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死后的文化复兴

秦桧只要活着一切都将继续，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是由极权等级制假丑恶本质所决定的，绝不能允许异议存在，只讲权力，不讲道理。这源自儒与法之争，真儒与犬儒之争，建成人类社会与丛林社会之争，以民为本与以君为本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自然社会与人造社会之争，无神论、唯物论与有神论、天人合一之争，正与邪之争，开启民智与愚民政策之争，人与人生而平等与生而不平等之争，共和制与奴隶制之争，道理最大与权力最大之争，思想文化开放与思想文化管制之争……。

犬儒们将民视为羊，各级官吏作为牧羊人，皇帝就是天子，代天行命，就是神的化身。这本是蛮夷之邦以宗教方式的愚民政策，被专制统治者们所青睐，并通过法家将其中国化了。民只可盲从，是不应该独立思考的。有宋以来的思想者们都被打成奸党，严加管制，例如苏东坡等；

自王安石变法，章惇、蔡卞继之，至靖康间，大臣尤庸缪，以至败乱。

君子消尽，小人虽退，不免用庸人。

王安石思想的核心是无神论与唯物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否定所有传统文化道德，在秦制的基础上加强人造社会，重点在于改造人。先秦三千年华夏是自然社会，礼崩乐坏之后才进入人治社会。自然社会是长期和平发展，尧舜时代是炎黄子孙心中的理想社会。小政府，大社会，中央政府天官三百六十五位，并不脱产。包括帝王之家都是男耕女织自食其力，没有奴隶与压迫，人与人生而平等，均田平等，没有国家武装与任何税赋。民不知帝力，尧舜住的是茅草屋，没有政务时就是下地耕作，太平无事。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天理良心作为衡量是非标准，神在体内。

“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天地人三位一体，三代之前这是常识，帝王必须知农、知医，方可为天下公仆。玄就是精神，化就是物质，人是天地之子，精神来自于天，形体来自于地，体现的是天地之道。人类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天生、地养、人治，三位一体。人受命于天，本命星为人的元神，也就是人的真神。星为日生，星为精神，是太极宇宙精神的组成部分，类似人体中的原子，神是光。辰是物质，是道成肉身，出自精神变物质，无光。作为人类本命星的元神可以在大地上表现无数次，一次就是人生一世。人类形体随着自然变化而变化，曾有巨人世与小人世，动植物的比例总是相称的，例如壁虎与鳄鱼等就是史前的恐龙。

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绝对的并不存在。太极宇宙以三为纲，以八为目，上中下三停无处不在，八卦无处不在，是自然普遍运动规律。“在天为玄”是上停空间，为阳。“在人为道”是中停空间，为阴阳合体。“在地为化”是下停空间，为阴。生命越是低级其运动规律越迅速，相差一百零八倍。人身上中下三停亦是同样，天类人，人类天。总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人事近，天道远。当人世间阴阳不调，就会出现上天示警，如同人体疾病预兆。精神领域通过修德可以挽回天意，心正则万事正，心不正则万事皆不正。

女子属阴，女巫们是可以预知即将发生的事。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此项功能，例如篮球一出手就知道能否进框，人类是有预知功能的，强弱之分而已。蛮夷之邦神在体外，是否定天人合一的，将具备预知的女巫们以火烧死，只有代表神的先知们垄断话语权，肯定奴隶制，成为神的使者与代言人，神的牧羊人，也就是宗教神殿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蛮夷之邦越来越向天人合一靠拢，以天理良心作为衡量是非标准，不再以原教旨作为衡量是非标准。消灭异教徒的“圣战”越来越不得人心，残杀无辜不可能上天堂，神的旨意已经被人的良知所替代。

法家是人造社会，神化强权，以奴婢制改造中华，毁荡中华。法家代表人物总是否定传统文化道德，以改造社会，改造人为己任，建成人造社会，也就是极权等级制，建成奴隶主们的理想社会。从王安石到蔡京、秦桧一脉相承，思想文化管制日甚一日，长达七八十年，毁掉了三四代人。秦桧死了之后，思想文化复兴蓬勃而起，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朱熹，是继承发扬北宋年间的文化复兴，被誉为“程朱理学”。朱熹提倡“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践，通过事物的表面探求其中的道理。道就是天道，理就是天理，人心是必须附合天心的。朱熹虽然曲高和寡，可是人心向善，都对其非常恭敬；

熹少孤，从延平李侗学。弱冠，中进士第，调泉州同安簿，官满，当路尊敬，不敢以属吏相待，同安之民不忍其去，五年而后罢。于是慨然有不仕之志，筑室武夷山中，四方游学之士多从之。帝闻其贤，故召之，熹卒不至。

