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７５］

知青是文革产物，是历史的选择，是毛领袖的又一次神来之笔。通过朝鲜战争，毛领袖统一了军权。通过‘镇反’运动，毛领袖统一了政权。通过公有化改造运动，毛领袖统一了经济主导大权。通过‘反右’运动，毛领袖统一了思想大权。大跃进运动虽然遭到失败，毛领袖被迫退居二线。通过学雷锋运动，毛领袖重新统一了思想大权。通过反修反帝斗争，毛领袖始终如一的牢牢掌握着军权，有了胜利的保证。‘四清’运动本来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继续，刘少奇、王光美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抓了不下百万的右派反革命，从初中生到类似我父亲单位的海归何工程师等高知，啥人都有，全部是文化领域思想犯，也就是大小知识分子。文革是在‘四清’运动的基础上搞起来的，红二代们正在兴高采烈的参与运动，这是他们又一次精神盛宴，以显示他们的天生贵胄，远远超出同龄人的家庭优越感。他们是红色接班人，红色政权的班他们不接哪个来接？父业子承，打江山者坐江山，世袭罔替，没有什么不对的，这是历史的选择。当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刘邦、朱元璋也是贼寇，照样子孙后代坐江山长达三百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强者为王，没啥不对的，崇尚的是秦始皇、斯大林。刘少奇、王光美控制大局，血腥镇压造反派，死人无数，靠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毛领袖本来对于刘少奇伟人像与自己并列就心中反感，尤其是那同样帝王般的微笑，更令毛领袖愤愤不平。中华大地居然出现了两个分子，古往今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分母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能起到的作用。毛领袖派出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刘少奇、王光美所抓的重点反面人物聂元梓长达六个小时的个人汇报，毛领袖已是心中有数，石破天惊的公布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点明了文革运动的大方向；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目标直指刘少奇。刘少奇以二帝自尊，当然不肯让步，据理力争；自己完全是按照历届政治运动惯例，并无出格之处，完全彻底是按照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刘少奇依靠的是官僚机构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而毛领袖是放手发动群众，有军队在后面撑腰，坚定不移的站在造反派一边，原有的官僚机构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都被砸烂，先后夺了权。毛领袖又从造反派手中夺了权，五大红卫兵领袖全部下狱，‘五，一六’分子全部下狱，对造反派的清算全面开始，兔死狗烹，并无不妥。

人们并不清楚毛领袖这个唯一的分子究竟是怎么打算的？都是分母。初、高中学生一刀切，全部上山下乡，集体户七男八女。知青运动与解放战争之后与朝鲜战争之后有些相似，当年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以屯垦形式解甲归田，以精减体制内人口数量。城镇居民的精减工作是项很重要的政治任务，计划经济只计划了五亿人口的安排方针，城镇人口约一亿左右，已是不堪重负，难以为继。文革期间城市人口已高达二亿，根本无力安排，百废待兴。砸烂旧世界容易，建立新世界并不容易，毛领袖并无这方面的精神准备。通过亮相，运动前的官僚机构与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重新建立了起来，权力已经牢牢的掌握在毛领袖之手。毛领袖是唯一的分子，绝不能让可多可少的分母们影响革命大业，知青运动应运而起。军队没开展文革，也是毛领袖的主要依靠对象。面对知青下乡运动，人们普遍感到疑惑；毛主席是怎么打算的？将军们是知道以往是如何安置军垦大军的，并不想让自家子女陷入那种困境。七男八女显然是在拉郎配，多出的一女只能嫁给农民。作为红色太子、公主们，怎么可能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上山下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时间军队招进了众多娃娃兵，将军们的老部下家中也存在这个问题。长春八一小学解体时，我们班安排了四名男生；刘磊、李闽光、王天明、苗大春。他们十六岁入伍，都穿上了军装。二班安生也穿上了军装，父辈之间曾打算让淑花与安生结为连理，都是师级转业。女兵名额太少，只能安排高干红色公主们，淑花姐妹三朵花也得下到集体户。

