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儒法斗争

    两宋时期的儒法斗争是异常激烈的，由于法家取得了绝对性胜利，所以造成两宋沦亡，人心大坏，遗祸千古。宋太祖、太宗都是无知武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开创了赵宋盛世，群贤满堂。具有足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道理最大，以民为本。真宗年间南北构和，与西夏休战，仁宗时期文化复兴蓬勃兴起，欧阳修等儒家代表人物作为首相、辅相，选贤任能，立心为公。欧阳修明知道苏轼一出，自己的文坛领袖就当不成了，后人只知道苏东坡了，却毫不嫉妒，而是感到高兴。殿堂之上总是争论不休，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最后由皇帝作出决断。兼听则明；

    “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以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

    有先人长达四千年的探索总结，储君自幼就学习传统文化道德，是以王道作为君德的，殿堂争论是十分必要的，圣人与完人并不存在，人都有其短处。欧阳修培养了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等，都是学富五车，熟悉经典，是天下有名的儒家弟子。在下面时王安石是很谦让的，口碑极佳，只有苏洵拒绝与王安石往来，认为其心术不正，喜人佞己。这一点连儿子苏轼、苏辙都不赞成，谁不喜欢赞美？算不了啥缺点。苏洵二十七岁才有志于学，社会经验丰富，看人看的很准。相由心生，王安石不讲卫生藏污纳垢，就是楚人生活习惯。秦人的虎狼性与楚人的虎猴性是历史的传承，王安石虽然博学，为翰林则有余，为首相则不足，是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丞相肚里得能撑船，集众思广议后作出决断才不会有失误。王安石过于自信，过于看重自己。王安石在下时言必称尧、舜，以儒家继承者自居。一旦上位必以商、韩之术祸乱中华，为己千古扬名。王安石是很赞赏秦统一六国的，在自己的辅助之下赵宋是可以君临天下的，北国何足道哉？在众议之下司马光成为首相，主张以民为本，搞好国内的事，不要对外发动战争；

    “臣闻戎狄之俗，自为儿童则习骑射，父子兄弟相与群处，未尝讲仁义礼乐之言也，唯以诈谋攻战相尚而已。故其民习旅用兵，善忍饥渴，能受辛苦，乐斗死而耻病终。此中国之民所不能为也。是以圣王与之校德，则有天地之殊；与之校力，未能保其必胜也。”

    对司马光的保守爱国将领们是很反感的，只有有机会就擅自出兵开疆拓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绑架朝廷。儒家是很软弱的，面对这种情况两下争论不休，还得保持国体，不能对外丢人。儒家总给这些爱国将领们收拾残局，弄得十分被动，结果一寸疆土也未能扩充。王安石是主战派，司马光是主和保守派。神宗欲做有为之君，打败北国剿灭西夏，完成统一大业。对于司马光的保守很不赞成，而欣赏王安石，为的是振兴中华。这是一场激烈的儒法斗争，虽不见刀光剑影，却是精神思想领域中的一场大搏弈，决断权主要在于皇帝。神宗即位后想重用几位亲信都无法做到，对司马光等多有不满，究竟皇帝说了算还是大臣们说了算？论才学王安石不在司马光之下，司马光过于保守，啥时候才能振兴中华？必有非常之人方可建非常之功，此人非王安石莫属。前方将士们个个主战，总这么压制也不行，必须实行变法。皇帝总与王安石私下讨论，一讨论就是几个时辰，王安石是熟读书史的。当年百里奚入秦带去的是中华文化，商鞅入秦带去的是法家霸术。皇帝是急于求成的，在有生之年建功立业，如同秦始皇那样成为千古一帝。
    秦地为戎俗，实行的是奴隶制，奴隶主们是很悠闲的，过去就是一群社会寄生群体，整日里啥也不干。秦地以放牧养殖为主，土地都是公家的，并未实行井田制。商鞅大刀阔斧实行公有化改造，推行户籍管制，先把议政的不论说好说坏全部杀死，民间不许藏书与读书，只许接受秦法。广招列国流民开垦荒田，五年免缴一切赋税。秦人丁壮全部充军，父子兄弟分开，私下交谈者重加惩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移风易俗，秦国迅速强大，一切权力收归国有。秦人只以军功分等级，就是首功，以人头论功行赏。一颗人头赏功五十石或是拜爵一级，只论军功，在后方是无从立功的。这是激励机制，战时体制就是军国体制。
    赵宋需要的是强国弱民，建立军国体制，逐步将所有生产资料全部实行公有化，也就是国有化。由各级官吏作为管理者，将军民百姓都转变为当年的秦人，土地必须集中化。建立保甲制，设保正、里政，一镇设一里政，将政府权力一插到底。土地收归国有，建立农庄集中居住，由保正或保长们担任庄主，农民成为庄户。所有农作物都由官府掌控，粮食属于战略物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准备北伐统一大业。百姓必须服役，不服役者交钱免役，就是人头税。以君为本，以官为本，民是作为政治工具与战斗武器而存在，是必须忠君爱国的，为国奉献牺牲一切。思想言论必须高度统一，保守派必须全部排除，不换思想就换人。新人是改革变法的主力军，可破格提拔。王安石与弟子吕惠卿早有成算，吕惠卿就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保守派面对变法感到惶恐，向改革派发起了激烈进攻；

