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19】女知青的几种返城途径

知青运动是甩包袱，事实上无论是入疆屯垦部队还是朝鲜归国屯垦部队，都是为了甩包袱，只不过冠以革命之名。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只能体现于体制内，体制外是作为牺牲奉献群体而存在的。这来自苏俄的模式，就是个人造社会，是革命领袖们的试验场。国从来就不是全体国民的，而是化家为国。例如楚国，就是楚王以及楚国贵族私家所有，屈原的爱国就是爱家，家国本来是不分的，家是小家，国是大家。封建社会终止于秦，封列国，建诸侯，简称封建。夏代天下万国，一村就是一国。商代天下分封三千国，是以工商立国，主要是城镇市井，野人并不算国民。周代天下一千八百国，仍旧是化家为国。华夏只有天下意识，没有国家民族意识。商兴起于东夷，周来自西戎，入华夏则为华夏，关键在于传统文化道德，与人种无关，与民族无关，而在于华夏精神。

二十世纪初，苏俄输出革命，输出戎狄丛林思维；来自德夷马克思作为真理化身，农家出身的列斯毛金等作为各国大救星。都代表绝对真理，党和政府必须绝对服从革命领袖，成为人造神。这还是洪杨革命传下来的，同为农家出身的洪秀全就是人造神。崇尚暴力，鼓吹暴力，绝对不可以让革命军民了解外部世界——愚民是为了驭民。

恢复生产之后，三线、矿山等艰苦地区需要的是能干苦力的男知青，女知青抽调名额极少。领导干部子女自然不包括在内，他们可以通过参军，上学，定向选拔等曲线回城，伪君子政治大行其道。有一个知青姓周，冒充周总理之侄，很快的提拔到县委，还要继续提拔。林彪爆炸之后，兴起批林批孔批周公，江青提出还得批走后门，目标所指不言而喻。周总理闹不清倒底有没有这个侄子？亲自前往调查核实，事情才算败露，据说后来找茬拿掉了。部队里娃娃兵不计其数，我班的阿生也参军入伍，他父亲是师级转业，新兵军训之后就分配到省军区司令部，我在街上遇见过一次。

    阿生父亲与阿花父亲是老战友，同是师级转业。两家定下了娃娃亲，这是革命战斗友谊，是生死之交。显然这两位老革命都是富贵易妻，儿女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相貌出众。阿生父亲总斥骂阿生，而称赞阿花，两家住同一栋楼。新中国效仿洪杨革命，照般苏俄模式，实行极权等级制，等级森严，一看住房就知道其所在社会等级。省市委周边是独门独院小二楼，都有站岗的，是省市主要领导们。新华街一带是全省第一社会等级，主要是党政干部的官宅，官媒领导等，有三间屋。斯大林大街正面是官衙，后面是科处级，有两间屋。北京大街正面是省市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军队转业干部家庭，有两间屋。阴面贵阳街等就是平民百姓了，只有一间屋。女兵名额极少，阿花姐妹三个都下了乡。社会等级出现重大变化，阿生家里再也不提娃娃亲这个话了，阿生已经升为排级了，可与豪门女联姻，前程要紧。

    阿花母亲显然并没改造好，批判人性论二十多年，还是未能成为马列主义老太太，而是很有人情味。通常红色家庭出身的红二代都有贵族情节，而阿花则有所不同，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知青。阿花大姐也是同样，极重感情，结果遭受沉重打击，被恋人所抛弃，精神上受了刺激。我们从未打听过，只看见到她常年在家，户口仍旧留在农村，看不出有啥病。她二姐也下了乡，也长的花容月貌，想来追求者肯定不少。阿花在社队并没有引起社队领导们注意，红色背景并不代表什么，转业军官是没啥办事能力的。社队干部走访过每一个知青家里，谁能有用，谁没啥用，早都心中明白。农民的狡猾与奸诈主要体现在社队干部身上，他们可是一点都不土，一点都不迷糊。最初阿花等女知青干活跟不上，索性跑过来帮着我们男知青锄草，头一年我们也跟不上。晚上开社员大会时，邹万和破衣烂衫的总往阿花身边挤，气得老丈人当众敲打了几句。

