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４８］

与我家从无往来的沈阳二舅晚上九点多钟忽然上了门，令母亲很是惊讶。从长相上看，二舅与大舅非常相似，但是眉目之间透露着狡猾与奸诈，面目清瘦，与别的亲戚大不一样。二舅直言相告；‘我在单位挨了整，被街道把房子没收了，赶我们回延吉。乘火车路过长春转车，你二嫂和两个孩子在火车站呢，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一两宿，买到车票就走。’母亲当即回答道；‘快去接来吧，不看大人还得看孩子呢。’他们兄妹姑嫂之间过去矛盾很深，二舅母扬言与老刘家断绝关系，确实很少与亲戚们有所往来，连封信都不通。母亲做了饭菜，二舅一家已是进门。一晃就是一二十年，彼此之间别有一番感触。二舅母吃饭中间诉说不休，杂七杂八的全是委屈。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思想文化批判持续，采取的是‘毛氏批判法’，就是断章取义。从来不把批判对象整体思想、整篇文章进行刊登，让人民鉴别是非。而是摘取一两句，或是四字单词，批判者可自由发挥。批判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批判者的态度。是否随同批判是个鉴别方法，这应该是效仿的赵高。当年赵高指鹿为马，要的就是个态度。随顺他的全部升官，反对他的全部下罪，持二端的全部罢免。这就是权力的魔杖，与是非曲直并不发生关系。赵高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母应该是偶言诗书，犯下大罪，遭到弃市。几个儿子虽说读书认字，姑念其年幼无知，阉割为奴。过去罪人都是官奴，也称‘隐宫’。赵高很是聪明，在统一六国文字期间立了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决定统一各国文字为小篆，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三篇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为《苍颉篇》，共五十五章。

无人愿意做奴隶，赵高也是同样。抓住秦始皇驾崩之机，利用丞相李斯与太子扶苏之间的矛盾，赵高巧施妙计，实行了宫廷革命。昔日的奴隶们控制了中央权力以及军权，对旧贵族们展开了革命。假借秦二世之名诛除权贵，剪其羽翼，以取得革命彻底成功。由于赵高轻敌，被复辟势力所刺杀，革命成果毁于一旦。但是指鹿为马这一革命方式并没有失传，而是日益发扬光大。毛领袖同样出身微贱，是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崇拜秦始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断章取义进行大批判早已成为惯例，我二舅聪明过人，由于精通日、朝两国文字，在单位本来混得不错。来了运动就紧跟形势，从未吃过亏。这次是栽在街道革命群众手中了，小河沟中翻了船。

二舅母年青时是延吉出了名的大美人，心高气傲。我姥爷患了重病，二舅的书也没法念了，回家侍候两三个月。答应照应全家，当时他确有那个心思。我母亲的五叔在图门海关，帮着我二舅找了工作，是税务部门。满洲国不缺劳动力，缺少管理人才，所以加紧培养，有文化的都容易找工作。二舅喜欢文艺，喜欢交游，朋友很多。就追求上了这位大美人，瞒了家庭情况。结婚之后，马上申请调到外地，新婚夫妻比翼双飞，丢下老幼五口之家潇洒而去，过他的幸福生活。得知所嫁男子原来是个穷家，无任何背景，美人的怒气可想而知。所以二舅特别怕老婆，亏欠她的。生下二女一子，都长的不错。随之前来的是二秀、小杰，与我们年龄差不多。

二舅母不甘人下，与邻居们就结下了恩怨。有她的一帮子人，还有对立面。文革运动一开始，彼此之间就展开了激烈斗争。二舅母抓住邻居曾偷过她家一条麻袋，让二舅书写了七张大字报。纸墨钱都超过那条旧麻袋的价值，革命是不计成本的。接下来就是将那家画成了漫画，一条毒藤结了几个毒瓜，那家夫妻是大‘阴谋’，子女是小‘阴谋’，将名字写在上面，张贴在大街上。我二舅文才出众，二舅母妙计横生，打得对方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按计划是发动革命群众揪斗那家两口子，没有政治问题无法上纲上线，而对方指责我二舅母是‘破鞋’。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二舅挥动如椽巨笔，书写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这可是一磅重弹，把对方炸得如雷轰顶，全家哭成一片。正在我二舅全家得意之时，风向逆转。不知何人趁黑夜将大字报上面撕掉，只剩下第二行字‘毛主席，罪该万死！’重要之处全部被撕掉，我二舅的大名却赫然在目，革命群众一下子就炸了锅。公安局军代表也闻风而至，立为大案要案，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我二舅从街道到单位，被批斗无数次，没少挨打，成为落水狗。这两口子害人不成反害己，也是自作自受。军代表会同单位经过大量调查，知道了原委。因为我二舅本来就有一般性历史问题，就扣上了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单位将其除了名，街道将住房没收，分给了缺房户委主任之弟，勒令遣返原籍。

