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季教科书中取消了古典文学之后

    王安石是法家代表人物，继任的吕惠卿等都是法家路线的忠诚维护者，尽管吕惠卿对老师王安石也不客气，权力之争是你死我活的。蔡京作为第二梯队新兴力量，是在与元佑奸党的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天下视他们为“四奸”，也就是四人帮。而宋徽宗则认为他们是“四忠”，童贯、高俅是徽宗亲自培养选拔的。
    在元佑奸党碑竖立的同时，命令天下尽除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等奸党的文字，尤其是教材里。奸佞们认为应该法后王，效法秦始皇，所有鼓吹法先王之道的文字应一律禁止。各级学政换上了新兴力量，教育从娃娃抓起。王安石、吕惠卿、蔡京、蔡攸等文字成为新的教材内容，科考必修课，这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宋季教科书中取消了古典文学之后，果然气向一新，秦桧等神童都大显身手，秦桧痛批元佑奸党的文字受到蔡京的赏识，被列为范文。少年秦桧也悟出了“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的道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直至被推举为新科状元。
    “四奸”培养接班人是不遗余力的，秦桧就成了豪门赘婿，前程无限。中国无论什么都是天下第一，金人不过是东夷，也就是朝鲜的一部分，中国并不在意，每年赏赐其三五十万两金银足矣。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国家武装力量主要用于镇压国内的反抗，也就是动乱。岂知金人胃口越来越大，不增加就抢，中国防不胜防。奸佞们认为最危险的反华势力是元佑党人及其同情者，就是儒家弟子，必须大力批儒批孔，肯定法家，不破不立。如此一来又第二次镇压了元佑党人，比第一次规模更大，来势更加凶猛。第二次主要依靠的是新兴力量，就是秦桧他们。朝中正人被排斥一空，殿堂上只剩下一个声音。
    短短一二十年，天下大坏，无官不贪，权力腐败泛滥。奸佞们鼓吹杀汉奸，就是批评朝廷之人与揭露官场黑暗面之人，残害无数。整体社会没了是非观念，人人都在说假话，一说真话就成了思想犯，政治犯。元佑党人虽说得到改正，仍旧在严密的监督之下，不敢乱说乱动。权力经济主导一切，强行征地，强行拆迁，大兴房地产开发。皇家园林建设所需要的花石纲是政治任务，天下骚动不安。短短七八年就国富民穷，官富民穷了。关键是长达五六十年的宣传灌输，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整体溃败。邪气占据上风，官场上都是奸佞，正人也站不住。
    金人主战派认为机不可失，主和派认为应该先消化了前辽，不必着急。主战派不管那些，兴兵南下，一举征服了东北，搅乱了华北，中国的先进武器都成了金人的战利品。华北宋军归顺了大金，成为皇协军，想取代赵宋当儿皇帝的大有人在。腐败的宋军十万人难敌金虏一旅，就是五百人，望风败逃。兵甲丢弃遍野，将领们都是花钱买来的官，谁肯去为国牺牲？文官爱钱，武官惜命，大宋江山就垮掉了。钦徽二宗以及所有宗室都成了俘虏，金人立张邦昌为儿皇帝，准备仿效当年赵宋代周故事，遭到了大臣们的普遍反对。群龙无首，张邦昌从前压在“四奸”阴影之下，大伙怎么肯跪拜于他？届时秦桧已是台长了，在众人的逼迫下犹犹豫豫的领衔签名，主要是怕引起金人的不满。没曾想后来竟以此居功，也是未曾料到的。政治在于投机，如同赌局，张邦昌就是押错了宝，导致身败名裂。
    国变之后痛定思痛，儒家弟子们在民间讲学，重在复兴传统文化道德。秦桧执政十九年，奸佞们声称讲学误国，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言论，才可振兴中华。奸佞们一面骄奢淫佚，鱼肉百姓，一面高举忠君爱国大旗，坑杀了岳飞，收回全部兵权，禁止破坏宋金友好大局。不听命者就给你安上个奸人罪名，必欲置之死地。秦桧父子把持话语权，把持史笔。残宋后来亡于蒙元，也是在所难免。人心早就腐败了，积重难返，只能沦为奴才与奴隶。面对蒙元主子剥夺新婚初夜权，只会摔头胎，把愤怒加害于更弱者。这就是奴性人格，东亚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