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１０１］

民兵连长连个芝麻官都不算，顶多算个芝麻皮，却也享有一定权力，年青人都在我的领导之下安排劳动。上任之后第一次到公社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与政治队长邢德荣步行十八里来到公社。对农民而言步行一二十里路算不了什么，一线生产劳动比这个要累五倍以上。农业站的张站长见到我很高兴，嘱咐我中午一定过来杀几盘。哥哥在长春算三类半棋，我们这样的顶多算四类棋，到了农村居然被视为高棋。下象棋的是以棋术论高下的，只要对方赢了你，就再也不肯跟你玩了，满脸瞧不起的样子，不再继续。林树峰曾经帮我吹过牛，结果是碰到一位来自长春的五七战士，应该是二类棋，将我直落三盘，乃是轻取。胜者不屑的贬斥道；‘说有人能看出三步棋，我看连两步、一步也看不出来，也就唬唬老农民。’并不掩饰脸上的鄙薄，此后再没交往过。张站长则不然，姜应文第一次带我来，我就是胜利者。农机站长年累月无事可做，就是闲着。各队哪家能认可机耕？五十元钱一垧地虽说不贵，可是牲畜闲着也是闲着，不可能花那个闲钱。农业机械都生了绣，也没有啥办法，全靠一台胶轮拖拉机在外面拉脚。

公社书记做报告，主要内容是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来到了吉林省，所以动员各队修梯田，陈永贵是要下来检查的。书记说道；‘人家要是问你队长干了几年，修了多少梯田？你就甭吹牛，就说这是头一年。迎接检查团头上必须扎白肚毛巾，以表明农民身份。’下午进行分组讨论，由公社领导分别下到各组介绍情况。我让张站长赢了一盘，他挺高兴。在九台开会时张站长就特别与我住同一个屋，晚上专门下棋。总以那位检查女知青处女膜的穆大鼻子作为玩笑，那位教育局领导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回张站长也主动到稗子大队这个组，跟我们胡说八道一气，感到很亲热。张站长道；‘听说陈永贵来到吉林省，王淮湘不去车站迎接，就派了辆吉普车，连检查团去的人都装不下，去接的人让其它人走着到省革委会，不过是些屯老二。陈永贵很生气，当天晚上连饭都吃不下，王淮湘也不理他。安排住的也是按低标准，就是瞧不起。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之后，最怕的就是被人瞧不起。命令这次会议王淮湘必须参加，王淮湘捏着鼻子来到体育馆会场，满脸不屑的样子。王淮湘宣布召开全省农业会议，‘欢迎陈永贵同志到我们吉林来传经送宝,请陈永贵同志说两句’。气得陈永贵拖着山西腔顶撞道；‘我是来检查指导工作的，不是来传经送宝的。’接下来就是一顿咆哮，说吉林的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他说如果带五千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甚至算出了能增产多少，打多少粮食的具体数字。王淮湘由始至终沉着个脸子，等会开完之后连招呼都不打扬长而去。陈永贵带着检查团先后到德惠、榆树、扶余、永吉、吉林市等处，到处挑毛病。郭凤莲讽刺迎接的领导们说道；‘你们的手比我们那儿大姑娘的手还细腻。’上面知道陈永贵做糖不甜，做醋也酸，让下面修些梯田对付一下就是了。’

王雨田去过大寨，笑着说道；‘大寨那些个黄土包子在咱们这儿就是扔地，哪块荒地都比那儿强百套。我们去参观大寨，人山人海的，连茅房都没有。男的是在路边转过身就尿，女的找个墙根就尿，也没法躲人。’据说文革期间当地人揭发陈永贵当过汉奸，是‘兴亚会’成员，毛领袖不许追究。当汉奸的都那个德行，比谁都左。对陈永贵的瞧不起是普遍的，啥话都说。但是梯田还得修，不修恐怕过不去这一关。

