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18】女知青受迫害问题

    女知青受迫害如今成为热门题材，各种煽情之作数不胜数，我从来不看，知道全是假话。女知青真正的受迫害是由于五七道路，是官方责任，这是女知青遭受迫害问题的土壤，各级权力才是真正的加害者。各级权力就代表组织，代表党，党是虚的，各级权力是实的，必须通过实的才能够体现虚的。权力是分等级的，集体户里的男知青是第一层权力，是迫害女知青当仁不让的主力军。经历了两年文革动乱，男知青个个痞性十足，强奸、轮奸、群奸女知青恶性事件主要发生在男知青身上。纠缠女知青成为普遍现象，就是个丛林社会，就是那么个大环境。农村青年事实上排不上号，女知青们的等级观念就是个大障碍，是瞧不起农村青年的。

    阿媛所受到的迫害不是在生育之前，而是生育之后。阿媛是把孩子生在了集体户，这一下子影响就大了。事先我并不朝那方面想，阿媛说自己是涨肚，在那期间女知青们还一起在长春照了相，而男知青连想都没想过。薛三哥曾经点拨过我，而我反应迟钝，并未听出话外之音。干活期间薛三哥对我说；“听说你们户要添个小崽？”我以为是要插入新知青，回答道；“那些小崽子可不是东西，最好别来。”薛三哥见我未听明白，笑了笑不再言语。

阿媛肚子大了，还是邢质斌媳妇看出来的。特意将阿媛叫到家里帮她拿主意。建议找户人家生下来，满月之后孩子归那家，阿媛照常回户，不影响抽调。邢家妯娌被女知青们称为“两个城里人”，人不但长的漂亮秀丽，而且口齿伶俐，曾在全县进行过民兵射击表演，“全家兵”省内著名。事情坏在那户临产前反悔了，据说要不下来生育指标，大概也是推托借口。申请指标其实并不困难。邢队长生了五个女儿，因为没儿子，每次都给生育指标，就是权力说了算。这么一来可就惨了，阿媛无法再求别人家，眼看临盆只好干挨。毛时代作人流等必须持介绍信，而计划生育妇女做绝育如同阉猪一般，必须集中做，做完马上离开卫生院，一日可做三百例。因肠粘连死了无数，我们插队那年七队就死了一个，丢下了四个孩子，男的急得满院乱转，无人理睬。破坏计划生育谁也不敢，哪个敢找卫生院？收拾死你。

那段时间我在饮西工地，听说阿媛把孩子生在户里，不由得大吃一惊。孩子是后半夜出生的，丽华等女知青连忙烧水，去邻居王振芳家敲窗户买鸡蛋。行价是八九分一个，王家要了个一毛三。丽华问阿媛吃不吃？阿媛回答说；“两毛钱一个我也吃。”买了五十个鸡蛋，阿媛一下子吃了二十多个。我回到队里时阿媛已被邢队长接到家里侍候月子，因为是个男孩，邢队长愿意收养。我与阿媛没说太多，连去她家的事也没提，就是去看看。

    阿媛并没透露孩子是齐兆生的，也是等级观念在作祟，宁可说成是城里邻居家男孩。齐父有些疑心，再三追问齐兆生，可以设法补救，而齐兆生矢口否认。齐兆生在青年中间是出类抜萃的，他真正心仪的是阿秋，与阿媛只是逢场作戏。此类事若是发生在村姑身上，顶多是计划生育人员找上门来，惊动不了大队。可是集体户女知青出了这种事，不但惊动了全公社，全县，而且惊动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女知青与男社员之间风流之事见怪不怪，把孩子生在集体户还是头一个。

    据说某县一位女知青被大队书记小舅子号下了，该女知青没少在大队书记家里吃住，但是始终不答应在农村扎根落户。见这对夫妻逼的紧，只好选择转户。而大队书记夫妻不肯答应，白白吃住一二年了，想走没那么容易，连行李都没收了。女知青前去要行李，同时商量补偿问题，竟然遭到了强暴，被破了身。这是大队书记老婆的主意，把生米做成熟饭，牛不喝水强按头。女知青家里把这事告到公社，告到县，告到市，告到省，都是转回地方妥善处理，这就是当前的信访机制，最后还是由作案权力人全权处理。这样荒唐的信访机制一直延续至今，权力决定一切，也不知道层层设立信访机构究竟为了啥？这也是中国特色。据说后来是女将军出面，毛领袖才发出最高指示；严厉打击迫害女知青事件。事实上有条件进行迫害的就是各级权力，农村青年是没那个条件的。可是各级权力不可能把棒子打在自家身上，只能找些替罪羊，就是有些与女知青们进行淫乱的农村青年。男贪女爱是青少年性成熟之后的正常生理现象，本来与犯罪无关，而与道德有关。据说取代林彪的陈大将军多年强奸亲侄女，在北京这事谁都知道，照样一路高升，成为毛远新的保驾将军。革命是讲实际的，并不讲道理。当年洪杨革命，革命领导人个个妻妾多多，就连十三岁的洪二世都有九个妻子。而革命将士们必须实行革命禁欲，即便夫妻不经组织上批准，私下见面都是死罪。阿媛与齐兆生正是如此，如果齐兆生是位男知青，则不算啥大事了。

