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佞群体在靖康之耻中的丑态

    奸佞群体向来是高调忠君爱国的，徽宗年间更是喊叫得响亮。哲宗暴死，徽宗意外做了皇帝，高俅等亲信就发了迹。谋害林冲还是小事，徽宗即位后加强舆论管制，对苏轼、黄庭坚等敌对势力的迫害更上一层楼。学校成了奴化教育场所，科举就是选拔合格的奴才，必须以王安石注疏三经作为取士标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权交由太监童贯，文化交由蔡京、蔡卞，这可是皇帝放心的人。童贯不会黄袍加身，别人可保不住，例如李纲。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之子娶了皇家公主，蔡京这个当老公公的得跪拜儿媳行君臣大礼。王氏成为京城旺族，新科状元秦桧成为豪门赘婿，娘家的陪嫁压倒半个京城。姑表亲李清照可就差远了，同为才女，王氏是很得意的。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玄宗盛世肯定被后人吹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靖康之耻，徽宗盛世更是无与伦比。都是财贿上流，京城遍地黄金，说不上怎么繁荣昌盛了。秦桧夫妻赶上了金兵破了京城，这么一来损失就大了。皇家禁军本来划分势力范围，吃喝嫖赌都是公务，这样的军队甭说抗战，连军营里的伙食都咽不下去。借口赏赐不到位，一哄而散，由兵变了贼。上次徽宗把皇位让给钦宗，带着金银美人们西逃，结果在路上被护卫的将士们给抢了，连美人都抢了。钦宗也准备跑，把低级官吏李纲提拔了上来，否则无人肯出头。李纲是了解这些禁军的，没说忠君爱国等屁话，而是询问将士们；“父母妻儿都在京城，是愿意抗战还是愿意护卫皇帝出逃？”将士们表示愿意抗战，钦宗一琢磨也得半路被抢，也就不走了。李纲力挽狂澜度过了危机，禁军们又原形毕露，把李纲气得暴跳如雷。征招了十万农家子弟，这哪行？赵宋江山咋来的，难道李纲也想黄袍加身？对于后来的宗泽、韩世忠、岳飞等都是如此，兵权绝不可旁落，必须牢牢的掌握在皇帝手里。
    靖康之耻可就没有李纲了，招安梁山贼寇的张叔夜麾下无一位梁山好汉，都遭到坑杀。张叔夜也遭到猜忌，这是皇家的特色。京城根本守不住，禁军们掉过头来成为金人的帮凶，搜刮全城金银珠宝，全城妙龄女子，搜捕赵宋宗室，把金人按名索要的官吏全部押送到金营，不劳金主子费心。奸佞们成了新朝臣子，按金人之意拥立张邦昌为帝。对此秦桧是很不赞成的，秦桧认为应该册立赵宋之后，可以安定人心。赵宋成为儿皇帝，大金成为父皇帝。儿皇帝每年剥夺百姓膏血孝敬父皇帝，效果是同样的。按理说秦桧是了解宋人心理的，愚蠢的金人啥也不懂，金兵一撤张邦昌的强势马上消失。秦桧一直没有改变这个理论，后来取得了金酋的赞赏。王氏可是位才貌双全的妙女子，出入金酋大帐可以随便，秦桧就不行。秦桧也当上了金国随军参谋，日子过的比徽钦二帝强多了。后来夫妻神奇的突破二千里金人防线，兜售其卖国理论。高宗闻听乐得三夜没睡觉，儿皇帝之位有望了。
    金人不上那个当，将来子承父业岂不是中了宋人的奸计。只答应当伯皇帝，高宗为侄皇帝，纳贡是巨量的，取之于民，用之于金，只要能保住势力范围。岳飞、韩世忠总在捣乱破坏，真过了江这二位拥兵百万，天下还能姓赵么？他们不想做皇帝，下面还想当将相呢，肯定黄袍加身，还不如做侄皇帝呢。秦桧带头跪拜大金皇帝圣旨，高宗是免跪侧立，奉大金为中国。
    童贯虽说没了卵子，却皮厚肉坚，满脸胡须，性情刚狠暴躁，一看就是个武人。大概太监因功封王的仅此一位，算是空前绝后了。对于弱者童贯如狼似虎，面对金人跑的那叫个快，数十万将士也没他的狗命重要。这位三军总指挥与蔡京、蔡卞、高俅等同样，就是个奸佞。忠君爱国都是假的，爱的是自己。溃兵变成贼，贼受招安又成了官，郑广就是位乱世豪杰，与接受招安的梁山贼寇同样。聚会时文官们摇头晃脑吟诗作赋，是很瞧不起招安之人的。郑广高声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转瞬之间一切都成为梦幻，徽钦二帝与秦桧等都成了金人的俘虏。所有财富均被搜刮一空，娇滴滴的富家女子都沦为随军娼妓。百万宋军大多变成了贼，真正抗战的屈指可数，全民腐败。“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恶果。人不知是非善恶，只知势利，中华民族已沦为劣等民族，连野蛮的金人都瞧不起。奸佞们是至死不悟的，秦桧之流坚持以君为本，以官为本，宁可当儿皇帝、侄皇帝。不知廉耻是奸佞群体的本色，岳飞、韩世忠等读书不多，中奴化教育之毒较浅，奸佞们可就没救了。梁山好汉们大多不知书，宋江、吴用中了奴化教育的毒，所以力主接受招安，欲为奴而不可得。
    金人本是朝鲜的一部分，是满人的先祖。最初兵甲不及千人，一上万人就不可敌了，满人也是同样。东北虎狼们肯定必大宋鹰犬们更加凶残，而且没那么多的花花肠子，敢打敢冲。事实上宋军的武器装备等远胜金人百倍，数十万石粮食无人负责，只顾自己逃命，全部都资了敌。汉民族如同百病缠身的衰老凤凰，是需要烈火炼凤的，才有希望重获新生。总是自我赞美，自我肯定，拒绝一切劝告，视之为污化抹黑，再有千百个苏东坡也没用。谁说了算谁负责，在此问题上不能“春秋责备贤者”，乃体制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