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昌的平庸之恶

张邦昌就是极权政体中的一位，是行政官僚，庞大机器的组成部分。有他不多，没他不少，有无数等待补充的犬儒，张邦昌系进士出身。张邦昌上的是官学校，食宿等均由国家负责，属于学生老爷。“学而优则仕”，在学时老师就反复教诲科考必须以王安石的《三经》、《字说》作为诗赋策的核心论点，否则难以中榜。进士是千里挑一，金榜题名后则进入体制，就顺风顺水了，只要不站错了队，跟错了人。都说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那是表面文章，当不得真。想要争取上进就必须加入党派，蔡家父子兄弟各为一党，争权夺势如同寇仇，政治最为黑暗。蔡攸在徽宗面前就是个弄臣，无所不为，只要能博皇帝一笑，爬在地上学狗叫也没啥，照样成为首相。吴敏投靠的是蔡京，这个老贼三进三退，是在与儿孙们争斗。张邦昌并不想学吴敏，冰山一化啥都白费了，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上司是谁送礼也记不住，谁没送礼则记牢牢的。张邦昌只好遵守官场潜规则，对下也收礼，对上也送礼，但是并不过份。张邦昌不愿意把心思都用在政治上，就痴迷上算学，被同僚们所耻笑。涉及算学方面的事上面就想到了张邦昌，仍旧把政治需要放在首位，算学必须服从当前政治。例如即将收复的燕地按旧法年财政总收入约四十万贯，按新法年财政总收入约六百万贯。这是与金人谈判需的参考材料，尽管张邦昌知道有所夸大。内地推行方田制、公田所，经过官府计算一年三季足可亩产万斤粮，按此征收税赋。国家是准备北伐完成统一大业，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百姓理应为国牺牲奉献，张邦昌的平庸之恶是出于政治需要。

张邦昌是位循官，如果金人不指定其为大楚皇帝，后代无人会注意到他，也不会有所争议。吴敏是个机灵人，见蔡京已是失势，徽宗下罪己诏求直谏，就动起了心思。知道此时无人愿意出头，都想随太上皇出逃。吴敏问道；“京城百万生灵，奈何弃之？”蔡京曾打算招吴敏入赘的，这是位青年才俊，锐气正盛，进取心强烈，与李邦彦有所不同；

邦彦性俊爽，同学者服其敏。而公然习下，喜闾阎鄙猥事，自号为“李浪子”。宣和七年，拜少宰，惟以谄佞取容，略无建明。喜讴善谑，尤能为市井鄙俚之语。每以鄙俚之语缀成小词，无赖子得之，喧传里巷。邦彦尝自云；‘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彦为“浪子宰相”。

吴敏被提拔为少宰，这些都是作为顶缸之用，徽宗及其亲信们已准备西狩了。求谏并没见效，下面毫无反应，人们早已不再相信了。“豺狼当道，焉问狐狸？”知道都是些表面文章。吴敏鼓动李纲进言请求徽宗禅位，由皇太子即位，这是一次大胆。徽宗在位已二十四年，树大根深，所有当权者都是徽宗一手选拔的，吴敏、李纲这是在找死。这一场政治豪赌二人赌赢了，徽宗是急于卸肩，正好顺坡下驴。张邦昌也随之官升三级，这是始料未及的。张邦昌在官场中口碑不错，是适合的外交人选。先前的已经不为金人所接受了，总不守约。李纲临危受命，尽管多方掣肘，钦宗也不信任。却一手软，一手硬，哄骗金人撤了兵；

自女真叛命以来，朝廷乍和乍战，人才乍贤乍否，何其汹汹多变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谋避狄，以李纲所言而更为城守之计。既以坚守，又以李邦彦一言为卑辞之请。师道既至，又以师道一言而为不和之谋。师道方逞坚守不战以困虏，未几，以姚平仲一言而为急击之举。姚平仲既败，又以李纲、种师道为误国而罢之。诸生伏阙，又以李纲、种师道为可用而复之；及其后也，又以台谏之言而逐之。李纲方议备边，师道亦请防狄，我朝廷之议略定，曾未再阅月，而吴敏、耿南仲、谢克家、孙觌又以三边为可割，和议复行矣。吴敏本主和议，未几，复留虏使，阴结辽人，又以为女真藉口之资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议者，问以三镇存弃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则下清野之令，未几，传言寇犹未至，则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战者不决於战，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祸已至，而议犹不一，心犹不忠终始。一岁之中，多变如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则恐惧而无谋，稍缓则迟迟而又变。其谋靖康之祸，盖坐此也。庆历、元祐专任君子而去小人；绍圣、崇宁以来，专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际，君子小人杂用焉。