大姐常年在家，供应粮肯定吃紧，阿花尽可能留在户里参加队里劳动。各家情况还比不上阿花，除了过年回家外，基本上都在队里参加劳动，阿玉讽刺我们是“分迷”。我们不但要养活自己，而且还想帮帮家里，是舍不得耽误工的，尽管干一天十几个小时苦力才挣十分工，连一元钱都勾不上。很快的我们就等同于社员，也不觉得苦与累了。人的适应能力最强，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男知青们拿干活当游戏，动不动就把打头的于小屁拱“毛”了。这是故意的，拉的满地都是人。而男知青们反而帮着打头的铲半垄，唯恐拉下的人少。于小屁本来就是干活能手，岂能让知青们比下去？这一顿比试，铲地比走路还要快，大步流星的就是一阵神干。于小屁与知青们铲到了头，许多人连一半也没铲完，快手锄地质量并不低。我们上工前都带上一个大饼子，吃了就添劲。“老不省心，少不省力”，男知青与女知青就是不一样，这也是男女差别。

阿玉对阿来产生了好感，主动向他表示。作为贫民家庭的阿来有些受宠若惊，双方感情迅速升温。阿来认为阿花与我性情相近，倒是理想的一对。我可不做此想，自己啥份量自己知道。这是毛领袖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制造出来的精神领域极权等级制。我是城里黑五类的狗崽子，不过有知青这个保护皮而已。阿花朴实贤惠，从不说假话，势利心并不重，上进心并不强。我对阿花很有好感，阿花对我亦是同样。相遇在错误的社会，错误的时代，肯定今生无缘。我对女户员们并无邪念，无欲则刚，大大方方的反而获得好感，与阿朋躲躲闪闪的截然不同。我是真人，阿朋是假人，真才能产生善美，假只能滋生丑恶。我们都是是受父母影响，父亲即便戴黑五类帽子为革命群众打扫卫生，也是大大方方的，心中无愧。错误的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农村地富子女则大不一样，也是由于无知，总觉得带有负罪感。阿玉拿家庭问题敲打我时，我气壮如牛，倒让她无法理解。

阿玉是第一个离开的，家里弄来了诊断书，正在设法办理病调返城，求人办事并不容易。阿来送阿玉回去，路上阿玉表示不会丢下这份感情，哪怕办了回去。同时解释所开诊断书是半真办假，出生时确有先天性心脏病，长大了检查不出来。她母亲在困长春期间，在政府机关是个会计，尚未成家。曾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就是为了吃口饭。阿来外憨内精，回户就向我表示要放弃这段感情，怕影响以后进步。而且担心阿玉真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结婚后连孩子都不敢生。我怎么劝说也不当用，在大事面前阿来是特别有主见的。在热恋时，阿玉每天每时都在唱歌，处于兴奋之中。在我看来阿来是贫民，而阿玉是小姐，小姐垂青于贫民青年怎么反遭到拒绝？阿来的父亲就是如此，在援蒙归国后，主动上交了在蒙古时所买的高级收音机，因为能收听到敌台。他们的无知令我感到不可理喻，尽管阿来是个非常忠厚之人。

回长春之后，阿玉并没有办成病调，而是在一二年之后。父母也是人托人，能想到的都求到了。在此期间阿玉总算明白了已经抽调回城的阿来是在拒绝自己，也感到很生气。小姐脾气一上来，说起话来也是尖酸刻薄，心里都藏着一点势利。当初选择阿来，是认为阿来将来能有出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多的是？就他那个穷家，我还真没瞧得起。就是相中了他这个人，有啥了不起？”阿玉后来真的嫁给了成功的男人，就是不成功她也会逼男人取得成功。如今把钱与权放在第一位，也算是与时俱进。

    阿玉离户之后，就是阿霞父亲之死，丽华受伤，阿媛出嫁，先后离户。阿花家里托人把她安置在白山水电站，那儿去的女知青很多，是在深山里建设的三线工程。大表姐医大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也分配在那里。条件非常艰苦，工程经常出事，本来地质就没进行勘探，是临时上马，权力是屁股决定脑袋。总是以表彰英雄来掩盖事故，尽管谁都知道是假的。这次是升降机发生故障，把上面的人摔成了血饼，把阿花等下面的女工吓得精神崩溃，回到家里养病。我与阿倩曾去探望阿花一次，阿花似乎在那儿已有了对象。后来随丈夫去了北京，我与阿花再没见到过。每次阿花回长春都惦记看看我们这些老户员，总未能如愿。有其女必有其母，在革命队伍里讲人性，肯定没啥大出息。

