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斗争是道理最大与权力最大之争

    人类社会道理最大，丛林社会权力最大。儒法斗争是道理最大与权力最大之争，也是建立人类社会还是建立丛林社会之争。炎黄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三千余年是允许争论的，而且鼓励争论，官府要民间采风，设進善之旌、诽谤之木、肺石等鼓励百姓提意见，以通上下之情，以民为本。道理最大，理不辩不明，就连被革命的夏商都有言论自由与集会结社自由，政府并不干涉。兼听则明，集众思广议才能够治理好天下，靠武力镇压是行不通的。夏桀、商纣、周厉等反面教员史有明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礼崩乐坏之后戎狄乱华，上层建筑的权力腐败促成了这一切。最为腐败的无过于卫国贵族，出现商鞅这类人物并不奇怪，是邪恶的贵族思维。商鞅变法就是只讲权力，不讲道理，权力最大，敢于议政杀无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经常与学生们争论，道理最大。学生们对孔子并不客气，横加刁难，这就是儒家的特点。孟子是个辩论家，也是常常争论，道理越辩越明。孔孟都是在争论中不断的提高自己，修正自己，以达到自我完善。
    司马光与苏轼等在殿堂之上争吵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但是都明白对方是出于公心，为国为民，事后并不记恨。王安石变法前朝中很乱，很少达成一致，总在争吵不休，民主就是个低效混乱，在低效混乱中减少了决策失误。即便皇帝乾纲独断发下内诏，臣工们也可驳回，不往下发，以辞官作为抗争。君子不把官位太当回事，辞让是美德，总是拒绝提拔。责任太重就没工夫读书了，解决温饱就足够了。
    法家人物则不然，认为权力最大，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包括真理解释权。所以一掌握了权力马上禁止争论，大搞一言堂，不换思想就换人，把物质放在首位。以势利收买同党，必须站在权力一边，不论是非对错。王安石将所有异己之人全部清洗，选拔赞同自己的人作为新生力量，基本是奸佞势利之徒。设立警察特务机构，专门盘查反政府言论，以言定罪。利用学校培养奴化人才，以贯彻法家路线。
    北宋年间文化思想是很活跃的，程朱理学就是对先秦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论的继承与发扬，是一次文化复兴。邵雍等探讨太极之数，这是理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群体对入仕与否并不在意，专心求道。王安石博学强记，是很聪明的人，在官场中熏染了势利之心，发生了逆转，弃儒重法。与吕惠卿一拍即合引为同志，探索强国弱民之策。首先就得禁锢思想言论，言论一致才能办成大事。这一次可不是走秦统一六国之路，而是大宋统一全世界，君临四海。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必须神化君权，以君为本，军民只能作为君主的政治工具与战斗武器。“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连周边弱小都无法统一，更别说强大的北国了。就是群井底之蛙，盲目自大，自我膨胀。
    保甲等严密的户籍管制极大的制约了思想文化交流，反倒形成众多的黑恶势力，流民们被逼得都由人变成了兽。庄主们有权驱逐不服从的庄户，国家保护奴婢制，逃奴是违法的。类似西门庆、镇关西、蒋门神等成为官吏们的党羽，红黑两道残害百姓，家资万贯也不当用。苏氏兄弟流放到穷苦之地连买住房都不中，不听话，就饿饭，必须改造思想。天下土地都成了方田，农户们都成了庄户，太公们是不敢得罪官府的。哲宗、徽宗重用蔡京等人，更加变本加厉；

    戊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馀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
　　元祐奸党，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司马光等二十七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四十九人；馀官，秦观等一百七十六人；武臣，张巽等二十五人；内臣，梁惟简等二十九人。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
　　壬戌，蔡京奏：“奉诏，令臣书元祐奸党姓名。恭唯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罚，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东壁，永为万世子孙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谨书元祐奸党名姓，仍连元书本进呈。”于是诏颁之州县，令皆刻石。
　　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安民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

    奸佞当道之后，频繁发动对外兼并战争，拓疆万里，兼并弱小。即便如此，国库还是猛增五千万，徽宗可以大兴土木。竭尽民间膏血以奉上，被视为忠君爱国，反对战争的都被骂为汉奸卖国贼。童贯因功封王，奸佞们把持了将官的任免大权，无官不贪。只讲权力，不讲道理，文化思想言论管制日甚一日，宋江吟反诗险些丧命，苏东坡是严加管束对象。以言定罪已成为法律，祖制已经没用了，“祖宗不可法”。只有王安石著作一花独大，宋末的文化思想高度一致，奴化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奴婢性的特色就是媚上欺下，恃强凌弱，亡宋的金人可是群强者，所以宋军见了就逃。二帝被俘，宗泽奔走呼号，泪尽继之于血，百万宋军竟然无一人前来。这就是奴化教育的结果，面对强者奴婢们是不敢出头的。秦桧坑杀岳飞亦是同样，只有被解除了兵权的韩泼五质问了一句，被秦丞相以“莫须有”顶了回去，此外无人为岳飞说话。权力最大是历朝历代法家代表人物的共识，有了权力没必要讲道理，异己镇压下去就是。只要高举忠君爱国，振兴中华的大旗，就无往而不胜——对外可就不一定了。奴婢们只能服从，狼主们可不听那些，强权即是公理。王安石、蔡京、秦桧等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把物质利益放在首位，精神并不重要。据说王安石死前感到后悔，为时已迟。嘱咐烧掉所有著述，儿孙们假烧真留，这可是法家路线的真经。儒法斗争是道理最大与权力最大之争，所有法家都是禁止争论的，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也是纳粹法西斯理论的祖先。

    国子祭酒杨时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尝称美汉文不作露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曾不知尧、舜茅茨、土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朱勔以应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实安石自奉之说启之也。其释《凫鹥》之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诗》之所言，正谓能持盈，则神祗祖考安乐之而无后艰耳，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后蔡京辈遂轻费妄用，以侈靡为事。安石邪说之害如此，伏望追夺王爵，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