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４７］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超过了此前全部人类历史的变化。中华大地与印度次大陆是最适合人类生活发展地区，人口最为稠密，占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同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简而言之；中华大地发生了‘屁股坐歪了革命’，印度次大陆发生了‘群氓性独立民主’。屁股一坐歪了无论怎么样身子也是坐不正，而且屁股决定脑袋，脑袋怎么着都是拧着个劲，就是无法端正过来。所以索性歪坐歪身歪脑袋，反倒牛气冲天，‘就歪，能把我咋样？’‘群氓性独立民主’更不用说，遗患无穷，印度人民的懒惰愚昧落后是出了名的。

小时候我哥哥经常性笑嘻嘻的把某个小孩耳朵硬拎起来，对他进行宣传灌输。其实他本身就啥也不懂，很是无知，这种宣传灌输只能是笑话，这就是新中国的各级领导的形象写照，‘屁股坐歪了革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小林子常上我们家玩，打扑克输了被按住弹脑瓜。四弟趁此机会把穿胶鞋患脚气恶臭的烂脚丫子凑到小林子的鼻口处逼他闻，口中一本正经的表示；‘咱俩的关系不错，我才让你闻的，换了别人我还不让他闻呢。’这就是印度次大陆的‘群氓性独立民主’，人类本身并不完善。

西方强盗文明将人类社会丛林化，于是就有了人是猴子变的一说，成为主流声音。我母亲信奉基督教，自然强烈反对这种说法。于是我们就管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邻居们称之为‘猴’，例如老沙猴、老于猴等。孩童们也编出了一套童谣；‘我是你家猿猴，坐在你家炕头。你妈给我烧香，你爸给我磕头。’

老于猴家与我家隔了堵墙，总好夸耀他家与副省长于克是亲戚，尽人皆知。于克是个大流氓，也是尽人皆知，所以并没人为此敬重他家。邻居们贬斥道；‘从来没见到过于克家人来串门，都是他家人逢年过节的硬往上凑和，也没看于克给他家办啥事。’于家的小成子曾经在杂技团里呆过一两个月，就成了能人，挺能显示。我们弟兄五个一冲上去，很快的就把他打倒在地，小成子表示不敢真打，怕打坏了。小成子总给大流氓亚光打溜须，很是肉麻，他家人都这个样。

我们这个楼曾经是日本某株式会社盖的，住了十户人家。株式会社就是公司，其实‘满铁’就是个公司，关东军归‘满铁’指挥，公司政权化。东印度公司将公司政权化达到极致，拥有陆军、海军，仅印度兵就多达三、四十万。印度一直是奴隶制，愚昧落后，大小土王就是大小奴隶主。英国商人收买了土王们，利用土王们的愚昧无知，逐渐反客为主，成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公司政府化。强盗文明自然仍旧延缓奴隶制，英国殖民者可不是大老远来印度解放奴隶们来的，他们为的是金钱与权力。他们买卖奴隶，压迫奴役奴隶，不比土王们强多少。印度独立事实上是土王们进行发动的，想要夺回失去的一切。而独立的过程中，土王们的号召力被政治家们所取代。而政治家们大多是无根之木，只好以许诺选民各种好处的方式来拉选票。就形成‘群氓性独立民主’，懒散社会，昔日的奴隶们变成了今日的懒散者。这样的社会群体贪污腐败并不奇怪，若是没有倒是个怪事。西方文明必须建立于强权基础上，源自于强盗文明。例如德国、日本这样此前的军国，很快的接受了西方模式。俄罗斯也是同样，是在强权基础上接受的西方文明。也就是蛮夷戎狄走向现代社会文明，是以遏制人性恶为基调，将权力视为猛兽，必须关在笼子里，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不使权力有机会作恶。

日式建筑都是地板，日本人并不需要洗地板，都铺的‘榻榻密’。我们洗地板漏了水，楼下老沙猴倚仗权势，就把水管子给掐了。母亲怎么商量也不管用，沙处长一言九鼎。沙家是回民，白家也是回民。回民之间互通婚姻，都能连上亲戚，而白家与我家处的很好。在白家接了一阵子水，母亲跟白伯母商量从她家接自来水，白伯母一口答应了。此后冬季外露的水管子总被冻上，只好用热水浇开，也没办法。老于猴再三商量从我家接自来水，只隔堵墙，我父亲不肯答应。老于猴嘴甜心苦，能说会道，能把死人给说活了。于是商量从我家接煤气，父亲答应了。此后再接再厉，我母亲也跟着央求，倒底架不住，父亲默许了，接过去之后母亲就后悔了。每当断水，老于猴就扬言肯定是我家给关上了阀门，一群革命群众就会杀将过来，把门敲得山响，又吵又骂的，怎么也解释不明白。革命群众更多的是出于嫉妒，临街四家住房宽敞，条件优越。那三家都是领导干部，而我家已成为摘帽右派，在他们看来没资格住好房子。住房是严格按等级制的，平民之家只有一间住房，有的挤住三代人，这也难怪。对于那三家革命群众是不敢说啥的，甚至连接自来水、煤气都不敢与之商量。都是些势利眼，就是群小市民。

