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看变法后的徽宗年间

    《水浒传》是汇聚当时社会广泛流传的民间说书话本加工而成，其中的《武松传》已不再需要加工，早已经历了无数次再加工，炉火纯青，栩栩如生。作者施耐庵应该是说书世家，祖上所传下来的说书话本很多。施耐庵以自家祖上作为引线逐步展开书写江湖，这是从未有过之事。贼寇向来为士绅群体所不耻，《荡寇志》就是这类产物，而百姓更喜欢《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魔”说的是仁宗末年，接下来就是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正是王安石变法后的历史时期，后果已经形成。史太公应该是作者祖上施太公，施家曾经作为庄主存在。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青苗、免役、均输，其中为害最大的无过于青苗法。华夏以农耕立国，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耕地。当时人口总额约五千万，官府鼓励垦荒，免征税赋三至五年，此后作为永业田。自耕农可以经营一二百亩，大多属于河滩沃土。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长江、黄河是两条母亲河，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一带更是得天独厚，农家是很富足的。变法之前赵宋已经历了一百三四十年，所有人都认为赵宋可以千秋万代，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恒产才有恒心，而仁宗年间百姓是有恒产的，尽管存在贫富差别。士绅们以钱购买熟地佃租给农户吃租，通常税赋之外田主所得不超三成，否则农户宁愿垦荒。丁壮每年服役五日，就是出民工。士绅之家出钱由官府雇劳役，并无纷争。士绅之家有条件读书求学，“学而优则仕”，例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生活是可以保证的，不一定依靠俸禄。三谏而不从则辞去，不把官位看的太重。自尊、自重、自爱是建立在有私家财产基础上的，而王安石变法正是剥夺私有建立公有，是温水煮青蛙。为的是北伐统一大业，振兴中华；

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李达佃种一二百亩地养活老娘与不学好的兄弟李逵是很无奈的，连媳妇都娶不上。官府推行青苗法春贷秋还，收利二分，李达并不需要。贷款额度是有任务指标的，国家是为了赚钱，并非为民服务。各级官衙成了逐利机构，权力经济迅速形成，权力主导一切。王安石是按推行新法的程度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官吏任免大权都掌握在新兴力量手里，不换思想就换人，拒不推行新法的发现一个换下一个。下面再加上一二分损耗，贷款收利就是三四分了。民间借贷通常是年利五分，并不容易借贷。李达不愿贷款，而李逵为之兴奋，非闹着要贷款不可，赌赢一把就回来了。贷款是需要保甲担保的，保长、甲长必须是殷实之家有偿还能力。李逵闹得不行，多次贷款都只贷不还，把担保之家赔得叫苦连天。衙门是不管那许多的，猪羊挑肥的宰。宋江尚好说话，戴宗可就没有颜面了，对欠贷户横加残害，多方敲榨勒索。李逵将人打死后逃走，李达被官府关押起来。幸亏田主出手相救，李达的愤慨可想而知。李逵投靠了戴宗，这是免役法实行之后产生的怪胎，流氓无产者们喜欢出入公门，官府征收人头税用于招用衙役，成为官府的鹰犬。
青苗法推行三四十年后，“洪太尉误走妖魔”已经成形了，大量的流氓无产者涌现，白胜就是这么个流氓无产者。“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是当时的民谣，白胜并非创作者。保甲长是由下面推选，保长相当村长。里长、保正则由官府任命，就是镇长、乡长。晁家过去应该是大户，担任保正，与县衙人员很熟。上挤下压并不容易，与宋江同气相求，引为知己。变法之前权力腐败现象很少，官员们知耻。变法之后官场不再知耻，梁中书公开每年向岳父蔡京孝敬生辰纲十万两，是公人们推车插旗一路招摇，各处官府严加保护的，公权力已全部私有化。杨志虽为官身，却是权贵的家丁，权力的鹰犬。上年生辰纲被劫，这次被晁盖一伙惦记上了，说不定还有多少惦记的。参加者大多是流氓无产者，没啥可失去的，例如阮氏三雄。空有一身本事，三兄弟连老娘都养不起，还不如上梁山了。官府只会残害百姓，不敢剿贼，欺软怕硬。
均输就是官府垄断市场，垄断物价，贱买贵卖，对百姓巧取豪夺。货主们往往无端遭到关押，只好廉价将货物卖给官府，这是计划经济的怪胎。只讲权力，不讲道理，官官相护。破产农民被迫沦为庄户，也就是农奴，太公庄主们占有生产资料，受制于官府。有些庄园既上缴皇粮国税，又得向贼寇们上缴保护费，也就是借钱粮，只借不还。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贼寇遍地，均没有了恒产。神宗年间对新法尚且犹豫，神宗死后由哲宗即位，刚刚十岁，是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王安石变法之前是儒家占据主流，例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王安石变法后，殿堂之上全是势利之徒，只知利，不知义。天下无道，江湖道义取代了春秋大义，取代了王安石思想，是出于原始的正义。李逵的嗜杀是在衙门里形成的，就是狱卒，专制政权最无人性之处。

