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７８］

稗子六队有几位老姑娘，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并不是嫁不出去，半山区女性紧缺，而是她们过于挑剔，高不成，低不就。过去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婚姻大事由父母作主。可是新社会完全不同，《小二黑结婚》就是个例子。姑娘们都接受过新文化教育，自然要追求婚姻自主。王振芳的大女儿王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个，是高中毕业，回乡知青。对于回乡知青毛领袖可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本来就是农业户，哪来的回哪去，于是这些回乡知青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没上一年就把在校所学完全抛在脑后，再学的好也没用。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不无道理。虽说人大应该立法禁止自由思维，听从组织决定，可是回乡女知青们仍旧是放不下身架，思想不纯，不愿意嫁给贫下中农。这是个问题，思想改造并不那么容易，得下大工夫。安大晃虽说整日里晃荡，身为副队长自然是脱产干部，还是很关心大龄女青年的婚姻大事的。连襟前来串门，酒后一顿山吹海哨，安大晃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份量了。委托连襟协助解决大龄女青年婚姻问题，连襟得此重托自然心下欢喜，光棍汉在他手里能排成一个连队。大包大揽的负责给六队所有大龄女青年介绍对象，为人民服务。按说这是件好事，可是好心不得好报。安大晃明白这些高中回乡女知青们的心理，随口说道；‘她们是想找个工人。’连襟听了回答道；‘哪个不是公人？不是公人找她们哪些母人干啥？’

我去的早，见老姑娘齐忠琴正在与王玉兰咬耳朵，就知道肯定有事。不大会儿安大晃进了屋，笑着对两人说道；‘我连襟说想给你们介绍对象呢，啥样条件的都有，随便挑。’王玉兰冷着脸回答道；‘谁用他给介绍？我们都想去你家打他嘴巴子呢，啥公人母人的？’安大晃一听这话知道坏了事，肯定隔墙有耳。反复解释连襟没那么说，要是连襟那么说话，用不着她们去打嘴巴子，自己就得打他嘴巴子。百句话不一定交下个人，一句话就能把人给得罪了。王玉兰确实希望能嫁给个工人，哪个姑娘不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心强命不强。王玉兰是家里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兄。王大亮二十岁了，以前学习挺好，憋着个劲要挣扎出这个小山沟。二弟王大春学习也挺好，正在胡家念高中。王大亮没等毕业眼睛就不行了，是患上了白内障。虽说看东西模糊，还能分出人物，王玉兰对这个弟弟很是关爱。王家一代垦荒者很会盘算，岭东一带的地大多是他们家的。王振兴、王振芳属于第二代，土改时都是三四十岁，成为土改贫农团骨干力量。王家第三代人已是出生，二代有几个女儿，家庭人口很多。把耕地一平均，就定了个贫农，是不幸中的万幸。岭东薛家刚历两代，耕地虽说比王家少得多，却定为中农成份。七队垦荒最多的应该是屈家，已历三代，所以也弄了个中农。七队那位地主其实远远赶不上王家、屈家耕地多，可是人口单薄，仅历两代，就够了线，财富成为罪恶。人们不管其冤不冤，来了运动照样进行批斗，成为活靶子。当地管跳蚤叫做‘革子’，就管老地主称为‘老革子’。一晃地主的儿子也进入婚龄了，把管咋样也得把房子给准备下了。别看是地主，在村里人缘可是数一数二，哪个人也不得罪。七队的政治队长是个复员军人，这位可是革命者，。韩队长总穿一身发白了的旧军装，不忘革命本色。阶级斗争是把好手，把老地主整的顺顺溜溜的，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春耕结束后，社员们争相去地主家帮工，他家吃的最好，与从前同样。如此一来，贫雇农们就产生了意见，帮工这种事还不能强迫，可把韩队长给难住了。韩队长眼睛一转，孟书记家就在七队，把这个难题一脚踢给了孟书记，看他咋办？孟书记巨手一挥，下令地主家停工，啥时候贫雇农家帮完了工，才允许地主家开工。