很明显；老沙猴家曾经是会议室，最为宽敞。我们这三家曾经是领导宿舍，条件优越。老于猴等六户住的是办公室，曾有一个楼下公用厕所。曹大鼻子将公厕钉死，之后霸为自家所有，改为厨房。贾家四姨曾进行过抗争，没有啥用。就连从厕所接自来水曹大鼻子也不肯，这是家南方人。人都是自私的，南方人更不用说，他家的子女称为小弟、小妹。来了卖小鸡、小鸭的，小弟偷了几只，被人找上了门。曹大鼻子振振有词的说；‘小弟偷小鸡我承认，小弟偷小鸭我不承认，因为他没有拿到家里。’曹大鼻子受过高等教育，总以知识分子自居。小弟在外面与小孩打架，曹大鼻子冲上去就打了别家小孩几个大嘴巴。白大哥正好放暑假回家，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感到很是不平。与之辩论了好几个钟头，都很有理由。曹大鼻子一口咬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与五七年反右运动道理同样。五七年毛领袖政治大戏表演了一个月，上行下效，延续了五六十年，都学会了以毛泽东哲学理论实际应用。邻居们是说不过曹大鼻子的，白大哥与之不分上下，倒底是清华大学生。四十年之后，白大哥夫妻前来探望我母亲时，我提起当年那件事。白大哥表示自己当年太幼稚，还不成熟。白大哥早已成为官宦中人，见多识广，表示现在的事说不清，因为他家子女也是借助权力年收入数百万。社会阶层的差别，导致了对整个社会看法的巨大差别。领导干部子女自然怀念过去的幸福生活，他们是享有特权、特供的。而我们家已是出局，成为平民百姓，灰色家庭了。

专制政体是很容易的转入政权公司化的，对上层建筑有利，可以合法的化公为私，利用权力侵吞公有化了的社会财富。文化大革命前期，革命群众就掀起了反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的浪潮，主要针对当权派。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可造成几亿人饥饿，数千万人饿死，数千万人沦为冤魂。经济腐败虽说没政治腐败危害大，可是对于分房等社会待遇，革命群众还是很在意的。特权、特供时时刻刻都在刺激着他们，社会积怨久已压抑不住。这是奴性使然，各种政治运动给恶奴心理提供了机会。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极力保护腐败分子，打击群众，矛头对下。一个省委书记可以一屁股压倒全省人民，吹牛皮之后升官上位，不顾全省人民的死活，得继任者给擦屁股。继任者只好求助吉林省，哪怕是糠麸也行，只要不再大量饿死人。你吹牛Ｂ让吉林省给填窟窿，领导们宁可拿粮食造酒，各有各的难处。不是能亩产十万斤粮么？再经历几代人，肯定会认为还是大跃进好。没化肥都能亩产十万斤粮，就是今不如昔，毛领袖就是英明伟大，无与伦比。

‘屁股坐歪了革命’也是出于愚昧无知，中华大地缺少一位富兰克林，却多出几位洪秀全。专制统治者无不反孔，孔孟之道留在民间。当年这二位穷教书先生连饭都吃不上，惶惶如丧家之犬。专制统治者肯定不欢迎，他们更愿意成为大奴隶主。秦始皇自然是反孔的，必须以君为本，阿房宫尽收六国美人，供大奴隶主一人享有。数十万奴隶遭到阉割，最好天下百姓全部太监化，成为驯服工具，战斗武器，新老秦始皇都怀有这个梦想。数千年来，下层社会渴望回到尧舜时代，人人平等，世界大同，就是桃花源。而大小奴隶主们则极力成为新的秦始皇，上层社会想的与下层社会总是两样，这是由于人的私欲。‘屁股坐歪了革命’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有的主张以苏俄为师，有的主张以日本为师，有的主张以英美为师，形成三国志。就是没有一个主张回到尧舜时代，建成炎黄子孙的理想社会。而是极力反孔，甚至彻底消灭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汉字在内。