赵宋是很会玩球的，政治球金人玩不过赵宋。只要一换人，之前的所有都不再认帐，找前任去。玩赖是宋人的拿手好戏，把责任往前任身上一推，就啥事都没有了。金人打的是马球，打马球就是练兵，而赵宋玩的是足球，强弱立分。赵构在金营的数月，足球能赛过金人，马球就不中了。徽宗把球传给钦宗，就啥事都没有了，总怨恨钦宗把自己的所有亲信都问了罪，啥事也不通知自己，还是在金营父子才见了一面。已经无话可说，钦宗也怨恨父亲曾打算罢黜自己，把国家闹得不可收拾，积重难返。父子相互埋怨，此后都把责任想方设法推给对方，好争取自己能够得到宽恕，归宋继续享乐。毫无自责之意，也从没想过国君死社稷。极端自私才是其本质，一切都源自于此。

王黼是被众臣赶下去的，李邦彦是被太学生与数万军民打下去的。张邦昌赞成钦宗出逃也是为了自己，吴敏、李纲反对出逃，他们是没啥退路的。李纲不为众人所服，大臣们大多是蔡氏党羽，正邪难于并立。金兵退后李纲遭到排斥，张邦昌就被推为首相，这是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缓冲人物。党争决出了胜负，张邦昌退位，徐处仁成为首相，吴敏自然心中不服。徐处仁曾拜于蔡京门下，还是托吴敏走的门路，不到三年就从县令成为首相。彼此之间心里都明白，互不相下，权力之争是没有是非的，只有胜负；

处仁入相，都人倾望，咸谓有所建明。既至当轴，殊无嘉策，又与吴敏议论不合。一日，处仁方秉笔，而敏以语相侵，处仁以笔掷之，正中敏，面额鼻皆黑，同坐者皆引去。明日，吴敏奏其事。不逾日，罢处仁而以吴敏代之。敏年少，多不习事，不能裁减。其如军期紧如星火，敏不留意。时语云：敏不理太原而理太学，不理防秋而理《春秋》，不理奸石而言安石，不理肃王而理舒王。盖讥其不切事务故也。

金兵再度逼城，而且破了城，张邦昌是作为求降使臣随同赵构来到金营的。此时天下已是大乱，痞子们蜂起谋反，杀官劫财无虚日，实在不行就投奔大金。金人索要赵宋宗室，范琼率领禁军搜捕押送，百姓们跪求；

燕王、越王出门，有百姓拦截，称国中无主，欲留之，不令去，为范琼所戮。

金酋最反感的就是宋人逞口舌之辩，强辞夺理百般狡辩，在这方面金人说不过宋人。金酋虽说笨，可以多寻思一会，还有降金汉人在一旁提醒呢。张邦昌与别的使臣不同，就是从不分辩，知道咋说也没有用。金人并无灭汉之意，就是割地赔款，而这些作为使臣说了并不算。张邦昌遭到软禁，并不清楚金人打算干啥？金酋最初命汉人民主选举出个新皇帝，不论出身门第啥人都可以，就是不用赵宋。结果汉奴们只认赵宋，金酋大为恼火。指定张邦昌作为汉人新皇帝候选人，三日不选出就屠城。

这事张邦昌并不清楚，张邦昌是明白中国国情的，异姓绝无可能成为皇帝，除非有王莽、曹操那样的权势。可以将皇后扯着头发活活勒死，皇帝只能在一旁垂泪。张邦昌手下无一兵一卒，连一位拥戴的将领都没有，这不是活坑人么？张邦昌是有自知之明的，这是条绝路，这可把张邦昌给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