帮工的人们正在盼着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白面油饼，白酒管够喝，重温一下过去的好时光。孟书记这一下令，可把帮工的给气坏了。那几户贫雇农家要多小气有多小气，只不过是小米饭、大豆腐，白酒里面总掺上一半水。老地主是不敢吭声的，地主儿子却来了气，也是年轻不知深浅。地富居然想要翻天，孟书记与韩队长一合计；非得拿出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不可。一声令下，几头牲畜栓在已架好的房木上，就要往下硬拉，这一拉可就全部报废了，都是木卯合缝。老地主慌忙央求孟书记别拉，自己往下拆卸。孟书记见目的已经达到，不想做的太过份，答应了老地主的请求。其实孟书记家与地主家也能连上亲戚，社队干部必须打破人情观，亲戚关。老地主央求帮工的去贫雇农家，免得领导们把怒火撒在他家头上。老地主家真的是最后一个建成的房子，‘铲趟薅’三件忙已经开始，房子没盖完。直到秋后才勉强完工，拖了大半年。直到我抽调回城时，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地主儿子也没人给媳妇，老地主的心情可想而知。七队地处公路旁，住户较多。我觉得七队真正的大鱼并非老地主，而是另有其人，就是老王家后沟里住的钱海溢。薛金城领我去钱家下过象棋，没曾想山沟里居然有此高棋，令我吃了一惊。姜队长曾经领我与公社农机站的张站长下过棋，算是全公社有名的高棋，棋术不如我。我虽说在家门口的棋坛上都排不上号，可是到了农村却鲜逢对手，都是些臭棋。显然钱海溢并不想真的赢我，而是一胜一负一和，主动权掌握在他的手里，是个神秘人物。钱海溢毛笔字写的好，很有学问，只有老俩口，没有子女。是东北解放后来到此地，报的是中农成份，我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以后在路上遇见钱海溢，他总是很客气，并不多言多语。我明白其中的奥妙，并不想惹事，与钱家没再有所往来。抽调回城之后，我曾特别给钱海溢去了封信，以表致敬。他并没有复信，多年之后再去时，老俩口已是寿终正寝，并没有受到摧残，算是得以善终。

王家二代一个姑娘嫁给了七队孟家，王振兴是孟书记的娘舅。一个姑娘嫁给了齐老举，齐家三兄弟也是王振兴的亲外甥。还有一位嫁给了小韩屯，王景骐、王景荣的媳妇都是那个姑姑给介绍的。那家出了一位美女，我曾见到过几次，清新自然，容貌出众，举手投足都具有美感。第一次是美女与一位女伴上山采药，引起了众多青年人的注意，被评为全公社第一美女。美女的存在确实令人振奋，如同怒放的鲜花，在山野之中更显风采。第二次是美女作伴来王振兴家介绍对象，齐庆阁远远看见叹道；‘从走路上就能看出长的漂亮，就是与众不同。’无论从身段还是韵律，都是位标准的美人，就是在大城市里也很少见到。第三次见面已经被选拔为公社招待所服务员，成为胡家公社的门面。以后听说被县招待所选拔了去，有了正式工作，成了天鹅肉，再没见到影子。美女资源是很宝贵的，真正的美女其实并不多，许多大明星根本算不上美女。

农村不大讲亲情，尤其是王家，兄妹之间都是分毫不让，灵魂是传承的。自从薛家搬走之后，岭东只剩下王家兄弟。电线也扯到了岭东，远远不够他们所摊的那点钱，相距四里地，仅电线杆子就是十几根。王家是军属，无人敢于提出意见。兄弟之间也打了起来，起初是妯娌之间的吵骂，仅仅因为鸡窝里少了个蛋，认为是那家把鸡下在外面的蛋给拾走了。先秦社会是礼让为先，商鞅变法之后秦戎已经如此，婆媳之间都分毫不让，不再讲什么孝道，都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王家个个都是人精，横草不过，比人都奸。

王振芳总到队里想方设法抠钱，三角债甭想欠他的。理由是为儿子治眼病，其实是在积攒家底，告诉儿子准备给他日后娶媳妇用。不见东西是绝对不出钱的，这是原则问题。谁也别想到王振芳家吃一顿饭，借一碗米，过日子的精细劲数一数二，全公社闻名。王家的家底都是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已经成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王振芳夫妻如同亲兄妹一般，想啥事都很一致，都很会盘算。老一代人的行为影响了下一代，彼此之间为仇，没有尊老爱幼那么一说。王大亮眼睛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坏，变得越来越孤僻。当爹娘的经常教训他道；‘缺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将来这些家底不是你们俩兄弟的又是谁的？别总跟父母拉拉个脸子，动不动就摔摔打打的，哪个上辈子欠你的？’王大亮对伯父也是火火的，见了面总没个好气。王振兴不想这么样，总盘算着两家缓和关系，打虎亲兄弟，家和万事兴。听王大亮说话没大没小的，王振兴以长辈的身份教育了他一通；‘你若是能赶上在部队入了党的你二哥，让我这当老的给你磕一个也中。你并不是那样的，能怨得着谁？’王大亮理屈，被这句话给噎住了。于是耍横道；‘你还能抓把土给我埋上？你还能抓把土给我埋上？’王振兴更加来气，到了生产队还在大骂不止；‘我是他长辈，倒让我抓把土给他埋上，这不是倒反天伦了么？’