母亲没少述说过去的事，有些记仇。我二舅很自私，从来不管家，死活不过问，只顾着自己往上爬。总在争取进步，向日本人打溜须。恩美姨走私大烟泡，其实是小走私，与现在拎包走私香烟差不多。大烟馆都是日本人开的，都是中国人抽大烟，没一个日本人抽大烟。烟酒专卖是基本国策，是国家主要税收项目，日本人盘查的很严。恩美姨发现被人所注意，就把大烟泡藏在我老舅身上，让他先过桥。对于七八岁的小孩子，盘查人员并未疑心。而恩美姨却是重点怀疑对象，好顿细搜，肯定有人向日本人做了举报。能够大义灭亲的只有我二舅，在日本人面前如同一条狗，以为日本人工作为荣耀，这也是多读了几年书，多受到奴化教育的结果。日本与中国同样，是专制政体。自从秦代之后，官员们就不再以人类自居，而是自称‘如犬如马，效忠皇上’。忠是最重要的，而狗对主人是最忠心的，类比的不错。将儿子称为‘犬子’，也是理所当然。患病自称患‘犬马之疾’，从人类变为犬类。于是‘狗官’、‘狗儿子’、‘狗杂种’等就成了汉人的主要称呼，‘汉狗’就成了通称，并无不妥。我们弟兄自然也顺理成章的称呼揭发批判刘邓反动罪行的他们子女们，为‘刘犬子’、‘邓犬女’等等，并无不妥。放到现在借我个狗胆也不敢那么称呼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日本人也是需要走狗的，于是就出了无数‘狗汉奸’，也就是损害汉民族整体利益的奸贼。汪精卫指斥蒋介石是英美汉奸，蒋介石指斥毛泽东是苏俄汉奸，这种事说不清，胜王败寇。汪精卫主张对日和平，联日抗英美苏，把欧美殖民者统统驱逐出去，建成大东亚共荣圈，哪方面都有理。日本对满洲国的建设，汪精卫还是挺赞许的。那时候外蒙古并未独立，日后应该是日本势力范围，中华民国疆域主要在长城以内。我二舅对日本很忠心，当年他这样的人很多，是社会主流。

满洲国垮台后，我二舅丢了工作，靠走私维持生计。到长春之后，遭到派出所注意，以为是特务。把我母亲唤去审问一番，我母亲生性胆小，就如实招供。走私品被没少，我二舅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在那段日子里，我母亲觉得很对不起这个二哥。出狱之后让我父亲帮着给找个工作，将住房及家具等借给他，当时二舅母已经与别的男子在一起过上了。母亲劝他离婚，而二舅还是想她，就把二舅母接到长春。来了之后知道我母亲说了坏话，并曾出卖过这个二哥，恼羞成怒。不但霸占了住房以及所有，并大吵大骂。我母亲只好让二哥说个明白，而二舅低着头一声不吭，以后两家彻底断绝了往来。二舅母声称；‘老刘家没好人。’清官难断家务事，在‘三五反’期间，就是那个社会氛围，父子兄弟之间相互揭发检举，都是常见之事。我母亲胆小是不对，也是心里害怕。当年可是镇压了数百万，关押无数。哪个不怕？人人都吓破了胆。

一九六五年，大秀考入大学，曾到上海、哈尔滨、长春、农安拜访了一圈亲戚，对大表哥、二表哥明显的产生了兴趣。大姨对她父母看不惯，此事自然不会有结果。大秀对这个二姑也很不满，总提过去的事，尤其是当年她母亲已经跟别人过上了那件事。此后大秀再也没到过这个二姑家，与其它亲戚也极少往来。家里被遣返回原籍时，大秀正在学校参加运动，也顾不上了。

母亲陪着二舅母前往火车站买车票，一路上在公交车上说个不停，令我母亲很是反感，车上人都侧目而视。阶级斗争早已深入人心，有啥事在家里怎么说都可以，在外面当人说并不合适。临走时二秀说肚子疼，提出不走了。二舅母说道；‘这不是咱们家，不能留下，一起走吧。’我们曾领着二秀、小杰逛了逛长春，他们认为不如沈阳，沈阳更大一些。当时二秀戴了个毛线织的深黄色帽子，是个很俊秀的小姑娘，也很乖顺。小杰也很会来事，给我们的印象很好。

