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８９］

从种种迹象表明；‘四清’运动主要针对社队干部，不过是按惯例先拿黑五类开刀而已。‘破四旧’并没有在农村普及，因为没有那些作为天然革命家们的红二代们，社队领导干部子弟根本就排不上号。我在姜应文家曾见到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在于希斌家见到了一部老黄历，下部是六十四金钱课歌诀，知青们常去他家用其算卦。三枚铜钱就可以，也就是去去心疑。第一次上大队开会时，岭后沟路边见到一个小庙，供着狐黄二仙，里面有两个鸡头。知青们七手八脚就给拆毁了，是屈家老太太中了邪，家里给修的小庙。东北土人其实就是些长白山中下来的野人，所谓的‘萨满文化’并不存在。而是来自戎夷的淫祀，也就是些淫神邪鬼。邪不压正，一见到正气就马上避开，古君子们是不惧力、怪、淫神邪鬼的，正气总能压倒邪气。战乱过后最为盛行的就是五通神，死后无所归依，祸害于人间，或者化为虎狼等阴物，再也无法成为人身。相由心生，虎狼之心只能异化为虎狼之形，乃是阴物。先秦时期楚蛮迷信巫鬼，秦戎迷信淫鬼，都以活人作为牺牲，祭祀淫神。秦始皇墓道活埋了民工二十万，历代楚王死后也存在大量人殉，而中原各国并不存在此类情况。所以孔子感叹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只因为木俑、陶俑都是人形，所以孔子是坚决反对的。秦始皇崇拜者们大力推崇出了土的兵马俑，也属正常。

夷俗在东北称为‘跳大神’，求神之后巫者神灵附体，以歌舞咏唱、敲击符咒等形式驱除邪鬼。安大晃曾经扮过二神，他那样的也当不了大神，只配当二神。邪鬼确实存在，趁虚而入，对于我们这些人它们是没咒可念的。有的死者阴魂不散，借口传音。更多的是狐黄蛇龟成仙，虎狼之心三魂难以归天，七魄难以入地，乃是天地不收的游神野鬼，作祟人间。遭到邪鬼控制的现象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山区。我母亲小时候也曾亲眼见到过，是一位朝鲜族未婚女子，在乱坟处草丛撒尿，不知道就得罪了哪一路神灵。被蟒蛇给缠住，下体交合，浑然一体。此后吃饭时必须女子先吃一口，然后再喂蟒蛇一口，否则就得挨咬。哪怕女子喂其另一侧，也得挨咬，一直被缠到死。之后蛇精就不见了，无人能说得清。

于家过去供养的是蛇精，一公一母，就在家门前那棵大柳树下，为其准备了腐烂的柴草堆。小蛇无数，于家每日进贡焚香，所以于家日益兴隆，东北管蛇又称作‘长虫’。土改前蛇精给托了梦；世道已变，前来辞行。第二天大小蛇全部消失，这事村民们全都知道。也有供奉狐神的，狐神据说很讲义气，很重感情。离开时有仁有义，梦中告别。黄神则脸酸，供奉黄仙的发家快，败家也快。走前肯定给你放把火，全部烧光。龟神最令人放心，只需供养于屋子里，就可福佑几代人。所以大户人家往往供的是神龟，死后以龟甲测卜，极其灵验。据说薛家在岭东供过黄仙，黄仙啥都给往家里盗，发家很快。连过年的饺子都不用自己家包，别家包饺子，他家吃饺子，没人敢于提出抗议。黄仙把饺子盗得一个也不剩，面板上只留下了些脚印，哪家敢得罪？