军队干部一这么做，地方干部也趁机搭便车。一时间走后门之风盛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江青同志为之愤然而起，呼吁反对走后门，领导干部不能例外。毛领袖很生气，问题很严重，斥责江青是个蠢婆娘，不懂政治；走后门的不一定是坏人，不走后门的不一定是好人。毛领袖拒绝与江青见面，大内总管汪东兴就成了恶人，江青同志最为恼怒的就是汪东兴。毛领袖更喜欢身边的陪护，小鸟依人，视其为神。政治是需要妥协的，新生的革命政权是毛领袖亲自精心挑选出来的，怎么可以为了走后门这样的小事破坏大好局面？得团结大多数，恩结其心。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没有相应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哪个人跟你一条心？什么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那些都是蒙骗下面的，还得善于权谋之用，帝王纵横之术。毛家儿孙已是‘花落成枯枝’，后继乏人，两个女儿皆不成器。毛领袖重点培养侄子毛远新，知道江青很定不会服气。暂且让其作为东北军区监军，并负有天使之职，可代天传命，随时可以挥兵入京，继承大统。

毛领袖对于领导干部们的走后门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并未影响知青下乡运动，为城市减轻压力。六届学生下去之后，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革命是需要牺牲奉献精神的。尤其是这些红卫兵、红小兵们，造反精神一时间还消退不下去，成为社会动乱因素。毛领袖从未打算过实行什么‘巴黎公社原则’，而是秦始皇加斯大林的‘民主集中制’；将所有民主权力集中在伟大领袖一人之手，这就是毛式‘大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自上而下的，直至生产队。稗子六队姜应文被任命为政治队长，就是本队唯一的分子。队里无论大事小情，都必须由‘姜一把’绝对说了算，这是组织原则。毛领袖赋予各级主要领导以对其部下的绝对权力，‘不听话，就饿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高度集中的绝对权力无往而不利，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作为坚强后盾。无组织的分散群众，面对有组织的国家机器，强弱分明。当权者们只讲权力，不讲道理，也没必要对下面讲道理。只要把上级领导侍候好了就行，官位由上面说了算。

作为户长的老茂，也希望自己成为户里唯一的分子，我们这些户员成为分母。可是各级领导没有赋予他‘不听话，就饿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绝对权力，问题就出现了。老茂并非户员们选出的户长，而是历史的选择。只要本集体户存在一日，老茂就必须担任户长，没有选举户长这么回事。社队领导们也猜不透毛领袖是怎么打算的？毛领袖是喜欢让人猜迷的，从不说出心中的真实想法，天威莫测。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进退自如，视形势而动，例如文革。巧妙的利用了所有的人和事，以达到预期效果。江青在政治上还是太嫩，这么多年还是历练不出来。作为户长的老茂并没打算培养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当初与他一起组织集体户的老道。集体户与新中国有所不同，既无集体利益可言，又无集体的奋斗目标、远大理想，更不具备集体户的有关思想理论，为集体户作出牺牲奉献精神等等，为户长老茂率先抽调回城，而共同努力建成个模范集体户。而是各有各的个人打算，都渴望能够尽早入团、入党，在农村镀金之后抽调回城，安排可心的工作，再上一层楼。老茂把自己比作王洪文一样的人物，那是他心中的英雄楷模，并无不妥。王洪文也是个转业兵出身，在文革运动中成为耀眼的政治新星。老茂把老道看作潜在的竞争对象，老道是个美男子，说起话来表情丰富，是讨女孩子喜欢的那类人，很有影响力与号召力，而且非常活跃。姜队长对老道也是另眼相看，认为这个小伙将来肯定有出息，老道自己也抱有雄心。在长春汽车临行前，老道大声对送行的学校教职员工们喊道；‘你们等着在报纸上看到我们集体户的好消息吧！’

老道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胸怀远大理想，这一点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老道接受的是新中国全新的正规教育，小名叫作‘红旗’，学名是‘道红’，立志走红色道路。时时事事都以革命先烈作为榜样，父母也是对其进行正面教育，如同纯粹的革命火种，满怀热情，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决心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干出一番事业，大有可为。对于走后门之风老道的感觉与江青同志同样，虽说反对，却面向实际，并不影响大方向。老道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准备会同户长老茂把集体户办成个模范楷模的。他的雄心壮志并没得到老茂的回应，对此很是失望。与姜在民多有共同语言，都是革命后代，父辈是老党员，两个人关系很好。

