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湘党的形成

    满清异族统治是绝不允许汉人结党的，包括二臣们。八旗党主管一切，满人为正，汉人只可辅助，以汉治汉。就连功勋盖世的洪承畴也不例外，洪承畴出于势利之心，顺治皇帝一死，找了二三同类于火神庙私下商量选举摄政王多尔衮为皇帝，被满大员们好顿收拾。这是汉人的陋习，私下结党。商议国政自有庙堂公议在，大臣无私交。多尔衮也很不愿意，啥时候满八旗的事轮到汉人插手的份？此后汉臣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都在八旗党的严密监视之下，就连奴婢都是监视之人。
    清末湘党的形成是在洪杨之乱期间肇始的，曾国藩科举中榜之后不愿参与官场争斗。家里寄来一百两银子，买了全套史书潜心攻读，被视作异类。专制政体下的官场通过长达二千年的浸润，潜规则百试不爽。想当官就得会装孙子，能当王八，还得会做狗，否则必遭淘汰，独善其身根本不可能。洪杨之乱救了曾国藩，这个书呆子受命回湖南组织民团剿灭粤贼，拨十万两银作为筹办费。
    广西本来就是贼窝，遍地皆贼。蛮族苗人都是贼，残明散兵游勇都是贼，就是个贼窝。洪杨邪党转瞬间席卷了湖北，接下来湖南首当其冲。湖南已成为剿贼前线，八旗党指望不上，几路总指挥都被粤贼打得满地找牙，满人大员们纷纷告病，谁都怕上前线。汉人奸佞们自然指望不上，况且领兵大权也不可能交给汉人。
    湖南群贼骤起，都打着革命军的旗号，不辨真假。湘匪不下于粤贼，“山狼性，水贼性”，两湖人是彼此瞧不起的。湖南痞子是楚蛮之后，是争强斗狠的山地群体，没有好人。历代都是兵痞，“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是群狼头。下山是民，上山是匪，湖北商人没少遭到毒手。
    湖南人认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都是奸商，都是奸贼。可是湖北人奸是奸，但是讲商业信誉。而湖南人则不然，狡诈凶狠，能逼着猫自己吃辣椒，要多损有多损。在玩人上“十个湖北佬，不如一个湖南佬”，论起来还是湖南人歹毒。
    曾国藩知道自己不行，好在有兄弟们在，都是出了名的地痞无赖。呼朋引类正准备趁火打劫，恰好曾国藩带着圣旨回来了。兄弟们大喜，区区十万银两根本不管用，一顿乱抢杀了不少的反贼，掠来不少的贼婆子。曾国藩明知道这些都是良善百姓，遭难只因为家道富足，又无法深说。湘军是没有编制的，粮饷靠的就是抢，抢贼的也抢百姓的，水至清不养鱼。湘军是合法的贼寇，痞子们纷纷前来入伙，就把场面闹大了。就是打散了也很快聚集一处，成为太平革命军的劲敌，在编的八旗与绿营反倒成了配角。
    湘军是论功行赏的，以缴获作为赏金，并不上缴。湘军也有了正式兵额，在正兵周围是三四倍的辅从，只有争取成为正兵才有资格分战利品，辅从只能靠自己去抢。非法的粤贼与合法的湘匪把江南百姓可害惨了，淮痞们又来争功，朝廷得依靠湘匪与淮痞。军功都是先赏后报，逼着朝廷认可，谁让八旗党总打败仗呢？清末湘党的形成是在乱世期间形成的，汉人结党已控制不住了。曾国藩是很讲故人情的，对于“年家子”们都很照应。李鸿章就是“年家子”，在曾国藩处历练出来的。
    “不要试图改变环境，要学会适应环境。”曾国藩学会了官场学，学会了处世学，在专制官场如鱼得水，培养了众多后生。湘党盘据朝野，不再把八旗党放在眼里，革命大清就出自湘党的新军。清末湘党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影响了此后的中华大地。汉人的陋习已成为中国特色，成为中国人那一套，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