回来的路上我与邢德荣商量道；‘早晚都躲不过，还是先修为妥，也抢个先进。’六队东面有个沙丘，连草都不长，这倒不影响啥，就再这儿修。当天晚上召开社员大会，一延长米一分工，连夜开工。重奖之下社员们饭后争先恐后来到沙丘，干到半夜有的竟然挣了十六分工。民兵们也扯了扯景，插上几面彩旗，歇气时说了快板书等，主要是图个热闹，增加内容，在形式上必须有个农业学大寨的火热气氛。弄虚作假是至上而下的，我们也习惯成自然。第二夜已经接近完工，整座沙丘变成梯田。晚上八九点钟我来到大队，大队领导班子正在聚餐，孟庆泉喝得半醉。我说明来意，孟庆泉大喜。于是在广播中把六队好顿表扬，我读了广播稿，自然是假大空那一套，附合形势需要。第三天晚上孟庆泉来到六队，梯田正在扫尾，表示很满意。此后各处都修了梯田，有的队里没有山丘，只好把挂画地修成梯田，成为锯齿形，就是为了应付检查。仅胡家公社就有不下百垧良田翻出生土，劳民伤财。全县不下千垧，全省不下数万垧，都在平地修梯田，都是倒掘。长春市人叹道；‘要是让陈永贵当总理，二商店都得修成梯田。’我们本以为这么样就算过去了，没曾想春季上面来了命令；梯田必须种好，大挖丰产坑，以粪肥填坑种玉米。这下可把各队坑苦了，种梯田全部得靠人力挑土，还得挖坑，种一亩梯田比种十亩大田还吃力。秋天产量很低，根系太浅，沙丘根本没营养。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都得农民买单。

饮西高线烂尾工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匆匆上马了，这个长达四十年的烂尾工程，纯粹是为了迎合陈永贵的垃圾工程。集中了数万民工来到工地，胡家公社是以民兵团的形式。这个工程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只靠人力。稗子六队只有五十余名劳动力，却分配二十五名劳动力的土方任务，完不成以钱抵工。这么一来所有棒劳动力全部都得去工地，加上后勤供应服务，不下四十人为此工程服务。队里特别安排三个编土篮的，一个做饭的，一辆马车供应粮柴、工具等等。稗子六队无论怎么凑也凑不起二十五人，只能勉强出动十八人，这已是全部棒劳动力了。安队长表示根本没可能完成任务，而我则不然，认为肯定能完成任务。十八人完成二十五人的土方任务，我集合民兵作了战前动员，组织突击队，专门干硬活——挑土篮。听了动员之后，李宝魁被逼无奈，表示突击队算他一个。而阿泉则提出报酬问题，这是我所没料到的。精神并不能替代物质，我认可，并不是所有民兵都认可，这可不是打仗，而是干活。最后不了了之，我的战前动员没收到预期效果。

到了工地之后，给我们安排的住处距工地十二三里地，早午晚得跑四趟。仅这一项就是五十多里地，还谈什么干活？分住四家，齐兆生对安排有意见，在粮袋子上睡了一宿。第二天齐兆贵、齐兆生与我大吵了一通，我初次知道这个工并不好带。有一户人家正处于河道，我去联系住处，直接对他们家说道；‘我们那儿是半山区，以后可以帮着解决房木。希望能在你家里安置住下，距离住的地方太远。’这家姓李，一口答应下来。此前无数人曾经商量过，都没商量通，主要奔的是我们能帮着解决房木。十八个人还是住不下，我又请了旁边的农业站站长吃了饭，借他们闲置的豆腐房暂住。事情办的挺顺利，全部搬了过来，条件得天独厚，出门就是工地。起先挑土篮论趟，傅振海块头大，但是腿脚慢，主张多装慢走。年青人腿脚快，主张多装快走。磨合了两三天，争吵不已。最后民主决定，都同意分组，自愿组合，甩出的由我领着为一个组。于是分成三个组，按劳分配。这回我啥也不用管，各组比着干，夜战也是同样，一个比一个。我禁止出现‘汉奸墙’，往往就差几锹土，结果一攀起来就出现‘汉奸墙’，越来越厚。我一旦发现总是及时消灭，别让外队看笑话。二队也分了组，出现了‘汉奸墙’。我们邻队是四队，也分了组。孟宪魁是个老油条，干活时少干，最后移动标记多分了不少，把我们也吃进了十几方土。六队虽说人少任务量大，却是进度最快的一个。齐玉华带队，龚八是大队技术员，龚固是全公社工程总指挥。