王振芳夫妻并不怪罪大儿子，只说兄嫂一家的不对。过去薛家兄弟上小韩学校回来路过，总要与王家三代人对骂一气，那时候倒是兄弟阋于墙， 共御外侮。两家合伙与薛家对骂，王景骐正在学戏，骂起人来一套一套的，全是脏口。薛家兄弟骂不过，就扔石头打。天天有这么一次，那几年王家兄弟关系还可以。薛家一离开，外部敌人不复存在，又没有内部敌人可供斗争，斗争就失去了方向。于是转向内斗，与上层建筑没啥本质上的差别。革命者是必须存在敌对势力的，才有可能以仇恨形成凝聚力。历届运动作为老贫农王氏兄弟没少积极参与，其实无论哪个上台他们都免不了吃二遍苦，糟二茬罪。对于二儿子王景荣在部队入了党，有提干的可能性，王振兴是很骄傲的。王景荣是坦克兵，是车长，训练一小时耗费价值四十元，让农民们感到吃惊。发展军事是最耗费国力的，而列斯毛金均鼓吹‘先军思想’，把军工企业放在主要地位，无论饿死多少人，军事发展也不能停下。王老丫对姜应文怨恨不已，背后多次表示道；‘我哥哥还不一定看得上艳霞呢，姜应文说我家培养儿媳妇，纯粹是在放屁。’

有薛家兄弟打打闹闹，王大亮劲头十足。没有了薛家兄弟，与伯父家也断了往来，这位半盲回乡知青可就陷入苦闷之中。人不仅仅需要物质，更加需要的是精神。王大亮与父母没有共同语言，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治好眼睛，大概需要五百元，在农村是个大数目。王玉兰一天工也舍不得耽误，王大春寒暑假也参加队里劳动，王大亮充满了希望。对于父母不断的拿钱购置家底，王大亮是很生气的，尽管是为自己准备的。他不需要这些，他需要的是治好眼睛，娶媳妇对他而言并不重要。毕竟是个回乡知青，读了十几年的书。王玉兰总在劝说着弟弟；父母也是为他着想。婚事也得准备，眼睛也得治，白内障不算是啥大病，省市大医院经常做这类手术。其实我大表嫂就是眼科医生，在县医院与省医院做过无数例白内障手术，没出现过一例医疗事故。她是傲上而不侮下，对患者特别细心与耐心。白内障不算啥大病，五百元足矣。

王振芳去长春联系住院，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就出了岔子。这位亲戚送给他一张缝纫机票，这可是紧缺商品，尤其是在农村，最为欢迎的就是缝纫机。王振芳是个干净利索人，无论泥水怎么样，下地干活鞋上连个泥点都不沾，跟我们大不一样。机不可失，是有期限的。王振芳当机立断，把治眼病钱拿出半数购买了缝纫机、针线等，并买了一些布料。王大亮正在盼望好消息，父亲的行为无异于兜头浇下一盆冷水，把王大亮那颗心浇得冰凉冰凉的。面对母亲的兴高采烈，王大亮上前摸了摸缝纫机，口中说道；‘你们要的就是这个呀？’王大亮的希望变成了失望，这可是全家四五年的血汗钱。每年扣除粮量之外，只能余出百十来元，有时只有几十元。王大亮彻底绝望了，不再对治好眼睛抱有任何希望，而人是靠着希望活下去的。当晚王大亮没了影，全家起初并没注意，王振芳夫妻正在兴冲冲的鼓捣缝纫机。王玉兰觉得不对劲，就是上茅房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哪？他再三提醒父母，父母不以为然，挺大的小伙子能出啥事？