蛮夷盛行黄教、红教，红教就是巫鬼文化。大神们往往能够当时击毙作祟的狐黄蛇犬等，治好邪病。此类事科学家们也不否认，无法作出解释。于是一面破除迷信，一面承认此类情况确实存在，跳大神的在东北地区始终存在。薛延安所在的集体户也出了事，每当黄昏时分，集体户的女知青们都哭叫折腾一阵子，谁也搞不清究竟是咋回事？离开之后就没事了，一回户就犯病。那一日无意间薛延安抬头一看；生产队马棚房上的一个木滚子在动，当时并没有风。薛延安把牛栓好之后，悄悄的爬上了屋顶，都是草缮房，被大风刮开了一块儿，临时用木滚子压住。小薛惊诧的看到；木滚子后面是个挺大的黄皮子四脚朝天正在作祟，集体户传出阵阵哭闹声。薛延安悄悄拿起一块压房的石头，一下子砸了过去。集体户马上就没了动静，黄皮子被砸个半死，冲上前去将其打死。小薛身强体壮，啥也不怕，以后也没遇到过啥事。队里青年们都喊他‘薛让安’，也是跟他胡闹。

‘四清’运动时期姜应文是团支书，已经三十岁，最后一年。他正在努力争取入党，而入党并不容易。社队干部主要是考虑党员，这是个敲门砖。邢德贵、邢德荣都是靠着当队长才入的党，与姜应芳组成了个党小组，并不愿意多发展党员。入党必须有两位介绍人，而姜应文无法找到两位，只有哥哥一位。姜应文对邢德贵、邢德荣的不满可想而知，隐忍未发。薛金城也是个老团员，那时候是民兵连长，也在争取入党。对邢德贵、邢德荣也很不满，压抑人才，独占鳌头，不肯培养年青人。当时六队有几位俊男，有几位靓女，民兵活动搞的是热火朝天，薛金城很有号召力。薛金城见过大世面，在延边与朝鲜大春妮没少打情骂俏，并不隐瞒，媳妇比他年长六七岁。每当扭秧歌，六队各显风采，一个赛一个，为全大队之冠。主要在于扭的活，人也长的精神，薛金城是很有工作能力的。

文革一起，各生产队也张罗建立群众组织，自然是以团支书、民兵连长为头头。姜应文年长，就成为一号，薛金城为二号。两人都对邢德贵、邢德荣不满，邢德贵虽说只不过是个小队长，村官当了多年，也算是当权派，应该打倒，接受批斗。那段日子里姜应文与薛金城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亲密无间。姜应文从十六岁时起就在乡政府当通讯员，此后一直是社队积极分子，没有外出，是个公众人物，就被推举为全大队造反派头头。接下来就是造公社当权派的反，六队的革命行动就由薛金城掌握。对于遭到批斗，邢德贵、邢德荣是一直心存不满的，时常诉诸颜色，并没有忘记。

‘清理阶级队伍时’，机会来了，薛父因为当过三天胡子，也遭到批斗，报了一箭之仇。薛金城一败涂地，复出的革命领导干部仍旧不肯放过，齐玉华在社员大会上说道；‘薛金文在部队爬上去了，这回连长也当不成了，回家种地吧。’部队护短，薛金文不但没有回来，反而又升了一级，当上了副营长。没上一二年，又当上了正营长。薛金城提起这个话头就贬斥齐玉华、姜应文道；‘你们不是说让老二回家种地么？这回提拔为营长了。’姜应文虽说是队长，跟薛金城互相总是你熏我几句，我熏你几句，谁也不服谁。明显的是文革后遗症，当事人互相仇恨，都忠于毛领袖。六队的政治斗争其实是文革的继续，薛家兄弟对于批斗他父亲时表现积极的人也是心怀怒火，这是不言而喻的。仅仅三十户的小山村，就乱成了一团麻，别说那些大村落了，派性是普遍存在的。

薛金文从部队回来探亲，在窗户上喊我进屋，我对这位营级现役军人自然是很恭敬的。营级军代表在城里就是几千号中型企业的小毛泽东，握有绝对权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中的优秀分子，我是不敢小视的。进屋之后考问我道；‘你说典型是怎么来的？’我并没发应过来，回答道；‘当然是从群众中来。’薛金文告诉我道；‘典型不是从群众中来，而是从斗争中来。例如稗子六队，领导就存在许多问题。我作为军人有些话不好讲，你们知青身份特别，有些事情可以正面进行斗争，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够成为典型。’薛金文并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我是没有这个资本的，他是找错了人。我当时虽说答应了下来，可是并无实际行动，我可惹不起姜队长。军人斗争对象是阶级敌人，而我父亲是斗争对象，军代表是令人生畏的。姜应芳、姜应文若是对我发起阶级斗争，我是必败无疑的。