我处正在工地当中，所以公社领导们总在我们这儿研究事情。韩来根转到了小韩制作玉米种，干出了名堂。看山时我曾经两次抓过他，没收过他的镰刀，这回也参加了工地领导班子，是给龚固当助手。时间越长矛盾越激化，龚固讽刺韩来根专会‘溜须传’，韩表示他是在跟龚固学习，领导关系也很重要。上面先打了起来，都张罗想要回去。资金不到位，好不容易每个人头发了两元钱，改善了一下伙食。房东张罗要房木，我吩咐马车下次给捎过来。姜万金再次来时声称是路上被没收了，没有砍伐证。房东并不相信，很不高兴。我连忙回队，在社员大会上表示；‘过了河拆桥也中，现在河还没有过，就把桥拆了，这个工让我怎么带？十来棵房木在队里不算啥大事，怎么就解决不了？这是当初借房时我答应下的，房木不解决，我不去了，谁爱去谁去。’邢德荣对我表示支持，社员们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运去了十二棵松木，房东很高兴。作价一百二十元，其实我并没真收他们的钱，拿炕席、锅盖等损失补偿抹平了。别的队也是如此，但是为了给队里负责，临走时索要房木钱闹得翻了脸，我们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陈站长对我很好，张罗用野葡萄藤嫁接，到六队山里割一些。队领导热情接待，他们很满意。派女社员帮着进山割葡萄藤，后来陈站长还买了袜子等作为礼物。开始做豆腐，炕上很潮。小孙做的豆浆我们没少喝，也吃了不少大豆腐边。下面铺的高粮秸都湿透了，做粉条时火力猛，我让别的人去屋里挤一挤，就自己留在了豆腐房里。白天做粉条，灶坑下面火没熄灭，就把炕上秸杆烤焦了。陈站长半夜回来喝得半醉，想与我唠叨一气。一推门发现满屋子烟，马上把我招呼起来。我全然不知。掀开炕席一看，已见暗红色，见风起火，连忙用水浇灭了。上面就是高压线，陈站长不是偶然进来，我的小命就算是没了。陈站长把我接到正房住下，也是后怕。第二天我特别请陈站长喝了酒，买了两盒肉罐头。

我们正在拼死拼活的干，传来王景荣被任命为政治队长的消息，大家都很沮丧。王景荣回来后一天劳动也不肯参加，整天忙于跑关系，竟然如愿以偿，成为六队一把手。齐家兄弟很高兴，这是他们亲姑舅兄弟。我们这个弱组不甘下风，咬住两个强组不放松，居然没被甩下多少。齐兆生心里不顺，总在找事，我很厌烦。过去他是干活好手，现在是我说了算。权大一级压死人，齐兆生对我也非常不满，对我说道；‘你要是当了队长，能把社员算计死。’其实哪个人都是同样，谁上去谁算计社员，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指挥部也同样算计我们，我杀到指挥部大吵了一顿，强制性索要出三十六元钱。我们这个是弱组，必须随时算计，挑土篮人数与装土篮人数随时变动，不浪费一点空闲，已经达到极限。齐玉华一面称赞，一面对我提出更高要求，我根本就办不到，各组都达到极限。李宝魁动员我作出保证，我说啥也不肯答应，知道根本就无法完成，说那些空话大话没用。我把李宝魁好顿捧，齐玉华对他有了深刻印象。傅振海则对李宝魁看法不佳，认为我找这个助手不行，私下与我说过几次。

在饮西高线是我一生中最苦最累的阶段，患了感冒我去镇上买药，路过照相馆心中一动，应该在这最瘦最苦的时候留下个纪念。我进了照相馆提出照全身相，相馆人员鄙薄的看了我一眼；‘就穿这身？’我浑身上下破烂不堪，棉花暴露肮脏，就连棉胶鞋也早已看不出个数了。正在患病，我要的就是这个，是二寸黑白相片。取回来之后齐玉华欣赏道；‘你别的相片我不要，就要这一张。’以后长期挂在他家墙上相框里，作为当时的纪念。于希斌做饭借出了二十捆柴草。各组省下来几付土篮，老傅主张卖了买些面包，大家改善一下。按说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我并不打算对队里负责，就按大伙的意思办。自从房木运来后房东一家对我们很好，有说有笑的。他们对陈站长评价不高，就会吹牛，啥也干不明白。对于做豆腐的小孙也印象不佳，说他是坏分子。纠缠女知青被各队批斗，连个家都没有。小孙自己并不隐瞒，实话实说，我们是否继续与他交往可以选择。我当即回答道；‘我父亲还是现行反革命呢，算个啥事？’听了这话小孙居然很高兴，以后对我有些偏爱。从六队回来之后请我与宝魁、宝杰吃饭，屋里只有阿泉没有请。据说去六队时，小孙曾经惦记过李大丫，挨了顿臭骂。因为是阿泉堂妹，所以不肯请阿泉。这是在他叔叔家，东屋也住了一屋民工，全家住在西屋。似乎小孙的妹妹待嫁，有些看中了我。兰英求我帮着买绿豆，取绿豆时，孙妹连忙询问兰英与我之间的关系。那天晚上我喝过了头，险些走不了，是宝魁硬把我带回来的。以后想与那个地方的人保持往来，并未如愿。