过了不到多少日子，二舅一家又回来了，伴随的是一位朝鲜人，是大队干部。二舅一家回到延吉大兴沟靠山屯，提及刘麻花，老一代人还记得。刘麻花的孙子遇了难，老一代人记挂着刘老大曾做过些好事，为穷人担保，积下了德。当地人大多是朝鲜人，表示；‘你们若想留在这儿，也能养活你们。若是想回沈阳，我处可派人送去与单位进行交涉，就说不愿意接收。’二舅一家自然希望回沈阳，就又来到长春转站。带来了一些朝鲜打糕，这是我们头一次吃打糕，过去也曾听说过。母亲与来人用朝鲜话进行交流，相互感到亲近。送走他们之后，五六天之后朝鲜人回程来到我家，叙说经过，对二舅母极为不满。二舅母指责其办事不利，既没帮她们讨回住房，也没讨回工作，来人很是生气。他并无此能力，只不过是代表农村将二舅一家退回去，不肯收留而已，其它的事得靠自己设法办。我母亲赔了一些好话，也没啥办法。那段日子里二舅一家应该是最艰难的日子，没工作，没收入，没住处，也无处收留。二秀后来就到了哈尔滨三姨家，帮着料理家务，形同褓姆。老姨并不肯收留，不愿意找这些麻烦。来了管顿饭，不冷不热，三姨家是二秀唯一可去之处。二舅一家后来倒底被遣送回原籍，二秀求人将户口塞进集体户，此乃后来的事。哥哥曾经去过哈尔滨，显然对二秀发生了好感。回来不久二秀就来了信，感到‘寄人篱下’之苦处，希望能有机会离开三姨家。哥哥曾与母亲商量过让二秀来长春，母亲不肯答应。儿女随根，有啥样父母就有啥样儿女，跟他们家尽量少发生关系。

历代统治者均借鉴前朝衰亡的历史教训，所以法网越来越严密，专制程度越来越苛暴。毛领袖自然不会再犯赵高之流的错误，没有毛领袖的命令，其他人在紫禁城内连一名力士也难于调动，只能毛领袖设下刀斧手，其他任何人想也甭想。对于敢于否定土改、三五反、反右、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以及文革的绝不轻饶，发现一个处理一个。不但殿堂之上不准，就是各省市县领导机关，以及各企事业单位，党政军民全部必须指鹿为马，敢于持有二端者严惩不怠，杜绍西就是省人委党组成员中，私下里发泄过对大跃进的不满，应该是说了几句真话，遭到组织严肃处理，降薪、降职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按说吴德对下面是很宽厚的，架不住下面有争取上位的，此类事是压不住的。杜绍西曾经短暂的再度起用，文革运动一起，畏罪自杀，是叛党行为。坑害杜绍西的肯定不是‘四人帮’，连东北钦差大臣毛远新都不是，也不能赖到吴德等主要领导头上。而是来自下面，此类政治帐一律算到林彪、四人帮头上，他们能不叫冤么？据说毛远新也批判文革，与当年再三表示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同样，权力一在手就不是他了。一切都在继续，并无本质上的变化。人们仍旧指鹿为马，不许说真话，就连假话也必须按照上面的规定说。据说官媒也在努力说真话，真太难为他们了。肖靖也是自杀，是由于腐化堕落，大概算为烈士了。揭露此类事‘不是个人问题，是给党抹黑，这是方向性的问题。’‘什么大淫棍，大流氓的’，是敌对势力的造谣中伤，美女们个个都是冰清玉洁的，受到重用是革命的需要。

二，互相包庇，狼狈为奸，长期重用坏人，推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

一，在省人委党组成员中，早在一九六三年冬就揪出了坏分子肖靖，文化大革命中又揪出大流氓于克、肖靖、王奂如、张文海的罪恶活动，党组是知道的。但长期和平共处，不抵制，不斗争，不处理，还相互包庇，互相利用。肖靖在一九六三年的所谓整风中，对他的罪行，曾自我表白过，已暴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但他们中的某些人，却置之一笑，纵容包庇。一九六三年九月肖靖去高级党校学习，省人委党组还给肖作了一个歌功颂德的鉴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克和坏分子肖靖是一丘之貉，于克吹捧肖靖有本事，能干，是个‘外交家’。肖靖则对于克毕恭毕敬。一九六三年，肖靖看到省冶金局群众揭发于克问题的打印材料时，气势汹汹的质问经办人；‘是谁叫打印的？’肖靖的罪恶被揭发以后，于克面对肖靖的罪恶材料，沉默不语，真是打在肖靖身上，疼在于克心上。当坏分子肖靖畏罪自杀后，于克很感惋惜。在省人代会议印发代表名单时，于克不叫印肖靖的名字和提自杀，只把肖靖的问题简单地在人民委员会上讲了几句，并要求不要外传，为肖靖保密。肖靖活着时送给于克一块高级怀表，肖靖死后，于克将这块怀表别有用心的送给了肖靖的妹妹。肖靖也曾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奂如进行辩护，开脱罪责。一九六三年群众揭发王奂如带领贵族旅行团游山玩水问题，肖靖在党组会议上公开叫嚷；‘就是多花几个钱嘛，没啥。这个班子亏得老王带，别人还带不了。’党组成员却一笑了之，对他们的罪行根本不进行揭发斗争。反革命头子张文海，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克也大献殷勤，关怀备至。于克有病，张文海亲自给安排医生。全国著名医学专家来长，于克正在乡下，张文海打长途电话告知于克回来看病。