王大亮在歪脖树上自缢而死，以一死来表达对父母的强烈不满，语言已经丧失了任何作用。他曾无数次满怀希望，他渴望走出家庭，走出山沟，走向广阔的世界。他所接受的教育害了他，不上学的人对生命是很珍惜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王大亮学的是数，而他的常期孤僻，引发的是心中的象。他曾经做过无数未来的梦，幻象无数，五彩缤纷。性格内向的人心理活动远远超过了性格外向的人，我就曾经是个孤独的人，能够理解王大亮。对于王大亮的死我感到悲哀，他的青春之梦已是全部打碎，哀莫大于心死。我曾经与他见过几面，说过几句话，小伙长的不错，说话也很得体，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没啥两样。

此事震动了全村，社员们纷纷前去岭东，主要是安慰活人，都是亲戚连亲戚。在这种场合才充分显示出民族精神，王振兴也是老泪纵横，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念叨着大侄子的种种好处与优秀品德。人不死显不出好来，任何人的悼词都是如此，死的人总是最为可惜的，生前没人会发现其那些长处，悔之晚矣。最悲哀的是王玉兰，从小带大两个弟弟，谁侍候谁有感情。王玉兰哭得昏死过去多次，她是真正伤心之人。从前有事弟弟只跟她一个人说，不与父母说。她总是在解劝，劝来劝去闹了这么个结果，也是觉得心中有愧。社员们把怨恨转移到那棵歪脖树上，没那棵歪脖树人还死不了，派出人把歪脖树给锯倒了。这棵树很长时间没人动，都觉得不吉利。老一代乡民们是经历过其塔木战役的，死人不管是多少，往万人坑里一埋，如同扔死狗一般，人死如灯灭。人类早已全部物化了，人死了啥都不再重要，啥都无所谓。王振芳家不肯拿钱弄副薄棺材，没那个必要。下屋有领破炕席，把死人一裹，挖个坑埋上就可以了。当妈的心细，发现大儿子脚上的胶鞋尚新，伸手脱鞋，准备留给王大春穿。村民们实在忍不住，七嘴八舌的劝说王妻放弃；‘当弟弟的穿上这个鞋，心里能好受么？人已经死了，就让他穿去吧。’这就如同个联合国，虽说不能干涉别家内政，进行道义谴责还是起一定作用的。虽然是草草下葬，总算是入土为安，摆脱了人世间的烦恼。一双新胶鞋也超不过三元钱，可见王家过日子有多么仔细。

王玉兰决心早些离开这个家，不顾别人的劝阻，与一位农村青年订了婚，娘家需要养女钱、财礼钱。养女钱过完了，男方家里已是空洞无物。财礼钱实在拿不出，东挪西借，完成一多半，就差几件衣服钱。王玉兰答应男方不再要了，可是王振芳夫妻说啥也不肯让一步，以后事情不好办。亲家母亲自登门求告；婚后婆家肯定给补上，请娘家放心，可以立下字据。无论怎么样也没商量通，亲家母失望的离去了。小伙子大怒，宣布退婚，索要所有财礼钱。农村与城里不一样，姑娘一订婚周边数十里都传遍了，影响很大。这么一来还真就把娘家给难住了，王玉兰不再服从父母之命，婚姻自主，嫁夫随夫。这是英明之举，人生能有几回搏？王玉兰终于走出了家庭的阴影，婚后极少回娘家，对此我们也能够理解。

岭东更加寂静了，也更加阴沉了，如同阴魂笼罩般，两家都感到阴森森的。王景骐也搬离岭东，家中只剩下父母与王老丫、王老小。王振芳家更不用说，只剩下老夫妻与王大春，到了黑夜连门都不敢出，油灯一闪一闪的都觉得糁人。王振兴曾多次与死去的王大亮犯口角，心里总是堵的慌。听说高木匠盖房子，马上找到老王家，商量租住东屋，王大娘也就答应了。高木匠在秋季已经准备好了大坯，房木等一应俱全。春耕之后三五日，社员们前来帮工，房子建了起来，是两间土房。门窗等早已做好，万事俱备，早早搬进新屋。高木匠此举主要是为了撵走老孙，可是老孙牵着老婆的衣襟；‘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硬赖着跟了过去。这是人家的内政，无法干预。姜队长也曾作过调查研究，必须给高木匠一个交待。姜队长笑嘻嘻的对老孙婆子道；‘你究竟是想跟高木匠还是跟老孙？一个女的跟着两个丈夫，这是不行的。’老孙婆子自然表示跟高木匠，但又不知道如何打离婚，老孙也不同意。新婚姻法规定必须男女双方同意离婚，才予办理，还得交钱，这钱从哪出？队里自然不能出，老孙也不可能同意。于是姜队长调查晚上睡觉都是怎么睡的？这可是深入细致的做工作，是不是高木匠与老孙一边睡一个，那事是怎么轮流的？老孙婆子啰啰了一大堆，也没说明白。姜队长是很尽责的，以后任何人来询问调查，都有了第一手材料，队里不是不负责，是没办法。