由于我们地处中心，各队劳动工具纷纷寄存于我处，我们也尽量提供方便，从未丢失过一件。午休时年青人纷纷聚到我处，新交了不少朋友。有的说文，有的习武，在院子里摔跤。年青人之间容易沟通，也没那么多的心计。姜应文与陈站长处的不错，在六队时请了喝酒，陈站长又回请，对姜应文评价很高。饮西高线苦干了三四个月，从秋后一直干到年前，河道宽约二十米，深达八米。毁坏庄稼地无数，挖出的生土波及两侧各三四十米。据说后来都栽上了树，这个水渠并没真正发挥作用，无法存水。四十年后前往九台，饮西高线还是作为谁也无法解决的烂尾工程存在，缺口巨大，十缺八九。即便全部完工，也无水可引，得不偿失，是九台大跃进的产物，无人为此负责。

我回六队时，秋实逼着我必须把猪处理掉。养了两头猪，都是一百多斤。秋实懒得喂，每天扔进些苞米，猪渴得直跳圈，多高也拦不住。跳出去还得找，有一头猪比跳高运动员还厉害。万般无奈，我只好找人把那头猪杀掉。正赶上下大雨，还是个痘猪，弄得焦头烂额。我费了挺大的劲给各家送了猪肉，都意见很大，埋怨不该杀，应该卖给供销社。能卖早就卖了，还等到现在？老茂对我也挺恼火，认为我不该擅自作主。第二头猪是我回来之后杀的，也不过一百三四十斤，各家分的肉并不算多。都不够那些喂的粮食钱，集体户压根就不该养猪，并非一家人。

过年前周家阿威买了一百斤猪肉往家挑，一个劲说‘连扔了的心都有’。我帮着挑到稗子大队，这二三十里也真难为他的了，远道无轻载。我回家东西也不少，本来已是满载，邢德臣非让我帮着带十斤葵花籽给红玉不可，怎么拒绝也不中。第二天刚刚上路，他又跑过来把十斤蓁子硬挂在我身上，六七个包裹不下七十斤。到了胡家公社，正好与一位女知青结伴，她带的也不少。我们一路上相互传送，在九台火车站说啥也塞不上去了，误了一二十分钟火车，后来才勉强挤了上去。回家知青都差不多，城里物资紧缺，都尽量往家里折腾。火车上也是没办法，知青都是这么样，我们起码还买张票，路远的根本就不买票。有的地区一天只挣一二角钱，连粮量都挣不出来，让知青们拿啥买票？红玉来我家问蓁子咋回事？他只求邢德臣买十斤葵花籽，并没求他买蓁子。父亲估计说是邢德臣送给红玉的，其实并非那么回事。我回去之后，邢德臣表示红玉没给他蓁子钱，我也不好说啥。红玉离开之后，回过户里一次，姜应文来探望她，红玉对姜应文很冷淡。姜应文走时，红玉在后面讽刺道；‘姜队长，姜户长，我看你还想当什么长？’姜应文一直是挂着集体户长的名义，说了并不算，我们也不拿他当回事。对于过去的事我有些记仇，他大舅哥到六队买柴，我一点也不多给，把他气的不行。此后四婶对我也很不满意，我的翅膀已硬，不再在乎他们了。姜应文也曾点拨道；‘马有回缰之时，人有转运之时，啥事眼光放长远点。’

傅振海常年出民工，学了些恶习，算帐时大吵不已，过去他们一吵就是一宿。有的民工受不住了，回去换人，老茂也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多天。扫尾工程我让齐家兄弟都回去，齐兆生并不愿意离开，我编了几句谎话，把他弄回去就中。此后齐老举与齐兆生对我大为不满，没少在背后张扬，拿我家庭问题做文章。我的霸气也随之而涨，说也奇怪，越是这样民兵们越是听话，我也越学越坏了。最后分配工分时，老茂正患腮腺炎。李宝魁道；‘这类事就是狗操猪，稀里糊涂。’老茂抗议道；‘你们操猪可以，不能连我都一起操了呀？我的工分一点也不能少，别跟我稀里糊涂。’最后是老傅让了步，我们组与宝魁那个组瓜分了部分土方工分。六队总算是完成了土方任务，队里也挺高兴。报帐时问题就出来了，王景荣说啥也不给报销吃喝帐，我这可是为公，并非为私，仅仅花费三十余元。我与之大吵了一顿，邢德荣支持我，王景荣还是坚决不答应。后来阿泉给了我两张会计单据，我填上了找王景荣签字，王景荣一惊；‘谁给你的单据？’王老丫撇嘴道；‘大家驴大家骑，别人都在交人，就让你一个人得罪人，管那么多闲事干啥？’王景荣勉强签了字，邢德臣并不肯出钱，拿几段木头抵了帐。我算计可以打对木箱，也就算了。心中对王景荣的不满可想而知，我可不吃他从部队带回的那一套。