    “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时如唐、虞，跻治於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权霸之术，战国纵横之治取媚朝廷。陛下遽信其言，侵夺三司利柄，开局置官，引三人者议事，用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之徒，岂能通晓钱穀、周知天下利源乎？”

    “安石自应举历官以来，莫不尊尚尧、舜之道，以倡率学者，故天下士人心无不归向，谓之贤。陛下亦闻而知之，遂正位公府。今遭时得君如此之专，当以平时所学仁义之道，启沃上心，以广圣德。今乃首以财利之议，务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刚愎自任，则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为何如主也？陛下天资英悟，不世而出，尧、舜郅治，指日可复，今反以霸国诸侯之术，唐室衰世之事，诱惑上听，何不恭之甚也！臣等愿陛下运乾纲之断，夺安石重任，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当悉虑竭忠，以身许国，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阴自结援，更相称誉，以固宠荣。致安石奏对之际，唯肆强辨，多生横议，岂执政大臣之体乎！”

    “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页毕，上更命读一页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此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於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也。”

    介甫曰：“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赍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光曰：“常衮辞禄位，犹知廉耻，与夫固位且贪禄者，不犹愈乎！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 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於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逢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赍或以为万数。今郊赍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帷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将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

    上问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安石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荐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变以扰天下。”

        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为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今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

        “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也。如少正卯之才，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人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

    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术，类如故。吕诲中丞弹章故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

        从王安石变法建立农庄到贾似道推行公田庄，法家路线取得绝对性胜利，两宋沦亡的过程就是公有化社会改造过程，强国弱民过程，公权力逐步强大的过程。王安石变法期间尚有众多杂音，至贾似道主政时期，已无任何杂音。公有制就是官有制，君有制，皇帝想给谁就给谁，包括国土以及民财。靖康之耻时民间财物一扫无遗，全部送给北国。南宋沦亡亦是同样，所有国储全部归了蒙元，公田庄也随之解体。历代变法总有些社会改变，能留传下来一部分有利的。而王安石变法最后啥也没保持下来，并非由于保守派捣乱破坏，境外敌对势力加以破坏，而是百姓不认可。王安石喜人佞己，所以重用的全是佞人，传给了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继承人也全是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视权力比命还重要。司马光等儒家代表人物立心以公，苏轼常与司马光进行争论，毫不客气，事后并无隔碍。王安石等法家代表人物立心为私，都是喜人佞己，把自己的功业建立在剥夺百姓的基础上，以忠君爱国的名义满足私欲。王安石不贪财，只贪权，总在极力自我肯定，自我证明，为己辩解。出发点就是错的——以君为本，以官为本，坚持法家霸术，大搞一言堂，而王安石并非当代孔子，吕惠卿也并非当代颜回，自己树的神坛在当年就已经被人们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