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取材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人，显然《水浒传》的取材并非来自元末白莲教革命，也非来自对蒙元异族统治的逆反，实际上蒙元统治是很宽松的。《水浒传》文笔老道，廖廖数语就可勾画出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血肉丰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乃至如见其心，这绝非寻常儒生所能做到的。儒在元代属于臭老九，社会地位很低，蛮族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奴才与奴隶。元代戏曲繁荣，这与草原遗俗有关，居住分散的游牧民族最喜欢看大戏，听评书，听曲调，这不需要啥文化。闹洞房就是游牧民族带进来的粗俗，新婚三天没大小，不讲什么伦理纲常。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施耐庵是熟悉北宋末年，应该是其爷爷经常讲述的。他爷爷了解自己的父祖时代，就是王安石变法后的历史时期。届时推行方田制，土地高度集中，庄主、太公们已成为下层社会农业生产资料的主宰者。其儿孙们骄横霸道，并不把农户们当人看，就是一群农奴。天下无道，讲的是江湖之道。秦汉以来华夏是以春秋大义为道的，王安石反潮流，反历史，以王安石《新经》取代春秋大义，导致小人在朝，君子在野，上邪下正。当道者都是势利之徒，专制社会最邪恶的就是牢狱。狱吏们的肆无忌惮敲榨勒索，官场腐败，施耐庵并未特意描写，已是令人震惊了。
    蔡京、童贯、高俅等确有其人，秦桧妻子王氏就是童贯的干女儿，秦桧的阴险远远超过高俅。《武松传》先于《水浒传》，是流传民间的说书话本。元代戏剧多种取材于梁山好汉，来自《宣和遗事》，借古讽今。众多文人侧身于戏剧创作，或成为书会才人。《水浒传》的成书应该在施耐庵五十岁至七十岁之间，已是传神之笔，颇具史笔文采。不论主次，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血肉丰满，是取自生活实际。阎婆惜等众多女子无一雷同，董超、薛霸等众多公人无一雷同，各具特色。即便庄户、店小二们都别具一格，太公们更是如此，均有其人物取材，并非是在说故事。《水浒传》的取材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长达数十年的精雕细琢，反复修改。施耐庵既无钱，又无闲，是怎么做到的呢？应该与其谋生的职业有关——施耐庵本身就是下层社会流动的说书人。
    施耐庵有其祖上以及父祖的遗传，又知道儿孙们的所思所想，上下七代人了然于心。再加上与听说群体的互动交流，高高在上的说书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起初施耐庵是在记录说书要点，点点滴滴越记越多，并随时加以修改完善以引起听书者们的共鸣。说书效应是主要的，文以载道是次要的，施耐庵并无宣扬革命造反的思想意识。原始的正义是自然流露的，来自下层社会，来自百余年的社会动荡。蒙元异族统治也在假模假样的尊孔，这对犬儒群体起作用，对施耐庵并不起作用。施耐庵只是铺垫故事情节，并加以修饰，其文化修养起主要作用。
    《宣和遗事》距离施耐庵较远，素材很少。而南宋年间的杨幺等，以及末年的杨安儿、李成、杨妙真等距离很近，不过二三十年。杨妙真等女中豪杰就成了《水浒传》中女将们的原形，不知春秋大义，只知江湖之道。以朴素的原始正义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战乱百余年，杀人已不再是大奸大恶，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作者显然是对武松、鲁智深、李逵等是赞许的，这也是下层社会群体普遍心理，百姓们是反对官府的，但是并不反对皇帝。
    白莲教是以宗教形式聚众谋反的，王安石思想曾经作为宗教形式，以官方主流形式通过学校以及科考强行宣传灌输，两宋沦丧之后已成为历史。信仰缺失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整体溃败，白莲教大行其道，宣扬鼓吹暴力革命。施耐庵显然并未受其影响，对契丹辽人也无反感。杨安儿、李成、杨妙真就是降宋之后又降金、降元的，视利益所向。作品中吴用并不反对与辽人合作，革命赵宋。李逵总叫嚣杀上东京，夺了鸟位，与南宋末年的乱世枭雄们是同样心态。后来白莲教红军将士朱元璋就是这样，与中央红军会师后除掉了革命领袖小明王，自己成了明王，并建成了朱明家天下。白莲教遭到禁锢，严厉镇压，当初的革命目标再也不提及了，而是权力世袭，永保红色江山。
    施耐庵显然并未为绿林好汉们找到出路，是很茫然的。罗贯中是后生，师从施耐庵，受其不少影响。罗贯中著述的《三国演义》取材于正史，是以春秋大义作为衡量是非标准的，所以将刘汉作为正统，曹魏作为篡逆。事实上礼崩乐坏之后华夏就转入丛林社会，强者为王，春秋大义已不适用了。三国归晋之后就是贵族门阀世袭，进入黑暗政治时期，汉人统治多次亡于异族并不奇怪。隋唐统治就是鲜卑贵族之后，华夏并不分种族肤色等，也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华夏价值观，是精神领域。华人随顺蛮夷则为蛮夷，蒙元统治时期汉人也被外国视为鞑子，尽管只是鞑奴。蛮夷随顺华夏则为华夏，例如鲜卑统一中国后全盘汉化，禁止穿胡服，说胡话，写胡字，胡说八道等，改造了鲜卑民族，连姓氏都全面汉化了。隋唐被后人视为汉人统治，也就是华人统治。哪怕是白人或是黑人接受汉文化，就成为华人，与人种血缘无关。即便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也不当用，可以转变为任何国家的人，形是华人，神不再是华人，精神思想起决定作用。
    《水浒传》改变了毛泽东，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水浒传》的社会影响力比其它作品要大得多。明末的乱世枭雄们都以梁山好汉自居，相对而言，只盯着上层领域的传教士们是很失败的，尽管使尽了着数。明末帝崇祯曾崇尚天主教，后来又大反天主教。张献忠表面上封传教士为国师，实际上是准备拿传教士的脑袋祭旗。残明皇帝们的身边都有传教士，宗教必须依靠强权推行，满清皇帝身边也有众多传教士。有华夏传统文化道德，天人合一理论，宗教只能在无知群体中传播，在有知群体中是鲜有市场的。宗教形式总在不断的变化，当暴力革命理论转化为宗教，也就走到头了，物极必反，因为人心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