春耕大检查王景荣载在了锣鼓六队民兵连长手上，这位风头正盛，在公社汇报大会上把王景荣好顿贬斥，啥也不懂，一问三不知。我们是交叉检查，锣鼓六队与稗子六队差不多，都是五六十垧地。邢德荣离开领队的单独四处检查，发现情况跟六队同样，粪肥远远不足。轮到稗子大队上台汇报，史忠义把锣鼓大队也贬了够呛。说不是报复，而是实事求是。这两个生产队的一把手都被撤职，王景荣没威风几天，弄得灰溜溜的。他并不甘心当普通社员，仍旧不肯参加劳动，专走上层路线。

春节期间高凤和从部队回来探亲，主要是选择对象。高、刘两家曾有口头婚约，刘忠斌有些反悔，向高家表示；如果高凤和像薛老二那样入党提干还中，否则就不中。王景荣、李宝魁回来之后啥也不是，刘翠琴可是六队长的最漂亮的一个。高景林扬言二儿子已经入了党，马上就要提干，才算是把婚事定了下来。高凤和走时刘翠琴去送他，表示关系已经确定。这么一来周边都知道了，是无法改悔的。高凤和所在部队驻扎于北大荒，使用机耕，收获也是如此。实在收不过来，就把麦子翻入地里当肥料，一望无际。陈永贵见黑土地肥得流油，认为关键是要大干苦干。黑龙江人就坡上驴，趁机向陈永贵要干部。两年后果然有昔阳的王金籽、李艾虎和范喜凤到黑龙江走马上任。

无论陈永贵在各地说什么，当地人在他面前总是夸他讲得好，批评得对，说到了要害，触动很大，教育很深等等。陈永贵的自我感觉也越来越佳，成为小毛泽东。郭凤莲到处挑刺，据说她拒绝成为国家干部，就当个大寨社员，跟江青关系非常好。陈永贵嘱咐郭凤莲不要挑刺，但是又说他自己可以挑刺。陈永贵总是一身农民装束，可是山西啥事都是他一手说了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寨干部遍昔阳，昔阳干部遍山西，都是陈永贵的得力助手。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陈永贵及其党羽制造冤假错案无数，拒绝给任何人平反。越是无知浅薄越是极左，越是当过汉奸越抓别人是汉奸，比哪个都激进。据说上层普遍对陈永贵不大恭敬，动不动就说‘老陈，这事你不懂，修梯田的事与这事不一样。’气得陈永贵总在发作；‘我啥不懂？我看中央就没几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假的。’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见道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据说陈永贵儿子一当了官马上就成了陈世美。连他妻子都大走后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个个狂的不行，就连王金籽的哥哥1965年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刑20年，也平反出狱，恢复了工作，并且补发工资1，500元。就连陈明珠的小舅子二苟小都口吐狂言；‘反对我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反对党中央。’‘陈永贵倒不了，俺姐夫就倒不了！俺姐夫倒不了，我二苟小也倒不了！’粉碎‘四人帮’之后，马上全露了馅。郭凤莲到处求人转为国家干部，极力与江青划清界限。陈永贵儿子也因为腐败现象挨了整，大寨干部没几个干净的，都是些土皇上，山寨主。陈永贵也是问题一大堆，抗拒中央，以毛领袖的追随者自居。他们对自己的错误毫无愧疚之意，陈永贵这一个假典型，起码造成价值百亿的经济损失。山西的冤假错案是各省之冠，当权的都是些无知狂妄的农民。毛领袖就是依靠他们这些群众基础残害了上亿人，害死数千万无辜生命。个个无知、野蛮、浅薄、狂妄、无耻、凶残，个个都是流氓无产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无所畏惧，就畏惧丧失物，也就是权势与金钱，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对于美女的占有不亚于秦始皇，个个都想建个覆压三百里的阿房宫。他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雄，而是群氓，在邪恶的社会中肆无忌惮的衣冠禽兽。他们确实怀念毛领袖，怀念他们失去的天堂。当年的社队干部们把女知青们视为案板上的鱼肉，哪个是圣人？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予取予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