由于妯娌之间不合，也影响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大媳妇与三媳妇结成统一战线，排斥二媳妇。而大媳妇与三媳妇也经常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打了起来，互相破口大骂‘养汉老婆’、‘偷汉子’等等，人们都跑到门前看热闹。如果是与外人打了起来，又成为一家人，共同对外。薛金文回来探亲，就住在老丈人家。自从提拔之后，丈人就给看上了，经常亲自送女儿去部队探亲，担心被甩了。我总跟齐兆贵、齐兆生胡打乱闹，管齐大姐叫作‘军用品’。齐大姐一身土气，一看就是农村人，到了部队也经常被当兵的所戏弄。农村半大老婆子们也是互相戏骂，并不背人。大女儿抱着孩子在旁边，当妈的与婆娘们照样脏口不断；‘我家老头子放牛去了，一会儿就放到你这个沟里来了。’齐婆回骂道；‘你那地方稀屌松的，能扔进两个窝头去，还怪你男人？’女儿见我路过，笑着说道；‘真麻厌人，快别说了，让知青都听到了。’我一直搞不清楚；毛领袖究竟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啥再教育？论忠于毛领袖，革命思想理论，知青们明显的高于贫下中农。若论思想朴实，知青没下乡时是比较纯粹的，连男女之间结婚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还以为男女亲嘴就会怀孕呢。淑琴个头矮小，不引人注意，也总埋怨到农村都把人都给教坏了。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们，是很难抵御每时每刻来自各方面的性挑逗的。从政治角度来看，农村人并不土，比城里更加激进。可是若论精神状态，则显得更加粗野，更加原始，更具有动物性。我们在农村学到的是痞子性、流氓性、无赖性、厚颜无耻、见利忘义、极端自利、赤裸裸的唯物主义。做任何事都不加掩饰，直奔目标，就连请客送礼都是同样，有明确的目的。以利相交，利尽而交断。

薛父我没见过，是在我们来到之后下的葬。下葬并不等于死了，这件事情我心里一直很纠结，而在村民眼里视为正常。薛父遭到批斗之后，挨了打，一病不起。薛家兄弟都很有心计，可见薛父也是同样，一辈子是很少吃亏的，心里窝了股火。亲朋好友全部反目，与其划清界限，这是个沉重的打击。二媳妇不肯继续住在婆家，索要了补偿费搬回了娘家。薛母只好一个人侍候病人，薛金鑫出工养活全家。薛金鑫成家后，与父母分住南北炕，各家大多如此。薛父不到六十岁，忽然中风不语，很快的断了气。全家人慌忙安排下葬，谁知将人装入棺材里，人却活了过来，敲打棺材，把人扶了出来。此后一言不发，坐在炕上抽烟，喝几口粥，目光呆滞，谁也不理。就这么过了近二十多日，家里人心中无数，请来了一位巫师。巫师悄悄告诉家人道；‘老爷子不是真的活了，而是邪鬼附体，是不是死时家里有猫？’家里确实养了只猫，多日不见了。巫师嘱咐道；‘我说这话你们不要当真，一说一听拉倒，都是迷信，新社会不讲这些，用不着信这些。老爷子从前过黄仙日子，死后猫从身上跳了过去，猫神附体。黄仙与猫神正是冤家对头，看情况不妙，百日之后就该祸害人了。’死人炸尸的事经常发生，就是因为猫。死尸跳起来扑奔活人，抱着哪个就死哪个，追着人们不放。炸尸并非迷信传说，所以死人家里绝对不可养猫，薛家是大意了。

经过全家商量，薛母也点了头，决定将薛父下葬。那时候我们刚刚来到六队，半夜时分听见外面的嚎丧声，王大娘简略的说明了一下，称许薛家兄弟明白事理。事后听说找的姜万玉帮忙，将薛父装进棺材时，薛父拼命挣扎，知道是怎么回事。姜万玉实在按不住，招呼人们；‘快拿铧铁来。’一个铧铁重达三四十斤，将其压在薛父心口上，姜万玉死命的压住，才渐渐没了动静，这事子女们是下不了手的。姜万玉功不可没，农村需要有这样的人。我的惊愕可想而知；这不是谋杀么？可是当地并不这么看，就连姜应文也不这么看，都认为理所当然，无可非议。薛家兄弟绝非恶人，只要对他们真心实意，他们也是以诚相待。青年人有啥事都喜欢找老薛大哥拿主意，并不担心泄露出去，该嘴严的他们绝对不会出去乱说。