村民们出于好客，同时出于好奇，妇女们纷纷前来帮着做饭。连锅碗都洗得干干净净，不图任何报酬，而且带来了些干菜。头一日往来的人最多，这个地方饮用的是山泉，山里有一片核桃树，最能吸收碘元素，吃核桃可以补脑。有补的肯定就要有缺的，邢玉久就是因为缺碘智力不全，外表上倒是一表人才，有体力，缺智力。邢玉久是邢得富的长子，母亲是王守田的大姑，是实在亲戚。邢玉久喜欢打听事，缠着知青们询问家是住在哪儿？是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小队？非问个明白不可。老道起初正经答复，可是怎么答复也说不明白。邢玉久坚持认为；新发公社下面应该是大队、小队，怎么变成为居民委、组？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在不断反复质问下，老道终于架不住了，收起了原来的一本正经，笑嘻嘻的回答道；‘是白唬家公社，老唬狗大队，懵屯。’邢玉久还真的记下了这个住址，后来对别人去说，才知道上了当，老道是在骗他。

第二日仍旧是妇女们帮着做的饭，来往的人少了许多。第三日只剩下一两位妇女，是队保管员高景林婆娘，我们称为‘高大娘’。豆腐、干菜等已是用光，集体户到公社领来了当月供应粮，粮油不缺。知青们是有优越感的，把自己当成贵客。饭来张口，吃完饭把饭碗一推，饭后四处游荡，并不多想。似乎一切都理所当然，妇女们无论怎么样，知青们都无半点感恩之心。继续有人侍候肯定还是继续吃现成的，不管那些个鸟事。知青普遍自觉得高人一等，城乡差别距离太大。义务做饭三日，高大娘跟队里提出了条件；‘继续做饭得挣工分，每天给八分就可以，这事得征求集体户的意见。’社队领导抱着不干涉集体户内政的态度，让户里自行商定，拿出个意见来。老茂认为不是长事，最好还是户里自行安排，这是一步错棋。晚上全户首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女户员们都不愿意留在户里做饭，妇女春季是在队里炕上穿玉米籽，没有定额，一面说笑一面干活，很是热闹，并不觉得累。尤其是有了联系群众的机会，没人愿意在户里窝着。见女户员都不肯留下来做饭，男户员们也无人留下来做饭，我有些恼怒，斥责女户员们道；‘你们女的不在家做饭，让男的留下来做饭，你们不觉得丢人？’无人吱声。其实我的指责毫无道理，集体户并非一家人，而是来自十五个不同家庭的七男八女，凑合成的集体户，性情各异，并无共同利益。也谈不上集体户对外形象，所有人都注重实际，怎么对自己有利就选择怎么做。下乡时学校补助困难家庭布票，杨大帅重点照顾我，还有秋实。秋实父亲有残疾，因工伤断了一只手，母亲没工作。显然布票是按人头比例的补发的，每人二尺。兰英就要自己的二尺，多了不要，也不想占别人的份额。阿媛在姜队长的再三动员之下，勉强接受了做饭的工作。由队里掌握，也是按一天八分工。其实我们头一年按大寨评分方式，出一日整工就是八分工，是五等工。

老茂哥仨，他是家里三宝，并不知道如何管理集体户。女户长是秋实，会计是红玉。老茂与二位女户员组成了领导班子，经常晚上出去商量集体户管理工作，成为户里机密。对此举最为反感的是老道，本来说好由老茂当户长，老道当副户长，是二人共同组织起来的集体户，老道也希望能够成为分子的。如今成了分母，与当年毛领袖同样，是坚决反对由蒋介石进行训政的，人同此心，理同此理。老道最初希望能够成为分子之一，这个要求并不过份。可是老茂认为户无二主，分子只能有一个，老道必须作为分母存在。有压迫就有反抗，老道走群众路线，广泛的联系广大群众，组成统一战线，开始对以老茂为首的集体户权威进行挑战。集体伙食男户员吃的多，女户员吃的少，而男户员并不为户里多出半点力气，大不合理。集体户并非真正的一家人，女户员首先感到心里不平衡，怎么算怎么吃亏。过节时，女户员们包的饺子，男户员们回来抢着吃，个个如狼似虎。人人为己，根本不考虑其他人是否吃上？个个撑得几乎撑出肚皮外，吃进肚子里才是自己的，用不着管别人。阿倩属马，是户里岁数最小的一个，六岁上学。他父亲在市文教局，曾与我父亲所在的市公用局同一楼层，五七年反右时还是个最底层的办事员。阿倩下乡时已提拔为行政十六级干部，据说在单位挺能耍活宝。但是见了我们架子则很大，一句话不说，大概是怕人求他。我们到他家是去找阿倩，也采取的相应的态度，弄得他很不自在，有时主动插几句话。阿倩营养不缺，长的人高马大，说话底气也足。饭后阿倩对我说；‘这么大个的饺子，我吃了六十八个。’我也是撑得吃不下再多一个，回答道；‘我吃了七十三个。’我们吃的都不少，比女户员们多吃一倍还要多，她们顶多吃进去二、三十个。

