接作恶的就是酷吏们，并非秦桧夫妻。敌人未能做到的事酷吏们做到了，就因为体制性作恶，这叫依法治国。刀把子必须牢牢的掌握在权力手中，国初的五权分立相互制约互为监督，全被王安石变法给变没了；“祖宗不足法”。公检法成为一家，秦桧就主管政法委。秦桧同时掌握舆论宣传工具，国家保安部门等，之后连兵权都全部归了秦桧。此后高宗屁股下总藏着一把刀，说不定哪天秦桧就会扑了过来。

秦桧曾为大卵撰写讨宋檄文，并曾出卖过宇文虚中等人。私德不立，公德必败，以秦桧这些人治国，国家还能有啥希望？秦桧与大卵多次设下陷阱，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名义让岳飞往里跳，就是个大内奸。阴谋阳谋交相运用，此乃体制之过，体制纵容邪恶，排斥正义。假只能滋生丑恶，王安石变法后的假大空已成时尚，虚报战功已成为潜规则。由于岳飞不肯虚报战功，被揭发出吃数百人的空饷，是欺君之罪。十五次不服从军事调动，有军委命令还派侦察兵干啥？秦桧一直与金大卵通书，亲如父子。张俊怯敌避战，并曾率部擅自返回炫耀武力，这是真正的谋反行为。一参与坑害岳飞，并当众亲自扶秦桧上轿车，则受到重用。王循友请求为秦桧加九锡，马上受到重用。马进之死，张用之降，与李成之逃，都是岳飞的功劳，却算在了张俊身上。

秦侩与张俊、杨沂中共同举荐刘锜为方面军总司令，秦桧收买王贵、王俊陷害岳飞，审判官罗振、万俟禼等均是秦桧的门下。实在找不出啥证据来，则厉声喝斥岳飞道；“汝不记得游天竺寺之日在壁上题反诗乎？‘寒门何日得载富贵乎！’众人曰：‘既书此题，岂不是要反也。’”

奸佞们是在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此事只有岳飞身边警卫员知道。寒门希望富贵也成了大罪，等级制下的血统论是要永保痞后权力世袭的，自家的子女不会掘祖坟。秦桧等抓权不放，至死方休，至六十岁哪个也不肯退休，国家是在一群更年期胡作非为之下往前混的，混到啥时候算啥时候。都是无神论者与彻底唯物论者，死后管他天塌地陷呢。秦桧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能够权力世袭，流泪向高宗请托。秦桧生前也曾发愁，就连戏子们都拿儿子耍笑。尽管如此还是通过内定与弄虚作假将儿子选拔上来，考生们意见再大也没用。都是内举不避亲，岳飞若是足够的邪恶，也啥事没有。

《水浒传》中的官员公开欺男霸女，史进、鲁智深等贼寇却在替天行道，一切都颠倒了。赵宋不亡没有天理，尽管是历朝历代最为清明的。这是体制恶，任何人也没办法。儒家弟子们怎么努力也不管用，最终还是邪恶与其配套，人性越来越坏，社会整体性溃败。如发生商汤革命、周武革命等变革，倒是件好事。商汤是东夷，周武是西戎，接受了华夏文明则成为华夏。春秋时期虽说是残存礼乐，仍然寓礼乐于争战之中，表现出对人权的尊重。绝不会出现杀降、酷吏等邪恶现象，连人身羞辱都不可能存在。胜者予以败者足够的尊重，照顾其自尊，“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前人的落落大方，心地坦荡，儒雅仁爱，善恶分明等，至宋末已经荡然无存了，仅存岳飞一人还不为社会所容。此后胡狄乱华，每况愈下，化华夏为胡狄了。以胡狄思维作为指导思想，就是丛林禽兽社会。强权率兽食人，衣冠禽兽越来越多，由人变成鬼了，群魔乱舞，都是些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