听说周家集体户男户员弄了些木材，在户里切割，我也动了心。在山上我看中了两棵树王，足有合抱粗，笔直高耸，四米之下无疤结。我把此想法对老薛大哥说了，他不置可否。其实社员们都偷林木，但是都是小的，大的并不敢动。捎带提及家里缺粮，准备在场院拿点。此事可是个大事，远远超过偷砍林木，关键在于农业学大寨。再次去薛家时，老薛大嫂对我讲了其中的厉害；‘偷一回当百回，千万不要有那个想法。我们家在岭东住时，地里少几穗苞米都盯着查，那可不行。’我确实偷过粮食，二三十斤，王大娘见了很是惊疑，但是啥也没有问。老茂跟阿朋在户，一炕谷子就没了影，害得我们吃了两三天的地瓜，吃得直胀肚。我到后沟偷摘七队地里的青毛豆，回来煮着吃，无人知道。我们比一队那位独眼女知青幸运，邢队长并不像一队孙大眼珠子那么狠实，而是得饶人处且饶人，都活的不容易。带粮回家之后，被母亲批评了一顿，教育我；‘宁死不做贼。’可是我们并不那么认为，《水浒传》中的史大官人没钱之后，还拦路抢劫呢。遇到了鲁智深，呸了一口，哪个干等着饿死？不饿我才不偷粮食呢，饿了该偷就偷，反正都是公家的。个人家的我绝不会偷的，盗亦有道。社队干部们是夜里成袋子往家里背，哪个是圣人？曾经抓住过刘忠斌家二女儿捡了袋子苞米，一个劲说；‘别人家比我弄的还多呢。’这是队里扒后的地，我并没有向上反映，没必要为这点小事得罪人，哪家不缺粮？捅上去就成了天大的事，怎么样我也入不了党。

王大娘对我特殊，拿我当自家人。知道我要出门，特别为我包了饺子，煮了出来。阿倩让我送他，见了饺子两眼发光，也是馋的不行。王大娘刚刚说句‘在这儿吃吧。’阿倩毫不客气的将饺子几乎全部吃光，只给我留了两三个，吃得王大娘一个劲心疼。包顿白面饺子并不容易，连自家孩子们都舍不得给吃。老道临走之前，极力张罗把户里好吃的尽量吃掉，我略感不快。他能抽回去我为之高兴，而他走后户里还得继续生活，在这方面他们二位都远远赶不上会来。会来凡事总为别人考虑，而其它人则不一定了。李伟是赤裸裸的，阿朋是当仁不让，老茂是干啥都有理，我也是越学越坏，越来越自私。哥哥曾经两三个月没在户，我也拿走相应的粮量，背载而去，回来后与老茂大吵了一顿。五七战士前来处理，也是弄不明白，集体户并非一家人。口粮是重中之重，家家缺粮，知青们无法长期在家，就是由于缺粮，每个集体户都因为粮食问题吵闹不休。队里是不管那许多的，集体户有多少粮量，就发给多少粮食，按章办事。从第二年起，知青与社员同样，没啥区别。五七战士还是开月工资，吃供应粮。