过节的饭菜好的抢着吃，转眼即空。都变得赤裸裸的，毫不掩饰，就是这么个环境。同样摊伙食费，同样的粮量，男知青多吃了女知青们的份额并不领情，视为理所当然。男女知青之间很少交流，还如同在学校时差不多，自动拉开距离。人多时相互之间连话都不说，避免传出闲话。革命是提倡禁欲的，爱情与感情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只能存在革命友谊，而集体户内部很难产生真正的革命友谊，彼此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利益之争与回城之争。没有哪个是圣人，受过正统革命教育的老道、阿朋也不例外，都存有私心杂念。老道曾经进行过努力，以改变他与老茂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成为户领导成员，成为分子之一。正面理由是有事老茂应该与大伙共同商量，不应该存在户里机密。老茂若是借此机会打算与那二位女户员‘搞艺术’，另当别论，否则不要搞‘三人帮’，影响户内团结。对于老茂组织户时答应哥哥插户的事背信弃义，我暗怀不满，隐忍未发。

老道走群众路线，首先向我示好，我自然是求之不得。阿倩对老茂也多有不满，目中无人。长春市曾经存在过‘牙语队’，就是流氓黑话，少年人以会说‘牙语’夸耀于众。阿倩能熟练的运用‘牙语’，老道半通不通，老茂勉强会说几句。于是老道、阿倩就用‘牙语’向老茂挑战，讽刺他想与那二位搞对象，打着商量户里事的幌子等。男女户员同在一个屋子里，老茂只好以‘牙语’反复回答说；‘我不懂。’老茂、老道与我同龄，相对成熟。会来与老茂家住在同一个院，是上下楼邻居。老茂最初以会来的保护人自居，总说会来母亲曾求他照顾会来，会来自然应该成为分母。可是会来并不这么认为，他曾经在某副业钣金厂上过半年班，王淮湘全面清理资本主义的苗之后，会来没资格吃社会主义的草，只好下乡，成为本户的一员。会来认为自己不需要哪个照顾，老茂的社会经验还赶不上自己。会来是很有头脑的人，与我一见如故。都出身家庭贫困，他父亲在援蒙时与人打赌；扛铁道钢步行百米，重达八百斤。四个壮汉以木杠帮他抬上肩，真的走了百米，到地方却放不下去了，压得吐了血，患了工伤，长年在家里养病，收入微薄。大女儿上了班，在电信局。家里还有弟妹四个，生活一直很艰难。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会来知道为家里分忧，很会来事，很有心计，做起事来很有条理。

矛盾是一点点积累的，老道明白女户员们对老茂宠爱秋实、红玉暗生嫉妒，尤其是红玉，很能表现。队里对红玉评价最高，说出话来有水平，有条有理，家教很好。红玉略黑，长的很俊俏，歌也唱的好。受其父母的影响，红玉也很会算计。灵魂是传承的，财会人员的职业病就是认真，一丝不苟。老道见红玉不在屋里，趁此机会绘声绘色的讲述道；‘红玉总觉得自己吃亏，明明吃完了晚饭，还在枕头底下藏了个大饼子，半夜偷偷的吃。’这话肯定不是老道的发明与诽谤，而是来自女知青之口。话音刚落，红玉黑着个脸进了屋，老道连忙进行遮掩，红玉也是带搭不理的。认为老道是故意在背后埋汰她，这不是作践人么？

