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11】知青下乡的几种形式

    《五七指示》很难说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只能说是甩包袱。如同伟大领袖一贯作风，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用的只是权术。领袖崇拜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变化，权术的运用是最大的政治。宪法只是个摆设，是给外国人看的，压根就没打算在国内实施。建立新中国需要些美丽的花瓶，开国大典之后这些国际名人就成了刍狗，其利用价值大打折扣。新生革委会夺权之后，红卫兵小将们利用价值已不存在，成为刍狗，成为新生政权沉重的包袱。面对砸烂了的旧世界人满为患，就连城市供应都无法满足了。文革期间只有农业生产照常进行，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新中国所有轻重工业都是落后于世界三四十年的老设备，老生产方式，依靠的是人海战术。只要农业生产存在，其它的根本无所谓，谈不上什么生产力，就是城市寄生群体，主要依靠剥夺农民来养活城里人。例如长春一汽三十万人，赶不上日本三千人的生产能力，在生产资料上更是耗费十倍。自从进行朝鲜战争之后，新中国被国际社会封锁了二十六年，只好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吹了二十六年的牛皮。文革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更不用说，雪上加霜，所有后果都得百姓承担。如同大跃进、大炼钢鉄一样，毛主席总是绝对正确的。

    知青下乡的几种形式并非来自上面，而是出自下面，是摸着石头过河。集体户是个小集体，人数最多。标准是七男八女，其目的不言而喻，极有可能不再往城市抽调，如同当年入疆部队与入朝归国部队那样。将广大红卫兵小将作为革命的螺丝钉，政治工具与战斗武器，这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连革命人都物化了。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们填报自愿，无一例外都是服从组织分配，是没有个人选择余地的。真要填报心里想分配的城市，肯定被视为思想不纯，档案里多了份黑材料，很快的沦为人民的敌人。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组织原则大体是哪来的回哪去，农村来的大学毕业生顶多分配回本县城，不论其在校表现如何？留在大中城市的都是根红苗壮的官二代、红二代，革命接班人是必须权力世袭的，可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五七道路最令人羡慕的就是军垦农场，按月开工资，等于农业工人。军垦农场备有部分农业机械，大多是三四十年代苏俄制造。油料短缺，主要还是依靠人海战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军垦农场创建于五十年代初，担负戍边以及镇压分裂势力的半军事化组织，老兵占主要成分。我单位装卸工王德财就是这样一位老兵，先前是国民党兵，后来成为解放军，又成为志愿军。整个部队回国之后都转化为军垦农场，四十多岁都娶不上媳妇。参军的妓女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青年们都成为军官家属，后来成为马列主义老太太，更加革命。而王德财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他没文化，始终是大头兵。军垦农场看管很严，逃跑以逃兵论处，但是王德财还是逃跑了。在火烧里入赘一寡妇家，虽然先方留下了四个子女，王德财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老婆，感到很知足。齐永昌总逗他，说他这个老国民党兵抓小鸡挑在刺刀上，这是在电影里看到的。王德财总是辩解那是民团干的事，正规部队绝不可能，国军是政府军。成为共军之后，民团残害了四个侦察员，团长下令血洗整个村子，连婴儿也不放过。七十岁老太太挥刀喊杀，被团长一枪撂倒，全村都是胡子……。王德财的战友没活下来多少，他对新兵很不满，啥也不懂。王德财人并不坏，就是干活太楞，得时刻防备。我去探望孙朴时听说王德财已不在人世了，火烧李也全都城镇改造，消失不见了。

    大型国营农场是第二等，得托上权力才可接收。有部分农业机械，集体劳作，集体生活，分成男宿舍、女宿舍，与当年的太平天国差不多。天国将士是二十五人一个班组，有时间就是学习洪天王著作，讲道理。国营农场也是同样，编成连排班，有时间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谈心得体会。所以毛领袖把太平天国革命定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异曲同工。都是以革命领袖为中心，由伟大领袖为民作主，称为大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一人一张选票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假民主。革命理论就是颠覆理论，把此前的所有真善美全部颠倒，此前的假丑恶都奉为革命真理。

    组织集体户是第三等，这是个小集体，在“五七办”领导之下，“五七办”决定一切。各公社、大队五七战士自然成为“五七办”人员，并参加小队班子决策。五七战士在农村绝不是蹲牛棚，而是五七大爷，政治地位居知青之上，社队干部之下，在知青问题上享有更多的发言权。老道就是把老牛交下了，所以第一批在班子里评上了。气得家庭贫困的阿来父亲想要找到六队讨个说法，其实关键就在五七战士老牛身上。好在第二批抽调名额很快就下来了，那年男知青抽调两批，我哥哥也混了回去。在填报家庭有无政治问题时，只填报了“1957年右派”，政审并不严格，除非下面有人反映。