程颢谓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为险要，或为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旧时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谓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颢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将悔之。”安石默然。
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

对于变法神宗悔之已晚，哲宗亲政之后记恨太皇太后与老臣们，认为曾经准备废了自己。对于孟皇后哲宗并不喜欢，宠爱刘婕妤，刘婕妤始终与皇后相争。太皇太后不喜欢刘婕妤，因其太好弄权，有机会肯定成为武则天。三代太后垂帘听政都很公正，从不偏向自家人，朝中风气很正。太皇太后当政九年，哲宗十八岁亲政锐气正盛。哲宗是打算继承神宗未竟之业统一天下的，成为汉武帝。反对司马光等保守势力，全力支持新法，将所有反对变法的全部打成奸党，全国设立奸党碑，令其遗臭万年。百姓们很不理解，怎么正人都成了奸党，邪人都成了正确路线代表？假丑恶战胜了真善美，法家路线取得绝对性胜利，直至两宋彻底沦丧。奸佞们是不管那许多的，只要活着时享受就行，死后哪怕天塌地陷呢。都是无神论者与彻底唯物论者，就是丛林禽兽思想，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壬戊，户部尚书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宁之初，将欲有为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条例司，选天下英材，设官分职，参备其事；兴利补弊，功烈昭著。元祐以来，天下用度，浸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在于今日，正当参酌旧例，考合得宜，以称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国裕民之效。然事之可与者方且毛举，岂臣单力所能胜任。伏望圣慈检会熙宁中置条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选通达世务之贤，同共考究。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其后用。”

太皇太后主政期间废除全部新法，哲宗全部恢复了，来势更加凶猛。奸党们被剥夺了话语权，百姓上告无门，官逼民反。《金瓶梅》就是反映当时社会，都是取材于社会现实。武松想按法律程序办事，结果此路不通，只能实行原始的正义。鲁达等亦是同样，法律已成为残民害民的恶法，对恶人毫无作用。上邪下正，好汉们只能替天行道，上层领域大多是衣冠禽兽。蒋门神等是依靠权力横行于世的，都有其保护伞，真正作恶的是其后面的权力。以暴制暴是衣冠禽兽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好汉们都是逼上梁山的。
徽宗年间国家最为富足，财政年收入盈余五千万，所以有条件大兴土木，花石纲应运而起。蔡京都皆是奸佞，经历了神宗、哲宗、徽宗三代，盘根错节已是树大根深。

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权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矣。
丙子，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

《水浒传》是民间说书话本，成书于元代中叶，尚未发生白莲教革命。书写的是江湖之事，也就是作者祖上史进之事，死于征方腊。施家由此败落，经历了整个动荡时代，是社会的产物。《水浒传》并未打算抨击揭露权力腐败，而是据实书写，将民间话本与戏文组织在一起，并非关门造车。结尾处就没法写了，那是又一个题材，靖康之耻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史书中的李逵是降了金，张顺、张横是南宋时代人，其余的就不知道了，征方腊后没活下来几个。方腊是以宗宣传发动革命的，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梁山好汉有所不同，都是王安石变法之后所产生的恶果。儒家是以民为本，法家是以君为本，以官为本；

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赍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光曰：“常衮辞禄位，犹知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