秋实是个好脾气，得罪不了谁。秋实虽说相貌中上等，可是其柔和温顺容易打动异性之心，成为异性追求的首选。秋实、红玉是率先发育的，已进入青春期、女性成熟期，第二特征已经很明显，脸上焕发出青春美。其实她们仍旧是少女情怀，并未真正进入青年阶段，心态还是刚离校门的女学生。这是最危险的年龄段，毛领袖的神来之笔将所有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男女拼凑成集体户，也许是远大战略，也许是出于形势需要。把所有人全部物化这是确信无疑的，毛领袖并未考虑精神道德方面的问题，一切都是出自政治需要。而政治是不考虑人性的，那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无产阶级必须反对人性论，批判人性论。人性成为敏感词，官方媒体除非用于批判之外，从未见过‘人性’二字。

第一茬知青被捧的很高，高得不能再高了。大队书记就是全大队唯一的分子，分母们必须绝对服从。有的小队总也搞不好，大队任命的领导班子总遭到社员们的强烈反对。而大队又坚持民主集中制，绝不能给那些捣乱破坏分子以任何民主权力。搞了几次阶级斗争，还是不灵。农村与城里情况大不相同，都是亲戚连亲戚。最初石虎沟只有于氏五六户，都是奔的于老凯。后来小皇上儿女们构成刘氏、刘氏赘婿六七户。邢家是后来的，就成为贫农，有个六七户，邢家姻亲三四户。像这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是很难开展阶级斗争的，一波及就是一大片。一队齐忠山入党啥条件都够，就因为妻子有个舅舅成分是富农，这个党就说啥也入不了。有的生产小队全村只有一大姓，例如率先垦荒的崔家，已历四代人，全队一百多人都是崔家子孙。老地主虽说被打倒了，外来的贫农团掌握了印把子。可是毕竟人单势孤，阶级斗争形式非常复杂。几户贫雇农都曾经担任过领导成员，怎么换还是不中，彼此之间也是矛盾加剧。对于这类重灾区，大队领导班子想出了好主意；安排知青担任生产队领导班子，把生产搞上去。

知青们身负历史使命，全部成为队里领导班子成员。女户员成为生产队会计、保管、出纳、计划生育主任、妇女主任、团支书、宣传员等，总之都成为脱产干部。男知青成为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副队长、治安组长、生产组长、民兵连长、‘一打三反’组长等，全面夺权，以阶级斗争为纲，撕破乡村的亲戚网与人情网，彻底闹革命。这是个新生事物，社队全面支持，放心大胆的去干。知青们不负组织上的信任，先后多人入团、入党，被树立为知青模范典型。上报到市、省、中央，准备大力推广，全面铺开。这个一向落后混乱的生产队，一举跨过纲要，成为先进典型示范，集体户知青们功不可没。此事闹得影响很大，传得沸沸扬扬，大队书记都去前往取经，跃跃欲试。

经过深入调查，最初社员们啥话都不敢说，只会摇头，打残了好几个。生产队厢房专门设有阶级斗争办公室，经常性吊打不服从分配之人。知青们拎着棒子驱赶男女社员们上工，不服从组织的挥棒就是一顿毒打。社员们连队都不许出，形同劳改犯。奴隶制劳动效率最高，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常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连七八十岁的小脚老太太，农忙时也得下地，知青们监督劳动，一声断喝就把社员们吓得半死，一个个连大气都不敢喘。家里的猪跑出去，看庄稼的知青一扎枪就把其扎死，把死猪拎回集体户吃肉。农村禁止养狗，全队的狗都被知青打死吃光。每年春季大队都组织打狗运动，用步枪打。小队民兵连长是有步枪的，经常实弹演习，阵阵枪声吓得社员们梦里都惊，不知道啥时候命丧枪下。尽管如此，确实把生产搞了上去，理应大力推广。可是经过深谋远虑，毛领袖还是不敢进行支持。知识青年毕竟是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领袖无意让知青全面夺权。一旦夺去，再想夺回来可就难了。还得依靠社队干部，得从长远考虑，尽可能动员知青们扎根农村干革命，才是正理。知青担任社队领导可以，只能参与管理，不能集体户全面夺权，把社员们当奴隶。毛领袖毕竟是农家出身，对农民还是有感情的。当年奴隶制曾经作为美国特色而长期存在，那是私有制。而中国特色是国家奴隶制，是公有制。美国特色早已改变，而中国特色将永远坚持下去。为维护中国特色能够传万代，不惜与全人类为敌，大不了全人类共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