我以老王家作为据点，只要户里没人，也趁机拿些杂粮予以补偿，省得自己花钱补偿，经常在老王家吃饭。由于老孙的关系，阿朋以高木匠家作为据点，也是同样，各有各的小九九。老茂也时常去高家，与阿朋貌合神离。李伟经常出民工，在工地吃饭。秋实以刘福有家作为据点，艳霞以邢质斌家作为据点，阿媛以齐兆生家作为据点……，都得有个照应之处。户里一旦断了伙，就去关系户家找吃的，总不能饿着。也得有个来回点，要饭吃也显得硬气些。户里的粮油经常不翼而飞，问哪个都是不知道。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也无人出头得罪人。我也与王阿生指责哥哥的那样；‘以错误反对错误’。一旦有人指责我，也是反唇相讥，揭对方短处。阿朋推说那口袋小米是老茂拿走的，老茂推说是阿朋拿走的，这笔帐我也给他们记下了。丽华主动要求在户里做饭之后，情况好了许多，也不好意思朝外拿粮食了，需要有这么个人。只要能吃上饭，没人愿意出去找饭吃。社员们也分出了哪个知青是哪家的关系，并不进行争夺。

薛金鑫喜欢招年青人在他家玩牌，输者摊钱聚餐。酒菜也不过二三元钱，一只大公鸡不过三元钱，小羊七八元钱。我们常在一起喝酒，酒是越喝感情越厚。东北农村喝酒都是大口，半斤酒都是两开、三开，有时一口喝掉。更多的时候是传酒，一大碗酒传着喝，每人喝下一大口，向同桌展示并未藏奸。由于遗传，我们弟兄酒量都很大，并不是有啥酒瘾，半斤以内没啥事。喝酒是个由头，主要是相互交流，无话不说。薛金鑫与童秀云刚刚成婚，正在感情好的时候。童秀云显得有些性张扬，三句话不离本行。于小屁见了就跟她乱闹，农村人并不认为是耍流氓，说脏话，反而彼此之间拉近了感情距离。薛家兄弟对王振兴极为反感，这个‘弯弯绕’纯粹是头老狼，非常能算计人，让谁上去也不能让他上去。王老丫对薛老三夫妻感情好却很羡慕，赞不绝口。薛金鑫一本正经的对我说道；‘不光是男人好色，女人也好色。不光是男人玩弄女人，女人也玩弄男人。尤其是在阴雨天，女人的性欲更不用说，比男人更加强烈。青年男女只要发生一次关系，下一次不用男的找她，女方就主动找你了……。’

童秀云虽说已婚，可以不参加队里劳动，可是她喜欢参加，主要是图热闹。女知青越是不好意思，她说得越来劲，天天乱闹。跟邢队长也是很随便，邢队长总是回敬道；‘别老娘们家家的，有啥事叫你家男人来，老娘们少瞎掺合。’童秀云总说邢队长瞧不起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于小屁凑过来坏笑道；‘你也就能顶一根棍。’俩人又追打一气。

不知道为了啥？薛家妯娌俩跟李德良老婆骂了起来。李德良老婆是南方人，骂些啥话我有些听不明白，反正没好口。童秀云进了屋，李德良老婆还在辱骂不已，薛金鑫喊道；‘童秀云你出来，跟她骂！’于是掀起一场新的大战，我才明白双方都骂了些啥。童秀云母亲过去挺轻浮，童秀云是被母亲给丢下的，一个人跑到北大荒，又嫁了汉子，童秀云是高景林家的养女。高景林家生了十二个，孩子多了不愁。老大高凤桐有了三个孩子，当娘的又生了个小十，小老叔比三个侄儿岁数还要小。李德良老婆主要针对她的母亲，而李德良老婆本身也是同样，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到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薛老三感到来气。

李德良老婆过去是南方人，扔下丈夫跑到这里嫁给了贫农李二。丈夫一家姓聂，书香门弟，成份富农。革命女性勇于走出旧家庭，应该是值得赞美的，尤其是没有丢下孩子。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将来着想，黑五类可是代代黑，无出头之日。聂家都受过高等教育，家中出了个革命者，可想而知。尽管居住于大城市，革命女性还是毅然决然的与其划清界限，难能可贵。聂家兄弟都是教授、教师，是些思想复杂的文化人，革命对象。作为美少妇没必要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树挪死，人挪活。一切主要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