我无意抹黑这些‘真正的英雄’，只想实话实说，这就是我所接触的群众，贫下中农。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时间久远，我此后的回忆录中难免存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之事，《三国演义》也是如此。我不需要构思，不需要马小辫、马立本等反面人物，也不需要那些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只要真实的历史，只需要点点滴滴的回忆，我是主张‘文无定法’的。写这类题材其实非常轻松，只需要据实描述，不必进行任何加工润色，原汁原味，土里土气，照本宣科，当地人肯定都记得我写的这些人和事，尽管名字有出入，事情是哪个人做的有出入，我的看法有出入，我的描述有出入等等。只能借取港澳影视剧片头的一句话；‘本题材人名事件全部出自虚构，若有雷同，纯属偶然。’据说除了林彪之外，红一代几乎全部说脏话，可见不由我文中的人物始，自然不可能随我的文字终，我是据实记录，不应该负此历史责任的。若想记录下真实的家史、地方史、民族史，恐怕不仅不能为尊着讳，更不能为卑者讳，总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放在首位。我不需要什么群众拥护，八辈子也不需要他们的选票，无欲则刚。所以不必欢呼金主体第三次核爆炸成功，炸在‘中修’家门口，给他的春节献份礼。也不必为金主体的世界革命事业大肆在‘中修’境内销售革命‘特货’，破坏金融，狂印假钞，成为金主体的地下党。妄图借金主体之力将东北建成革命根据地，重走长征路。别做梦了！无论主流怎么推销，也不再会有人重新回到列斯毛金时代。其实人大举手申老代表，也不真正希望回到毛时代，全部都在说假话。她家据说家财亿万，可是地地道道的革命对象。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邓陶必须打倒。即便说文革是毛领袖犯了错误，习父等延安帮可是远在文革之前，也必须打倒。韶山的狂热跪拜，正是主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新中国人民从此跪下去了，在网上见到一个个身上还穿了个黄马褂，不伦不类。怎么没穿上红色外衣？可见权与钱他们全都想要，啥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包括鼓吹夺权，没百姓啥事。百姓只需要说真话，不再受政治骗子所愚弄，就是最重要的，别的没啥必要。真正的人大应该立法禁止说假话，凡是被证明说假话者，一律严惩不怠，如同先秦社会那样，让所有政治骗子无立身之地。而不是禁止自由思维，此类人大肯定是假的。

自从阿倩参加‘一打三反’工作组后，不在王家睡了，搬到了四队工作组住。老茂趁此机会从刘寡妇家搬到了王家，与我们同住北炕。老茂个子高，有点伸不开腿。阿朋成功的当上了积肥员，邢队长宣布时笑着说道；‘先试试吧，我看知青干积肥员这个工作不大合适。’这活我是不认可干的，人类天生就有这个毛病，见到别人拉的屎就恶心，怎么可能觉得大粪香，思想臭？阿朋之意我们心里明明白白的，就是为了争取进步。果然不出所料，阿朋的行为一阵风似的传遍了大队、公社、全县，阿朋成为知青典型，学毛著积极分子，四处巡回上台讲用了。每次讲用回来时，见到社员们都如同高兴得不行，一面握手一面脚下乱蹦，如同表演。阿朋真的成了演员，已经分不清舞台与生活的区别了。他精心制作了红绣袋，绣上‘为人民服务’，绣袋里装着毛语录、笔记本，还有钢笔。于是每天成为队里的一个靓丽的风景线，阿朋挑着收尿桶，斜挎红宝书，戴着口罩，身后跟着挑粪桶的老孙。可惜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公社五七办’并没有被阿朋母亲所说动，组织知青们前来参观学习，而是忙于闹矛盾知青们的安抚工作。这一来可误了阿朋的大事，肯定‘五七办’有女性从中捣乱破坏，嫉妒阿朋母亲。