如此一来，人们就不再以王安石思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否定王安石的声音越来越高，神坛已经站立不住了。孝宗是个弱君，不但事事都得请示作为太上皇的高宗，连太子妃都得由太上皇赐予，这位宫女是太上皇的干女儿，是负有监督孝宗父子的任务的，孝宗毕竟是疏族。太子妃极其骄横，孝宗父子是不敢惹的。太上皇也表示后悔，并不知情。就这么过了二十七年，太上皇不必再给大金做侄皇帝，而由孝宗做侄皇帝了。这个侄皇帝并不好当，上挤下压，大金天使动辄训斥一番，作为臣子还得感谢天恩。等高宗一死，孝宗也急忙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也做起了太上皇。事实上无论高宗还是孝宗都是感觉耻辱的，秦桧等奸佞本是无耻之徒，自然感觉良好，所有势利之徒都是同样。病根是在王安石，大臣们上奏道；

“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溺人心，驯致祸乱，不应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绝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帝，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不听。

春，正月，辛丑，侍御史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安石之说，则专尚穿凿；主程颢之说，则务为虚诞。虚诞之说行，则日入于险怪；穿凿之说兴，则日趋于破碎。请诏有司公心考校，无得徇私，专尚王、程之末习。”从之。

否定王安石新经的声音越来越高，犬儒们也无法为其遮掩，只好一概否定。民间掀起讲学热，这是犬儒们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大肆宣扬讲学误国，靖康之耻就是由于讲学所导致的。只要将人性转化为狼性，全民尚武，走秦国变法之路肯定强大。父亲陷于阵中向儿子呼救，儿子掉头不顾并无不妥，理应留下有用之身以忠君爱国。讲学风兴起，犬儒们也侧身其中以售其奸，可是影响力并不大，只能求助于强权。孝宗对苏东坡印像不错，也很同情岳飞，还不能表现出来。在二十八年里积小步为大步，下面提及就趁势改正，高宗也就不太反感了；

丁亥，特赠苏轼为太师。

苏轼在经筵，缴《奏陆贽奏议表》云：‘人臣献言，正如医者用药。药须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

文宣王从祀，去王雱画像。

戊寅，赐岳飞谥曰武穆。

丙寅，录岳飞、赵鼎子孙，赐京秩。

“格物致知”肯定要品评历史，臧否朝政，向北国称臣是最大的羞耻。犬儒们一再声称金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武力征服是合法的，强者为王并无不妥。宋国只要仿效当年的秦国，有商鞅那样的人才肯定能振兴中华，统一全天下。前提就是以君为本，强君弱民，国富民贫，民一吃饱饭就不想打仗了。没有左与右，只有正与邪，秦桧的后人是很尴尬的。思想文化管制一放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孝宗时期是很活跃的。孝宗也曾打算出兵北伐一雪国耻，臣子们劝阻道；

“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末言：“古先圣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业，其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纪纲。愿开纲谏诤，黜远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先务之急，庶几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

欲复中原之土，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有以得吾境内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内百姓之心无他，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

先是栻见帝，帝曰：“卿知敌中事乎？”对曰：“不知也。”帝曰：“敌中饥馑连年，盗贼日起。”栻曰：“敌中之事，臣虽不知，然境中之事，则知之详矣。”帝曰：“何事？”栻曰：“比年诸道岁饥民贫，而国家兵弱财匮，小大之臣，又皆诞谩不足倚仗。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帝默然久之。

有太上皇在，有秦桧的班底在，孝宗注定不会有太大作为，举国上下都是势利当前，精神道德无所谓。朱熹欲挽大厦之将倾，徒劳无益，上邪下正，众枉难矫。只能在精神领域有所阐述，在物质领域是无所作为的。极权等级制就是个邪恶体制，建立在假丑恶之上。儒家学说是入世学说，以拯救世道人心为己任。道家学说是出世学说，不管那些个鸟事，千百世不过是南柯一梦，人生不过是一场梦。我神在天，形死神在，神游太极，九天之外看世界。修道之人一入定就真魂出壳，进入极乐世界，形体如龟如蛙无生无死，不寂不灭。所以不把尘世兴衰当回事。儒家弟子们则大为不同，苦苦挣扎，炎黄子孙还是越来越坏，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日益蛮夷化。这是由体制所决定的，百代皆秦政。啥样的社会就产生啥样的群体，人是社会的产物。儒家以正心为本，程朱理学被上层领域视作伪学；

今世之儒者，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方且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时读书不见于用。”

癸卯，知南康军朱熹疏言：“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今民贫赋重，若不讨理军实，去其浮冗，则民力决不可宽。惟有选将吏，核兵籍，可以节军费；开广屯田，可以实军储；练习民兵，可以益关备。今日将帅之选，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为费已是不赀，到军之日，惟事裒敛刻剥以偿债负。总馈饷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阴，交通货赂，其所驱催东南数十州之脂膏骨髓，名为供军，而辇载以输权幸之门者，不可以数计。然则欲讨军实以舒民力，必令反前所为，然后可革也。军籍既核，屯田既成，民兵既练，州县事力既舒，然后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复流移漂荡之患也。

　　“所谓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