挪拉走出家庭容易，走出之后如何生存可就是个大问题了，革命政权并没考虑那么多。贫下中农缺妻，李德昌、李德良各娶一妻，都曾经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哥俩都身板不好，常年患病，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越穷越能生，李德良老婆到来之后，几乎一年生养一个，加上带来的阿泉，家里有七个子女。土改分那点东西早就被合作化了，李德良老婆拼命干，还是养不了一大家子人。社员们都说她是真正的‘养汉’，丈夫全靠她养活。‘养汉’本来是指红杏出墙，而在这位身上，可是名副其实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大跃进之后，孩子们饿得直哭叫，当妈的也不是铁石心肠。偷过庄稼倒是不假，被抓之后，李德良老婆有些姿色，免不了以色换几斤活命粮。久而久之也就不大在乎了，与多名光棍有染，本身并不干净。饥饿那几年，李德良老婆是带着阿泉跑到北大荒的。不到半年，娘俩一身光鲜回来了，带回了不少的好东西，如同雪中送炭，救了全家。有这么三两次，人们猜出她是在干什么？明显是出去骗婚，又偷着跑了回来，也是被生活所迫。同病并不相怜，彼此辱骂，其实都是苦命人。李德良家养不起猪，连糠都拿不出来，每年就养十只鹅，鹅自己出去吃草，杀了过年。穷人有穷人的过法，李德良老婆是个能人，张口就是谎，既能吹，又能骗，愿意炫耀，王大娘认为她就是能耐大。有一次正在骗婚，让串亲戚的王守田给碰到了，揭了老底，没有骗成。‘君子路漫漫，小人穷斯滥’，邢老爷子常这么说。

老薛大哥十三岁合房，媳妇已是二十岁了。头一胎是个男婴，没有成活。十五岁那年有了薛波，接下来又生下二儿二女，共有五个子女。薛波是个大女孩，正在念中学，也进入了青春期。我拿她当小孩，而她人小心不小，居然看上了我，时常加以暗示。经常背着妹妹来到老王家，我并无那个心思。有一天清晨去她家借秤，发现她还是光着身子与弟弟们在一个被窝里睡觉，露出了侧面，尚未成熟。虽说十五六岁，如同城里十二三岁女孩，发育不良。唱起歌来嗓音高亢而尖利，缺少圆润。阿泉也是同样，嗓子高亢，能唱高八度，就是缺少圆润。王老丫说话时显不出来，唱歌时倒是个浑厚的女低音，就是缺乏正规训练。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红玉、丽华的，乡土之音难登大雅之堂。薛家兄弟始终对我挺好，并不图希什么，就是感情相近。他们是乐于助人的，每年傅振海都不够粮量钱，欠下太多的三交债，总是薛家兄弟出头为他说话。傅振海虽说是上海人，却是个小心眼的人，为人也很小气。总对老道、李伟等念叨；‘在困难的时候帮人一把，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知青各家也都不富裕，生活上都是紧巴巴的。傅振海是个大块头，啥都敢吃，是个上海人。

时至今日，我也毫不怀疑老道、阿倩、阿朋、老茂以及绝大多数知青们的道德品质，他们曾经是接受过正统教育的下的标准红色接班人，毛泽东思想小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革命砖、革命螺丝钉，刚下乡时他们都是很纯粹的，有如一个个红色的岩石。他们的青春与理想曾经是火热的，光辉灿烂的，并无太多的私心杂念。如果不是等级制社会，不是特权社会，人人平等，即便扎根农村干革命也没什么。他们接受的是虚假的价值观，在假的基础上只能滋生丑恶，回去时已是伤痕累累，是精神上的无形伤害。他们原有的共产主义信念不复存在，连毛泽东思想都不复存在，一切信仰都不复存在。他们的成熟是建立在接受现实上的成熟，是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的成熟，没人继续唱高调了。

中华文明是天人合一，神形合一，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思想理论。必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也就是炎黄尧舜所实践的的民本主义。而不是西方社会的以神为本，以救世主为本。更不是列斯毛金等所赞美的北狄、西戎、东夷、南蛮邪说，以大救星为本，以领袖为本，以党为本，以国为本等等，这就是上个世纪人类社会问题关键所在。中国正在走邪路，而非主流所言的所谓走正路。德国出了个马克思，出了个希特勒，上个世纪是他们的世纪。新的世纪但愿不再是马克思第二、希特勒第二的世纪，而是属于人民，属于公民的新世纪——和平发展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