阿朋已经深陷其中，乐此不疲，经常性的将笔记本‘忘’在生产队办公桌上，故意让人们看到他的豪言壮语，英雄品德。阿朋并没有牺牲，所以还不能树为典型，活人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民兵连长虽说是高凤桐，可是姜在民、薛金鑫、阿朋成为核心人物。老道与阿倩都出去参加运动，会来也出去参加了运动。评选先进民兵时，姜在民将三人的名字划掉了，女民兵们提出了抗议。姜在民笑着回答道；‘我们三个本来就是民兵骨干，不用评了。’高凤桐早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并不管这些个闲事。会后三人坐在队院里，薛金鑫笑道；‘你那么说也太露骨了，得谦虚点。’姜在民道；‘本来就是那么回事么，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有肉别埋在饭里，得让大伙心里明白。’三人一阵大笑。

最初于学东、姜再民都向我示好，于学东对我很亲热，在他家吃过两次饭。户里起了矛盾，本来与于学东没啥关系，我们讲述时他只不过是笑着听，从不发表议论。可是王振兴并不这么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主要原因弄到了于学东头上。并以诸葛亮的口吻在队里当着我们的面点拨道；‘你们户里闹矛盾，是有人在挑拨离间。这个人有点文化水，是对女知青有所企图，混水摸鱼，连鬓胡子吃炒面。’这些话我有些听不懂，以为他是说的是别人，就拿这些话来问于学东。于学东听后没言声，最后一句他解释道；‘连鬓胡子吃炒面——里挑外掘’，是个俗语。’之后就找到姜在民，大诉冤屈，姜在民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他所接触的老道、阿朋等，都是根红苗壮，而我则是黑五类家庭，于学东看错了人。姜在民自从知道我家情况之后，已经与我保持了距离，而于学东傻狗不知臭。毛领袖有政策；不在知青中间搞阶级斗争。我这个捣乱破坏分子只能由贫下中农内部掌握，区别对待就可以了。姜在民故意当着我们的面提醒于学东注意，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复杂着呢。我对阿倩道及此事，阿倩的反应倒是挺快；‘姜在民那么说是啥意思？’我倒不在乎什么户里闹矛盾，打起来又能怎么样，谁怕谁？

此后于学东有意与我拉开距离，对于这类友谊背叛我已经历过，并不在意，对于学东有些瞧不起。谁也不靠谁吃饭，我是靠的力气。我的孤傲反倒使于学东有些尴尬，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正常，于学东想要恢复，我并不理会。于学东需要我帮着抬树木，我没理睬他，该休息就休息，自己抬去，我没那个义务。春耕之后各家缮房草找人帮工，男知青主要为了吃两顿好饭菜，比上工合适。哪家我都肯帮，就是不肯帮于学东家，找了我两三次也没答应。无欲则刚，我的孤傲反而博得了社员们的普遍尊敬，不敢以黑五类子女相看，而是视为比肩。知青们纷纷写入团申请，只有我与李伟没有写，写也没用。我更怕的是自取其辱，对于家庭的认识态度是绕不过去的。而我并没打算与家庭划清界限，也没打算辱骂自己的父母。

阿朋的表演过了头，引起了人们普遍反感。就是在集体户我们说笑几句，都会遭到阿朋的批判；‘有那个工夫多学学毛主席著作多好？’我们相对而视，都不作声，心里的反感可想而知；‘你积极表现，别拿户里人当牺牲品，谁也不是你的精神奴隶，非得给你当绿叶。’知青与农村青年有所不同，有平等意识，在户里不存在绝对权威。户员们的情绪影响了队里老团员们的看法，第一批团员阿朋落了选。老道、会来入了团，阿朋还得考验考验。姜在民表示自己虽说与阿朋个人关系很好，还是认为阿朋应该再考验考验。这对阿朋是一次严重的精神打击，情绪一落千丈，好几天没有出工。阿朋本质上其实并不是很坏，陷于虚假之中才是他恶梦的开始，假只能滋生丑恶，阿朋的心中充满了无名的怨恨。阿朋的光环开始下落，思想上开了小差，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对老道、会来也充满了怨恨与嫉妒。姜在民已经报名参军，身体检查顺利通过，不再在意阿朋的友谊，从此之后身价非比寻常了。姜在民决心在部队干出点名堂来，学习薛金文，争取入党提干，对自己的前程充满信心。姜在民的离去改变了稗子六队的政治结构，打破了以往的平衡，姜队长的群众基础明显的在青年中出现空位，姜队长打算通过培养老道来补上这个空位，老道是个活跃人物，有领袖欲望，是个可造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