    阿秋的离去最为狼狈，是被迫离开的。上次相亲之事大概就被家里骂了一顿，刘阿福去她家提亲，又被骂了一顿，家里决定让她转户。那段时间我与刘阿福正在闹得很僵，而阿秋总去刘阿福家，我很生气。临行前阿秋商量拿走炕上的谷子，我也答应了。晚上阿秋又上刘阿福家，阿琴回来说，阿秋在路上说了我不少坏话。我一怒之下把小米又拿了回来，留下了终生的悔恨。阿秋在门外与我吵了几句，也就放弃了，按户里人均存粮她是不该拿这么多的。我与阿秋、刘阿福之间，阿琴认为是出于嫉妒，为了阿秋争风吃醋，我并不承认，其实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自己。所有人心中都藏着个小毛泽东，人性恶随时可能爆发，同是丛林社会中的一员。我与阿秋之间的疙瘩始终没机会解开，我是准备向她赔礼道歉的。那时候太年青，不懂得人生，不懂得社会。我本应为阿秋提供帮助，而不是恃强凌弱。集体户就是吃冒了粮食，队里也可从宽，何况女户员们平时就吃的少，已经大大的吃了亏。那粮是应该给阿秋的，这件事我做的不对，连顺水人情都不做。阿秋也骂了句“总传闲话”，阿琴没有吭声。

女户员先后离去，没有一个是正常抽调离开的，这也是普遍现象。姐姐长年在家，连诊断书都弄不来，见谁求谁。参军的阿磊转业到一汽，让我领着走访小学同学。阿静与姐姐情况同样，阿岚本是女才子，始终保持班内第一。见我们进来马上趴在桌上，始终不好意思抬头。女知青们普遍处境恶劣，户里回不去，家里又困难，抽调无望。男知青是户里的强者，无数集体户男知青对女知青采取暴力，视同奴婢。极权等级制膨胀了人性恶，激发了人性恶，文革与知青下乡更加推波助澜。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真正作恶的不是哪个人，而是其所掌握的绝对权力。即便公社下来十个女知青抽调名额，“五七办”也声称只有三个，层层截留，弄权而自肥。大龄女知青们如同疯了一般，不顾一切的争抢有数的名额，啥都能舍出来。极权等级制社会肯定是个势利社会，女知青们的势利性一点也不比男知青差，争取返城可以进入更高社会等级。村姑们即便舍出一切也无法入城，所以无欲则刚。弄权是普遍现象，领导子女都是抽调名额“五七办”主动送上门，单位任选，优先安置。哪个权力都想吃一口，女知青成了待宰的羔羊，这是体制性作恶。无神论与彻底唯物论教育灌输，使得所有革命人民都肆无忌惮，作恶无底线，不怕因果报应。不讲啥天地良心，只看重实际利益。

灵魂是传承的，她们的子孙后代可想而知，不孝是普遍现象，普遍极端自私自利。万恶不再是淫为首，而是思想反动，不肯接受新思想为首，发现一个消灭一个。革命女性们理应如同蛮女，新社会了，男女差别不复存在，男人劳动打赤膊，女人为啥不能打赤膊？就多了两包肉，下面少了根棍，把一切都物化了。百善不再是孝为先，而是亲不亲，线上分，鼓励革命青年打爹骂娘，与之划清界限。忠于毛主席就是最大的善，其余的都是恶。马克思是真理化身，列斯是各国革命领袖的亲生父亲。以德夷、俄狄的强盗丛林哲学来取代华夏天人合一思想，这是一场激烈的精神领域革命，必须彻底批判人性论。鼓吹人是猴子变的，美猴王才是真正的强者，以魔代神，大闹天宫，颠倒乾坤。

