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以德治国是治本，以法治国是治标。前者是出于王道政治，后者是出于霸道政治。礼崩乐坏之前三千年，神洲大地正邪战争屈指可数，主要在于民心向背，此前以民为本。进入周代礼乐已经基本完善，礼以正身，乐以正心。正心修德从娃娃抓起，七岁入学，十四岁选择学科，十八岁选拔人才，学而优则仕，社会公仆必须德才兼备。公仆所需并不多，中央政府天官三百六，绝大多数学生成为“士、农、工、商”。学校教育是因材施教，以实用为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没必要都挤独木桥，民间亦是以德为本。
    神是德，华夏以德治国，百善孝为先。男子二十授田百亩，三十娶妻，五十还田。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校。养老待遇年岁越高待遇越厚，七十岁以上必须保证能够喝酒吃肉。没有等级差别，一里井田九百亩，安置八户，户均五口。一里平均人口密度四十人，一平方公里约一百六十人，都很宽敞。冬季城居，城为市井，鲜有犯罪现象。家给人足，没必要犯罪，为乡里所不齿。
    魔是威，秦楚等蛮夷之邦是奴隶制，以法治国，强者说出的话就是法律，言出法随。奴隶制是丛林禽兽社会自然形成的，奴隶主就是法，法是只针对奴隶的，以法治国是将奴隶关在笼子里，奴隶主们并不受法律约束。百里奚七十岁时被秦王以五张羊皮换入秦国，是奴隶价格。百里奚带去的是中华文明，秦王只肯接受物质文明，拒绝接受精神文明。百里奚没能力改变奴隶制，连人殉都取消不了，说了并不算。
    楚国比秦国更加生野，历代楚王如同猴子争霸，父子相残，骨肉相残，蛮夷无亲。秦楚争雄都是以法治国，不知德为何物？公孙鞅的以法治国只能在秦楚两国实行，中原列国尚未转变为奴隶制，井田制仍旧是主要生产形式。“男不为奴，女不为婢”，礼崩乐坏之后人们并不肯放弃自尊，真正堕落的是贵族寄生群体，聚富则骄横，贫则无耻于一身。公孙鞅是卫国破落贵族与娼妓所生下的孽稗，并非真正的贵族。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心理极其阴暗变态。得势之后以民当刍狗，以君为本，以官为本，秦国百姓都成为国家奴隶。秦人想摆脱奴隶地位，只有上阵杀人一条出路，可以拿人头换军功，成为中小奴隶主。楚人想要摆脱奴隶地位，只能追随新老猴王。没有是非，只有胜败，胜王败寇。
    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社会失去了衡量是非的标准，犯罪现象越来越多。郑国子产铸刑鼎遭到非议，子产也是不得已，是被逼无奈。起码有法可依，主要想限制贵族群体，子产的打算并未收到成效。贵族群体根本就不想受法律制约，只想把百姓关进笼子里任其宰割，如同秦楚那样。以德治国是道理最大，不论何人都必须以理服人。以法治国是权力最大，只讲权力，不讲道理。霸道政治就是革肉如雨，商鞅变法就是以秦国文人们开刀，议政者不论说好说坏全杀。民只需要绝对服从，奴隶是不需要思考的。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成为天子，成为上帝唯一的儿子，成为救世主，成为皇帝，也就是西方的基督。政教一体，以法治国，尽焚天下诗书，只许学秦法。百代皆秦政，换汤不换药，神洲大地处于长期战乱状态，阶级斗争、宗教斗争、党派斗争、权力斗争等等成为战乱的源头。新的秦始皇不断出现，新的教主不断出现，新的神灵也不断出现，都是以仇恨作为凝聚力，鼓吹杀戮、征服、奴役、等级制、血统论等等，都是魔的化身，魔是威。德并不重要，无神论与唯物论大行其道，将物质放在首位。
    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以极右面目出现，国际共产主义以极左面目出现，都是宗教的产物，引起了两场世界大战。国家社会主义曾经盛行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运动并不下于德国，只不过未取得政权罢了。大英帝国曾经霸占了大半个世界，是纳粹法西斯的鼻祖。原本相互之间是为了争夺势利，后来却成了为民主自由而战了。国家恐怖主义成为主流，国家作恶的形式就是对外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强国之间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引起的，就是个丛林社会，胜王败寇。大英帝国殖民地纷纷独立，这是一股强大的离心力。大英帝国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威服人，暴力与欺骗是长久不了的。宗教成为政治工具，上层社会并不相信什么上帝、救主，口是心非。伟人、超人们总是以民为刍狗，实行强权政治。异己者杀无赦，伟人、超人们就是人间神，就是救世主、大救星、民族英雄、革命领袖等等，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民利益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党派利益面前不值一提，德国败局已定，这位德国人民的儿子想的是毁灭整个德国，没有领袖的德国没必要存在。追随者们纷纷选择自杀，到阴间追随领袖当个鬼卒，生死相随。国家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并未成为过去，纳粹思潮正在涌起，鼓吹战争与杀戮，鼓吹核大战等等，不惜毁灭全人类。
    以法治国是丛林社会的产物，法网愈密人心愈坏，执法者们沦为最邪恶的群体，尤其是狱卒们。人性的流失是自然而然的，李逵等人的嗜杀就是邪恶体制的产物。董超、薛霸等就是权力的鹰犬，牛二们成为社会的强者。法律并不针对恶人，而是针对百姓。金兵逼城时，民若藏有金银不肯献出，杀无赦。权力怎么作恶都没事，以君为本，以官为本。官是在为天子牧民，民就是用于牺牲奉献的。权力把民关入笼子里，就是以法治国。林冲、杨志等并无机会忠君爱国，高太尉、高衙内等成为主流，只用奴才，不用人才，两宋沦丧并不奇怪，早已命中注定。北宋末年所有军队都是由太监说了算，就是政委。里通外国，太监们也是自私的，留有后路。陈东带领三百太学生闹事，引发数万人，后来数十万人闹事，打死太监等二三十人，打坏三百余太监，将其家财全都分抢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首相以及六部大员等都是由太监们说了算，以太监政治再怎么以法治国也没用。朝廷秋后算帐更加剧了离心力，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讲信用，国也是无信不立的。契丹统治区的汉人并无汉思，后来灭宋的主要就是这些燕人，为金人打前阵，更加痛恨赵宋，宁愿与其同亡。个个都是林冲、鲁智深、杨志等，这是一股逆反心理，爱国是有条件的，国应首先爱民，才能要求民来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