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的思想文化管制

    王安石实行变法，不换思想就换人，从中央到地方换下了一大批人。于是以权力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然是靠权力致富。万金之家若是被权力给盯上了，转眼之间就变成穷人，而且性命难保。这叫以法治国，学的是秦始皇，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思想文化管制是重中之重，绝不可允许存在不同声音，不许任何人诽谤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要长期坚持法家路线不动摇，以君为本，以官为本。思想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官吏就是决定的因素。考核政绩必须与变法相结合，能者上，庸者下。于是涌现出一大批改革家与新法家，成为国家的栋梁。为了培养造就可靠接班人，官学校以王安石等法家著作为新经，科举选士主要在于看参考者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态度。于是选拔了张邦昌、秦桧等后起之秀，殿堂上人才济济，都是势利之徒。鼓吹以钱为纲，不管采取什么方法，赚钱就是硬道理。
    权力决定一切，很快的各级政府就最富有，进入盛世中国。国富民穷，官富民穷，财贿上流，无官不贪。朝廷财政部门连年增发货币，还是远远不足。实际上九成以上的货币都落入各级权力之手，按权瓜分。北宋末年贪官藏钱是最多的，后世出土也是最多的。以至北宋古钱价格如同废铜，总也涨不起来，地下藏钱数量实在过多。
    奸佞满堂，官官相护，都是买官卖官，大搞权力腐败，按权分肥。防民于口，胜于防川，北宋末年的思想文化管制极其严厉。李彦章为中丞，也就是宣传部长，下令取谛所有教材中的古典诗文。不学无术的奸佞们认为诗文为元佑学术，例如司马光、苏东坡等，就是以诗文惑众，绝不可行。“遂上章论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科禁”。
    唐宋原是以诗文取士，如此一来主要是看策论了。也就是批判元佑奸党的文章，批儒批孔，弘扬法家的文字。王安石才气过人，“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所以群奸们把王安石捧为当代圣人，吕惠卿是其首位弟子，如同孔子学生颜回。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法家是将势利放在第一位，也就是物质。儒家是把道德放在首位，就是精神。奸佞们控制着话语权，怎么说都成。二三十年间天下人心大坏。
    唐代殿前设“肺石”，也就是进言石，无论官民均可进言，加以鼓励。早朝皇帝上殿，殿前一敲，进言书就落下，及时摆上龙案，这叫上下沟通。宋初殿前设“诽谤之木”，无论官民都可以进行诽谤的，不予加罪，没有思想言论罪。北宋末年则不然，百姓进京上访都会遭到暴力截访，群体性事件无数，贪官污吏们就是强制性维稳，稳定压倒一切。都是拿钱买的官，这些事还真没法处理，“诽谤之木”也就撤了。奸佞们护官如护子，防民如防贼。届时蔡京、童贯用事，当时谣曰；“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
    乱五代期间强者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天下都是愚民。宋太祖弃武用文，开创了新纪元，宋代政治原本是最宽松的。思想文化管制才有利于官，法家思想应运而兴。指导思想出了问题，传统文化道德都成了革命的对像，败坏的是天下人心。法家是有意的实行愚民政策的，于是乎方腊、陈硕真等神棍一出，成千上万信徒盲目追随，天下就乱了套。虽然最后被暴力镇压了下去，可是仅镇压方腊之乱就残杀无辜二百万，剿杀邪教徒十五万，官军也战死十五万。
    真正的病根是法家路线下的贪官污吏们，绿林好汉们纷纷打出“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天子与文武百官们已不再替天行道了，而是逆天而行。金人数万铁骑就击溃了中国貌似强大的宋军，如同摧枯拉朽，内里早都烂透了。这些官军只会杀老百姓，不会杀敌，法家路线也随之破灭了。时人曰:“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财货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乃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