    第四等就是投亲靠友，农村亲戚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好处在于520元安置费全归知青自己，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家并不清楚，校方有意隐瞒。这些是精明人，并没在安置费上吃亏。短处是抽调时社队主要针对集体户知青，把这类知青排斥在外。没有办法，二三年后还得商量在集体户插户，为的就是抽调回城。七队张阿珠就是这么个精明人，张阿珠插户时，七队男知青已全部抽调，张阿珠是与一群大龄女知青们住在一个房檐下。张阿珠成为葱花，女知青们对他挺照顾。冬季寒冷，男女知青就挤住一个屋里，张睡北炕，女知青睡南炕，中间用高粱杆隔开。女知青们并不让张阿珠睡好觉，总在逗他，也是聊以解愁。张阿珠抽走之后，那些大龄女知青们还没抽走，下批抽调名额就是二年之后了。

第五等就是随家里下乡的知青，通常父母没正式工作，不在体制之内，得自谋生路，例如阿媛的父亲。官方假托自由职业者“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是明显的被代表。街道的动员工作力度极大，而且必须自己写申请，是自愿下乡，腾出的住房交由街道按权分配。在父亲关押期间，街道会同97中教职员工总在“动员”我家下乡，每天必须参加学习，就是“熬鹰”。母亲提出条件；将父亲放出一起下去，组织上不肯答应。声称已经定下了，判了15年，不用再等了。在那段日子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街头摆摊卖旧物的不少，大多是这种情况。我初中尚未毕业，男同学们有不少前来看我，以尽同学之谊。前来看我的大多是班里的顽劣学生，被看作不良少年，积极分子一个也没有，当初与我关系好，后来与我划清界限的一个也没有。往往顽劣学生更注重感情，进步学生只有党性，而缺少人性，这与家庭影响与社会教育有关。在97中的日子里，是我一生中最为阴暗的岁月，终生难忘。军代表个个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群专的女红卫兵都满脸杀气，打起挨批斗的黑帮们毫不手软。学校经常开批斗大会，前面九十度弯腰站一大排，几乎所有教职员工都是社会渣滓。老红卫兵们抡起皮带挨个抽，如同抽打猪狗。实在挺不住了，黑帮请求跪下，获得恩准后如同遇到大赦般，全部跪在地上，接受革命小将的批判。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现在人为了能保住体制内工作，啥都能够忍受。

学校编成班排，是准军事化，连跳忠字舞都是军事化。仇恨教育每日进行，军代表们兴致勃勃的讲解“二月逆流”，讲解越南背叛行为等。同学之间若是产生矛盾，先问家庭出身，阶级报复是绝对不允许的。文艺活动就是全校汇演，编排歌颂毛主席，歌颂文革，以及学唱样板戏。学校密切配合街道，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要把对方打成阶级敌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对方已成为牛鬼蛇神，不再是革命人民了。我渴望尽早摆脱这个环境，盼望能够早日下乡，真的下乡之后才明白自己有多幼稚。农村的阶级斗争更甚于城市，我若是随家里下乡，肯定沦为黑五类子女，根本享受不到知青待遇。

阿娴与我三弟同班，就是这种情况，被迫随家里下乡，并不当知青看待。老道与阿娴家是近邻，对阿娴暗恋多年，给阿娴去了封信，很快的收到了回信，老道心里很高兴，总算是有了回应。老道先抽调回城，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阿娴设法插进集体户，取得了上学的机会，马上就后悔了这门婚事。主要是没相中老道的爹娘。当初逼迫阿娴家下乡的也有老道母亲一个，总在假积极唱高调，阿娴留有积怨。老道是在奶奶家长大的，对于这些事并不大清楚。二人交往多年，倒底走到了一起，二十年后离了婚，这也是早已注定。阿娴父亲就是一般历史问题，是被排斥于体制外的，得自己拼命挣扎养活全家。谁能在城里吃闲饭？除非体制内的各级领导们。

我处委主任翟星能，就是调动七八个初中学生戴上红卫兵袖标，强行将本组尹家遣送下乡，不管其是否写过申请。届时很少有戴红卫兵袖标了，就是为了披上张虎皮，事实上是她儿子同班同学。抢到手的住房给了她妹妹，很快的就换房搬走了，也知道于理不顺。尹家四个知青，老大、老二都已经下去了，老三与我同班，直到今天也未能回城，在农村扎根落户了。老四病死在农村，境遇很惨。尹父当过旧警察，并不够限，街道可不管那许多，照样进行批斗。我早已做好了精神准备，街道敢于批斗我母亲，就拿菜刀与之拼命，反正活着也没劲。红色恐怖来自群众运动，其实是群盲运动，既害人又害己。经常发言批判我父亲的是马婆，可算是有表现的机会了，啥也不懂。大儿子马老歪是个惯偷，小儿子是个流氓，女儿下乡后被铡草机切下了一只手。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有啥用？还以为自己是红二代呢。红二代们假模假样的崇拜毛领袖是为了取得政治利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尽管其亲生父母没少遭受毛领袖的迫害。人格分裂是普遍性的，尤其是知青一代。