    阿媛未等满月，大队调查组已经进驻，是在齐家西屋。那段日子齐兆生总向我打探，我并没产生怀疑，也从未往他身上想。满月后阿媛虽然回了户，却与户里任何人都不说话，以保持最后的自尊。每天都去齐家，一呆就是一整天。阿媛身价大减，齐家父母才想到把阿媛给老大，老二齐兆生容易说媳妇。按说也不无道理，最不应该的是齐父卖口，总说“拣人家破烂”，才是阿媛与齐家反目的真正原因。阿媛是希望齐兆生能负起责任来，自己认可在农村扎根落户。齐兆生始乱终弃，对阿媛总是躲避，而老大总往前凑合。

    阿媛向调查组道出事实真相之后，齐兆生被押送到公社，召开了全公社严厉打击迫害女知青大会，男知青们把齐兆生好顿打。我采取回避态度，这事本来就是双方责任，齐兆生的不对是在阿媛生育之后，而非生育之前。大队干部将阿媛视为犯下重大作风错误，声称必须先做结扎，然后方可嫁人，沦为社会贱民。男知青们面对全公社知青与社员们的冷嘲热讽，也对阿媛冷眼相看，并无同情之心。阿媛想继续在户里做饭，而男知青们加以拒绝，将其排斥在集体户外。

这是一笔良心债，其实每一位老知青都负有这样的良心债，对被迫扎根农村的女知青们欠下了债。女知青作为弱者，并没有得到男知青们的帮助与同情，而是落井下石。男知青是作为媚上欺下的群体而存在，奴性心理是男知青的普遍心理。直至今日，各级权力大多经历过知青岁月，对落难女知青并无同情怜悯之心，只关心自己的名利地位。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们也绝不肯为，执政是为了私利，绝不是为民。三代之后，天下为公已不复存在，新老秦始皇们都是天下为私，把国家作为自家的私产，家天下或是革命贵族集体天下，民是无任何权力的。春秋责备贤者，如今还有贤者么？即便抓了千百万腐败分子也与民无关，反腐如同割韭菜，专制权力腐败的土壤还在，根子还在，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反腐所得并没有用于百姓。

扎根农村的男女知青们并没有社保，连城市低保都没有，医保就更谈不到了。城乡二元制继续存在，等级制继续存在，他们已被权力排除在体制之外了。如今阿媛夫妻的养老医疗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她们已经干不动农活了。同户知青都已退休养老，只有阿媛被排除在外，虽说当年算是响应党的号召，按道理革命不分高低贵贱。若是生长在农村，压根就是社会贱民，倒也没啥。问题在于扎根知青本来应该生长在城市，是可以享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难道就这个下场？

过年期间听说老知青可以办社保，在网上查了一下，有的地区已经落实，是温家宝留下的德政。为百姓办点好事是很难的，为官员办事则很容易，相关政策马上出台，这就是官民差别。老母归天之后，我已经为阿媛写了请求办理社保的文字，偿还一下良心债。看来温家宝虽力所难及，还是多少推动了一下此事。我计划每年五月节前去六队春游，八月节后去秋游，比任何旅游都要强得多，还能走访一下故人，接接地气。阿媛的公公是个残疾人，过去只是半个劳动力。婆婆常年瘫病在炕，这四十多年也真难为阿媛了。俩位老人都已经不在了，老宅是五间土坯房，中间扒开，最年少的叔公家住两间，阿媛家住两间，她们确实无建新房能力，这也是“百善孝为先”旧意识给耽误的。

