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所推行的强国弱民政策
经历了乱五代,百姓是需要休养生息的。梁唐晋汉周五代皇帝都是贼寇成王,哪股势力取得北国的协助就可取得中原。北国自然不能白白出力,是要割让大片汉唐旧疆作为答谢的。赵宋是篡夺的柴周天下,自然不必感激北国。政权稳定之后,反而出动大军进行北伐,非要把汉唐旧疆全部收回来不可。北方鞑子尚处于游牧渔猎状态,农耕很少,北方寒冷。鞑子本是半人半兽,是些北方的狼,头狼只要抵地一嚎叫,群狼就应声而至,狼主是很有威望的。狼性是不讲啥道理的,强者为王,狼主总是由最强者出任。贼寇首领与狼主们是互相利用,各占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作为牛羊的百姓是没啥自主选择的,自主选择就是句屁话,就是丛林时代。
宋太祖、太宗出身低微,了解民间疾苦,所以解除言论管制。不论官还是民都可以随时进言,群策群立振兴中华。于是涌现出大批出色人才,北宋年间的人才数量是历代之最。“穷养猪,富读书”,人人都有上进心,朝廷也是择才而举,择贤而用。太祖、太宗知道苛政猛于虎,所以立法宽松,鼓励垦荒,民以食为天。首相赵普没读过书,于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以民为本。赵宋后人腐败是必然的,奴婢制下的极权等级制本来就是个邪恶体制,天生就把人分成不同社会等级。主奴分明,主子们人性越来越少,兽性越来越多,人都是自私的,这就是人类的不完善之处。
民富国贫是王安石变法之前的社会状况,国家财政出现亏空,主要是年年支付北国五十万两银,西夏二十万两银,数十年积累下来就是个巨大的亏空。司马光、苏轼、苏辙主张官府节俭,官吏数量太多,没必要设立十余万公务员,宫中也要节俭,以舒民力。和平年代养兵要少,对外有争执的土地索性放弃,左右也无法耕种,还得经常进行战争,都是拉锯战与消耗战。儒家主张以民为本,谁占有土地并不重要,只要百姓日子过的好。周代天下一千八百国,大一统没那么重要。
王安石、蔡确等大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祖宗之地一寸也不可丢,怎么能弃地数百里呢?君临天下才是有为之君,皇帝理应统帅全世界,解放全人类,拯民于水火。当前皇军只能加强,不可削弱,要时刻准备打仗,收回全部汉唐旧疆,振兴中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军民百姓是需要作出一定牺牲奉献的,死的重于泰山。百姓一富了就惜命,强国弱民政策才是走正路。
专制政权的基础是官僚体制,王安石、蔡确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爱国是无条件的,国家强大百姓才能幸福。以君为本,紧密的团结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身边,大力推行新法,以此作为官吏的考核政绩。神宗选择了王安石、蔡确等法家路线并不奇怪,法家路线正符合皇帝的心思。华夏以农桑立国,新土改轰轰烈烈开始了。首先是大力推行公社制,建立井田,实行土地公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从理论上讲所有土地都归国有,也就是皇帝所有。设立保甲法,甲长相当于小队长,保长相当于大队书记,保正相当于公社书记。例如《水浒传》里的晁盖,与县里的刑警队长朱仝、雷横就是老铁,是有一定权力的。土地集约化承包给大户们,例如史太公等。史进不造反也不善经营,庄户们是没啥权力的,由庄主们对官府负责。所有社员都聚居一处,方便管理。一人犯法,全甲处罚,实行株连。太公与庄主们才是土地的管理者,庄户只作为农奴存在,啥权力也没有。
公社建立之后,实行方田,就是王莽变法的井田,每年什一税管庄主要就行了,官府省了许多的事。大力推行青苗法,说是贷款自愿,年利二分,事实上贷款额度是按耕地面积摊派下去的。考核官吏主要视其推行新法的力度如何?官府强迫农户必须贷款,否则多方刁难,都是破家灭门的知县。此前官府权力设置到县级,变法之后深入到保甲,乃至每家每户。农户必须出免役钱,也就是人头税,还得耕作方田。所有损耗运费等等都由农户摊派,保长、保正等也从中渔利,权力决定一切。每年牢狱都人满为患,衙前站了一大排身负重枷的抗税农户们,杀鸡警猴。狱卒们更是如狼似虎,《水浒传》里描写的很清楚。平常年景三四成收入归了官府,一遇灾年百姓就活不下去了。类似白胜等无地流民无以数计,就连庄主们都不肯收留,嫌其不能好好干活。
王安石所推行的强国弱民政策立杆见影,国富民贫,财贿上流。蔡京女婿梁中书仅靠发放土地经营权年入百万不成问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需要索贿,下面送礼都送不进去,这就是权力集中的优越性,实行的是权力经济。流民大量增加,国家垄断一切,把持一切,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已成为历史。民弱才能国强,与民为敌,率兽食人。官逼民反,天下皆贼,朝廷镇压不了得就被迫招安,贼首又成了官。各级官吏是衣冠盗,也就是合法强盗,各有其势力范围。贼寇是非法强盗,一旦足够强大,就被承认为合法强盗,黑社会与红社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渔肉百姓。来自北方的狼打败了这些禽兽,自然成为合法统治者,被后人所赞颂。其实无论辽鞑、金鞑、元鞑、满鞑等,都是异族入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元鞑灭了西域列国,杀死所有高于车轮的男子,与女奴们的奸生之子形成俄罗斯,鞑靼就是丛林时代的最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