转瞬之间户里只剩下阿英、阿琴两个女户员了，阿英干活麻利，能与社员们打成一片。只不过此前留有“夜不归宿”的阴影，肯定竞争不过阿琴。阿琴父亲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帮队里买了一车化肥。在那个年代里可是不容易，大寨、小乡等先进典型才有可能满足化肥供应，并有地方驻军常年无偿支援，以建成共产主义桃花源样板。广大农村是绿叶，贫困地区就是枯叶了，只好化为泥土，饿死也可作肥料。1974年底，一面大批右倾翻案风，一面准备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大学全面开门。这次女知青抽调名额很多，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大队舍不得放阿琴走，社队还得需要化肥，再三保证培养其入党。阿琴宁可不入党，也争取回城，这是个聪明的选择。其实阿琴父亲并无太大能力，兴许党也入不上，化肥也买不来，鸡飞蛋打。社队也是用人脸朝前，不用人脸朝后的。

阿英并没有参与竞争，明知道争也没用，大龄女知青都在拼命争取，不惜一切。阿英母亲为了进城，把所生的第一个男孩送了人。如同蒙元统治时期，丧失了初夜权的汉人们坚持打头胎。阿英肯定是父母所生，她妹妹就不一定了，长的是美艳惊人。这是一种补偿，对不公平的生活自行选择的补偿，反正已保不住贞节了。阿英母亲不再理会外面的闲话，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阿英也渴望男女之爱，并不一定选择扎根农村，恋爱不一定等于结婚。起初把目光放在户内，后来转移到农村青年身上，自然都是些美男子。社队的干予打消了阿英的念头，男社员们也不敢以身试法。社队干部言出法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社员们的自由赶不上农奴，误工一日罚三日工，开会一次不到罚一日工。饥饿才是真正的威懾力，毛主席教导广大革命干部，对于臭老九“不听话，就饿饭”，而且饿其全家，乃至所有亲朋。谁敢不服？社员们怕的就是饥饿。

阿英抽调无望，心灰意冷，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环境，足以使阿英放弃心中最后对真善美的向往。户里插入三位新知青，来自营城矿，就是个过渡。营城也得走五七道路，尽管接受再教育之后也得下矿井。这是十六七岁的小男孩，稚气未脱，带些痞性，也是时代特色。我以正言责之，他们对我很恭敬，人都有向善之心。我去饮西工地之后，两个月后回来，阿琴告诉我说；阿英与小男孩好上了，而且不止一位。我勃然大怒，面对阿英亲切的问候，我厉声责斥,阿英上炕蒙被盖住全身，我怎么训她也没啥反应。按说我并无此资格，我有些恼怒阿茂，在户里为啥不管一管？小男孩表示接受我的规劝，并笑着告诉我；阿茂向他们打听性交啥感觉？若是上面来人追究，他们就把阿茂问的那些话端出来。我办完事匆匆离户，其实多此一举。

我们下乡之后每年春节才回家，集体户同学都相互走访一下，已形成习惯。对于我的斥责阿英并没记恨，我也随后就忘了，见面还是跟从前一样，心里想啥就说啥。在集体户里都暴露出了真面目，没必要装。十年后集体户聚会，阿英还是不见老，总是那个样子。阿英一直与小男孩保持友情，似乎没啥坏处，反而起到美容作用。这种事放在今日算不了啥，在毛时代可是天大的事。权力怎么样都可以，百姓可是不行。阿英是一年后抽调上来的，大队想要让顶替阿媛名额的阿兰先上来，阿英不让了。“爱顶谁名额顶谁名额，顶我的不行。”阿兰虽然是孟书记外甥女，假冒知青倒底是不硬气。

我是与阿琴一起抽上来的，她们都进入大专院校后勤，而我们这些家庭有问题的都被甩了出来，分到我单位的五名新职工，居然有三位父亲曾被打成右派。另二位大概也是父母历史上“有污点”，哪怕是旧政府里扫地的，也算历史问题。我惊讶的发现，就连我们这个百十来人的小国企，1972年农民工转正的就是二三十人，变成城市户籍，有的只当临时工一两个月，就赶上了好机会。按此批量，足可以将所有大龄女知青抽调回城，就连我们第二批知青都可全部安置。这个谜底除了张玉凤，大概无人能够回答，肯定里面大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