最低等级就是回乡知青，也就是农村知青，高中一毕业就回乡务农，无任何知青待遇。这些高中生瞧不起城市知青，又羡慕又嫉妒，又不服气。论生产劳动还是文化知识都强于城市知青，却被视为下等人。他们不敢将怨气对准毛领袖，只能对准下乡知青，有机会就进行欺凌，以发泄心中的不平。于小屁最看不惯这些回乡知青，动不动就骂道；“好挺一群狼牛子！”这些回乡知青干起活来特别奸猾，横草不过，铲地争短垄，啥便宜都不肯放过，还总以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自居，嘴里不饶人。于小屁破口大骂道；“忒奸了，忒奸了，哪有这么奸的？狗牛子尖还有个抹斜茬呢，这帮人连个抹斜茬都没有了。”骂得我们直乐，集体户知青们干活确实不奸，干不好倒是真的。

女知青们认为农村人心想的邪，小心眼，是很有道理的。他们就生活在那个环境，自幼耳濡目染，过日子都得精打细算，孩子们更多的是模仿。城市知青普遍由父母当家，是不过问家计的。单位是一个集体，街道是又一个集体，大人们主要活动的场所是在单位。伪君子政治决定了这一切，外表上总是套上皇帝的新衣，谁也不敢说出事实真相。三年大饥饿年代，个个都拍着肚皮声称能吃饱饭，说假话成为时尚，说真话肯定被革命群众打成阶级敌人。反瞒产瞒报，社队领导带着挎枪的民兵挨家挨户搜粮食，连自家园田地打的粮食都抢夺一空，为领导吹牛皮上税。领导家里确实没饿死一个人，百姓则不然，种地的没饭吃，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就是个丛林社会。

城市知青们的单纯是出于无知，单纯里面包含着理想与热情，包含着热血青年最可珍贵的思想感情——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知青运动毁掉的正是青年最可宝贵的东西，他们唯一的精神追求，而将广大知青转化为无知愚昧的群体，连求知的欲望都丧失了。精神上如同猪狗，只知道生存竞争，生存就是一切。当今世界最不爱看书就是大陆中国人，以无知为荣，以毛泽东思想解释一切，崇尚暴力，崇尚强权。这几代人无可救药，成为国际垃圾，被全世界所鄙夷，而自我感觉良好。华夏自古以来讲的是“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可是这一代人普遍不孝，过去是亲不亲，线上分；现在是亲不亲，钱上分。作恶无底线，贪欲无底线，只要能取得实际利益，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许多失足女不是被迫卖淫，而是为了利益啥都可以出卖，包括灵魂与肉体。有了权钱之后就是买淫卖淫，都是无神论者，把自己等同于禽兽，乃至禽兽不如，只有今生，没有来世。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但愿其不具备毁灭全人类的实际能力。知青运动本身就是个悲剧，不亚于文革运动，没有一个知青保持了当初的纯真，这是个大粪缸，表面金黄的下面全是屎。

姐姐经历了集体户、投亲靠友两种形式，那是一段悲惨的经历，主要在于精神上的折磨，在绝望中等待希望，高中女知青们一晃就是二十七八岁了，早已过了成家生育的年龄。大龄女知青们下定决心，绝不扎根农村，哪怕熬白了头。尽管上面总下发文件鼓励知青们扎根农村干革命，领导子女怎么一个也不扎根？伪君子政治已经骗不了人了，这是个庞大的群体，几乎家家都有大龄女知青，父母也愁的不行，想尽了一切办法。当年的红卫兵们已经觉悟，不再上当受骗了，是惨痛的教训教给她们的。一队女户长王阿兰曾与男户长是恋人，男方早已娶妻生子，王阿兰是高一知青，下乡那年二十岁。从1968年至1975年，王阿兰已是二十七八岁的老姑娘了，青春不再。王阿兰哀求每一位竞争者；“我承认你表现比我强，可是我年龄实在太大了，就当可怜可怜我，你们以后还有抽调的机会。”哪位女知青年岁小？最小的也是二十二三岁了，一晃就是下乡五年，在其间从没抽调过女知青。阿琴父亲不知费了多大的劲，为队里买到了化肥，这才排上号。没有一位女知青愿意回到过去，不论其如何忠于毛主席。她们宁可选择忘记，选择回避，也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她们只不过是群羔羊，权力才是虎狼，这是体制所造成的，责任不应由女知青们负责。多年之后我去看望王阿兰，已经完全记不得我了，过去的事全都忘了。我理解这些老知青们，尤其是女知青们，她们是时代的受害者，不是害人者，全社会都亏欠她们，亏欠的是良心债，她们的牺牲奉鲜谁还记得？都曾经是花一般的纯情少女，十七岁就被迫成为知青，被迫成为二十七八岁的老姑娘。青春难再，当权者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