二，省人委党组对办公厅这个重要部门的干部配备，也贯穿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多年来，办公厅成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急先锋，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伞。前省人委党组成员、省人委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肖丹峰，一贯抱着一套资产阶级处事哲学，养尊处优，是一个典型的折衷主义者，是一个和事老。省人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周介文，飞扬跋扈，包庇坏人。在主管外事工作上，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杜绍西，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一九五九年他恶毒地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党已经给予降职、降薪的严厉处分，并下放基层改造。可是省人委党组在一九六四年又对他加以重用，提任为省人委副秘书长、办公厅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叛党自杀。原省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办公厅总支书记王依群，是个长期窃踞办公厅党政领导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省长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厅党组成员尚作为是反革命组织‘中国自由党’头子，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已逮捕法办］。原办公厅副主任张锡卿是一个隐藏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办公厅副主任王继川最近已被广大革命群众揪出，他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王健民，长期患病，是一个一年也干不了几天工作的人。

上述这些人，就是办公厅这个重要部门长期以来的全部班底。对于这些人，都是以栗又文为首的省人委党组亲自安排讨论的，这些人的本来面目省人委党组是知道的，却硬要把这些坏家伙网罗到办公厅来。他们这样干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要通过这些人来改变办公厅的颜色，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省人委党组中的某些成员还长期包庇坏人，使用干部重才轻德，培植个人势力，推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

［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

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省人委党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对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阴一套，阳一套，耍阴谋，放暗箭，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千方百计地阻挠运动，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

一，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办公厅革命群众冲破层层阻力，刚刚贴出一张大字报，省人委党组副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流氓于克，就急急忙忙地跑出来，向群众提出了‘六不准’划框框，定调子，束缚群众手脚，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

二，   正当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揭发、批判、斗争反革命头子张文海的时候，省人委党组不但不支持，却在去年十月成立了以张开荆为首的张文海问题调查组，把锋芒直接指向革命的左派，破坏革命，助长了反革命气焰。

三，   革命学生组织，要借用省人委和办公厅的一部分办公室搞联络站，有的人请示栗又文，他不仅不予支持，不准让学生进驻，还威胁下面干部说；‘谁交钥匙，就撤谁的职。’当革命学生找到他，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表面上表示支持了，背地里却说；‘那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占嘛！以后再说嘛！’言外之意，他是要找时机，搞秋后算帐。他对革命学生怕得要死，想方设法，拒不接见革命学生，设下三道防线，为他们挡驾。栗又文为了逃避学生找他，还偕同夫人，跑到一个干部家里，想躲起来。

四，   办公厅的革命群众，刚刚给大流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克贴大字报，揭发于克的问题。党组成员，副省长杨战韬，就马上跳出来，指责革命群众。说什么；‘为什么对生活问题这样感兴趣，这不是个人问题，是给党抹黑，这是方向性的问题。’他还说；‘现在写大字报，是调子越高越好，什么大淫棍，大流氓的。’另一名党组成员副省长张士英，也急急忙忙找办公厅的负责人作‘指示’让抓紧搞于克问题，马上要整理材料报省委，‘不然让学生拉出去就不好办了。’企图依靠内部处理的办法，保住于克。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

五，   革命群众要求见一些副省长，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而他们却对群众怕得要死。副省长张开荆去年十二月末连续一周，整天躲躲藏藏，到处找不到。并扬言；‘除非省委决定让我主持工作，不然我就不出去！’副省长严子涛，也是个怕群众，怕革命的胆小鬼。东北人大恢复校名大会他不敢去参加，地质学院的学生去找他，他躲在楼上硬是不见。后来实在躲不过去了，才穿上大衣戴上口服，扮成由外面刚回来的样子接见学生。这套把戏当场就被揭穿了；‘我们已将你的房子围住，你是从外边回来的？还是从屋顶上钻进来的？’丑态百出，一副狼狈象。

反革命头子张文海的罪行被揭发后，他不仅不交待错误，低头认罪，反而到处散布他是什么‘大阴谋下的牺牲品’，是‘被害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欺骗革命群众。特别是策划和指使反革命组织为他保镖、辩护，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罪恶如山，死有余辜。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栗又文、严子涛、周光、杨战韬等人更加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搞经济主义。他们企图利用物质刺激，腐蚀革命群众的革命斗志，破坏国家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借以保护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