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所弘扬的原始正义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乱世，是说书评话，作者施耐庵是书会才人，也就是个穷儒，屈居下九流，社会地位比优娼还要低，只比乞丐强一点。说书的是吃开口饭，哪方面也得罪不起，尤其是公人们。满世界都是高俅、牛二、董超、薛霸……，角色一抓一大把，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满目皆是，就是个禽兽丛林社会。施公以元末为时代背景，书写北宋末年，历史都是相似的，百代皆秦政。秦法是为君主社会制订的，有利于君主，不利于百姓，专门指鹿为马。
    君主社会最为宽松的莫过于宋代，祖制不许杀害给皇帝提意见的，死刑必须经过五审，由君主作出决断。经常大赦，许多地方常年牢狱空空，鲜有犯罪的，没必要。君主社会到了下面就是官主了，后来是奸佞当道，把敢于提意见的全部淘汰，留下的都是歌功颂德捧臭脚的了。徽宗年间国力昌盛，天下太平，奸佞当道，徽宗满耳听见的都是奉承话。主管宣传的是蔡京，垄断话语权，把异类苏东坡、黄庭坚等都打成了奸党，严加看管，不许乱说乱动。权力腐败大行其道，不腐败还真对不住其所拥有的专制权力，所以蔡京女婿梁中书每年孝敬岳父生辰纲十万两。
    权力腐败是因，天下大乱是果。天下钱财是有数的，不在民，必在官，总在官夺民财。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就是原始的正义，与君主所制订的王法恰好相反。高衙内好色，林娘子遭到纠缠，源于权力的傲慢。林冲若是奴骨，把娘子主动献上，争取进步还是大有希望的。升官发财之后，再从下属女眷们身上加倍捞回。错就错在不甘堕落，也就是知耻，而官场是需要无耻的。林冲是被逼上梁山的，是被权力腐败所逼。
    鲁达理应成为权力的鹰犬，才是本分，而非打抱不平打死郑屠。明白人遇到此类情况都是护着有权有钱的，可从中渔利。公人的代表是董超、薛霸，历朝历代的董超、薛霸都是有权有钱人的帮凶，整死个人如同踩死个蚂蚁。对上如犬，对下如狼，公人的角色就是狼狗。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郎这类人物满大街都是，这是极权等级制社会的畸形人格，是势利性与奴性的混合体。
    《水浒传》的传播是很迅速的，社会影响极大。借此又衍出了《金瓶梅》，深受下层社会欢迎，主要是引起共鸣。明末清初，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等说书人名噪江南，与宋末元初的社会恰好合拍，人们感同身受。就连流贼都借用梁山好汉的名号，以表明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天子理应替天行道，结果是由江湖好汉们替天行道，权力腐败正是得到了皇帝的庇护。
    《水浒传》所弘扬的原始正义是百姓心中之法，也就是渴望民主社会。人心向善，这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法律本应维护正义，而非相反，成为欺压良善作恶的工具。无论是林冲误入白虎堂还是武松击鼓告状，权力腐败打击正义，维护邪恶，只能替天行道，而非按法律程序办事，那纯粹是句屁话。得看是谁的法？王法应由君王率先遵守，官法应由官员率先遵守，绝非依法治民，除非法律是民主制订出来的。由恶龙、猛禽、猛兽所形成的专制政体兽心向恶，衣冠禽兽们并不讳言，官服都是补服，按官品绣上猛禽、猛兽，将自己等同于禽兽，协助恶龙强制性牧民，世道人心只能越来越恶。明代李贽等学子高度赞扬梁山好汉们，就连清初的陳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等文坛名流也抱赞成态度，与朝廷多次查禁《水浒传》持相反态度。主张原始正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林冲、武松、鲁达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些执法者们。法是主持社会正义，否则没必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