在农村不孝敬老人的人日子过的都不错，所有家庭权力都掌握在小的之手，小的是家里的强者，这是地道的苏俄戎狄思维。老人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儿孙们则视为负担，这是符合新道德的。就连老人名下的耕地都归了小的，老的毫无权力。无人干涉别家内政，尽管小的们在外面显得很土豪，很侠义，对待自家父母可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两个老奴才。把钱送给外人日后能有个来回点，相互能用得着。把钱用在父母身上，则如同把钱扔进水里，连个响都没有。新一代都是把物质放在首位，谁也甭说谁。所有交往都是利益之交，无一个是道义之交，也不知道义为何物？都是彻底唯物主义者，把钱看得比命还要重。良心值多钱一斤？就是这么个社会。

听我提及办社保的事，阿媛很高兴，这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老知青，对于扎根农村的女知青们情况他们是完全了解的。解决老知青办社保的事就在他们一句话，不是不能为，而是看其为不为？阿媛夫妻再三嘱咐我晚上到她家吃饭，我答应下来，就便唠扯唠扯。我是反对托人走后门的，这种事就是公事公办，是老知青们欠下阿媛的。阿媛并没啥错，错的是那个时代，与荒唐的知青下乡运动。我后悔没带上四弟给我的旧数码相机，应该把破旧的老宅，以及阿媛夫妻清贫的生活，早衰的容貌等都拍摄下来，准备打持久战，我是可以为阿媛仗义执言的。阿媛与阿忠也全盘委托给我，先进行信访，走一下程序，别让各级权力挑出毛病来。5月7日，我同时发出二十封信，《1970年2月27日长春下乡老知青的呼救》，同时发至网上，有的网站加以屏障，别给领导添麻烦，领导这么大的国家不容易。官媒也甭漏下，尽管他们从不替百姓说话，先在体制内进行信访，二十封信分别发自；

吉林省九台市胡家乡稗子村委会书记

吉林省九台市胡家乡民政部部长

吉林省九台市胡家乡党委书记

吉林省九台市民政部部长

吉林省九台市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吉林省长春市民政部部长

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吉林省长春市社保局局长

吉林省民政部部长

吉林省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长春日报编辑部

吉林日报编辑部

长春晚报编辑部

长春电视台编辑部

吉林电视台编辑部

5月9日，阿忠来电话，乡民政把他找了去，表示只能给阿媛办九台低保，月二百元，别的绝对不可能。现在的事没有绝对的，***反党集团是毛主席钦定鉄案，是绝对不可能翻案的，不也翻案了么？阿媛原户籍是长春市新发街道，在九台算咋回事？随时可能清退，如今开豪车领低保的为数不少，就是权力说了算。按时间推算，乡里根本没收到信，是省市权力接到信应付一下而已，根本没打算真正解决问题。民政部门同是官僚机构，在长达四十多年里从未有过访贫问苦，体现对扎根落户知青们的关照，而是只关心自家儿女。民政富豪与慈善富豪倒是层出不穷，阳光政策根本不存在。哪个敢于提出，则被定为寻衅滋事罪。治定罪名只在领导一句话，言出法随。我告诉阿忠甭理他，咱们要求的是解决养老问题，而不是多要两个小钱。须知农民年满六十岁，按当前政策是每月有低保金六十余元的，折合十美元。而九台低保金则是每月折合三十美元，倒是够一个人贫困线了。可是只给阿媛办理，他们夫妻根本不够。长春作为省城，自然高于九台，等级制无所不在，包括低保户在内。

按正理，阿媛理应享有城市社保，她的下乡时间早已超过十五年，可以不用交啥钱。这是我欠老同学阿媛的，也是所有回城老知青欠下养老无门老知青的，不能撂下棍子打花子。此等小事不比一挥手就挥洒数百亿支援友邦的国家大事容易得多？一把米而已。而且肯定能得到老知青们欢呼万岁，感谢党和政府。隋炀帝尚且知道；“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人民的勤务员们能连专制帝王都赶不上？既然往外推，那么只好要求扶贫，这笔钱可是从乡民政出血，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少回避。只要比一比乡民政权力豪宅与阿媛家的一花甲年岁的土坯房，就啥都清楚了。在发出信访的同时，我发至互联网上，我可没有啥机密，背人没好事，好事不被人，我所作的一切都是正大光明，无不可见人之处。建个兔舍、猪舍什么的就得数万元，就凭阿媛家那个穷家，真连兔舍、猪舍都不如，请求扶贫并不过份，这本应是基层民政与红十字会等主动进行的，别舍近求远，跑到万里之外的非洲宁赠友邦，还落不下个好，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