蒙元、满清异族统治，为了取得合法性，假装尊孔。孔孟之道早已遭到专制统治犬儒们的修正、阉割、歪曲、割裂，弄得面目全非，忠君成为最高道德风尚。孔孟是反对愚忠愚孝的，曾参遭父亲棒打，回家之后却弦歌不绝，以慰其父，孔子拒绝曾参前来受教。‘小棒则受，大棒则走’，君父不慈不可纵容，把子女一棒子打死算是哪门子君父？孔孟将暴君视为‘独夫’，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忠于他干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哪个人或是哪个群体的。强盗理论骗不了人，在孔孟之道面前画皮全部剥下。所以历代专制统治无不反孔，反孔为了专制，以君为本。‘屁股坐歪了革命’正是在这些无知之徒的领导下误入歧途的，无论是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是无知之徒，顺奴与恶奴之分而已，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辛亥革命是意外取得成功的，袁大头若是位满人统帅，兵奴们早就把兵乱镇压下去，算多大点事？换了今日，一支冲锋枪就能镇压住成千上万的乱民，算多大点事？关键在于那些湘党、淮党汉人封疆大吏们，亲王内阁正在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才激起事变，纷纷宣布独立，成为一方霸主。只有埋伏下刀斧手于怀仁堂，就可一举粉碎‘四人帮’，算多大点事？

汉唐宋明是家天下，五胡金元清是异族统治，百姓就是群奴婢。秦戎本来就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崇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洪秀全等人的革命领袖们能怎么样？可想而知。不过是又一个恶梦的开始，而且更加邪恶。明清五百年间的奴化教育，已经使得中华大地沦为‘东亚病夫’，身心俱残。文字狱长达六百余年，越来越严苛，不许存在个人思想。‘杀汉奸’之呼声在愚昧无知的群体里是很有市场的，他们喜欢以血腥暴力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内心却极其懦弱，只知道恃强凌弱，是些地地道道的懦夫。

曹大鼻子在单位受了气，就回家打老婆。他的妻子是二婚，带了个女儿，也总挨打，这就是奴性的特征。对于强者他们是极其敬畏的，对于平民百姓则是瞧不起。他的老婆暴死，带来的女儿总遭毒打。邻居们总去拉架，太不像话。女大十八变，十六岁时，曹大鼻子忽然对这个养女好了起来，而且在昔日的厕所里设有床位搂着睡觉，比亲爹还要亲。四姨总在背后骂，传到了曹大鼻子耳朵里，打上门来；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要干涉内政。这是人家的内政，外人是无权干涉的。女儿并没有向外界求助，反而显得很高兴，在家里的地位显著升高。各家都有各家的具体情况，不能要求一致。曹大鼻子声称；贾家也有贾家的问题，要正视自己，不要总对别家内部事务指手划脚，是很不对的。有人反映四姨搞破鞋，四姨夫将其按在床上打屁股，曹小弟亲眼所见。各说各的理，是非曲直很难断定。曹大鼻子总在唱高调，喜欢教训别人，毛主席哲学著作学的倒挺出色，谁也说不过他，只好敬而远之。自从公厕被曹家霸占之后，人们只好去邻院的露天公厕。不知何人将男女隔离的木板子撬下一小块，遮不住丑。曹大鼻喜欢蹲厕所，声称自己大便干燥。四姨入厕，起身时发现隔板的曹大鼻子正在窥视，气得四姨臭骂道；‘看你妈了个Ｂ，操你妈的！’

四弟很讨厌曹家，经常把小弟打一顿。曹大鼻子领着孩子找上门来，母亲就把四弟责打一顿，从不护孩子。母亲认为孩子们如同小狗一样，大人们常常因为孩子的事打了起来。仗没打完了，孩子们又玩到一起了。所有有事总是打自家的孩子，给对方一个交待。我们弟兄之间也相互辱骂，蒙古人、回族人、朝鲜人等都骂汉人为汉狗，汉人相互之间辱骂也主要骂的是狗。例如；狗杂种、狗屎、狗Ｂ、狗鸡巴、狗牛子、狗日的等等，我们互相之间也骂为狗。哥哥认为狗也分好孬，所以得骂成‘孬狗’，后面加上名字。听到这种‘家骂’，母亲责骂了我们几次，那么说当父母的就成了大狗了？我们还是改不了。看《大林和小林》连环画，就拿其中的称呼作为替代；唧唧、皮皮、包包等。把医生都视为诊断病人；‘不是死了就是活着’，其实现在的医生也就那个水平。在说笑打闹之间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外部社会。我们的屁股自然也是坐歪了，所以怎么样也感到正不过来，这不是努力与不努力的事。母亲虽说只读过二年书，可她们念的是私塾，学的是《三字经》，老师必须解说其中的含意。数学是算盘，也就足够用了，反正也不当数学家，学的再多也没用，毕业几年就全忘了。老一代人思想旧，啥事都讲个公正。我们所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太平天国革命故事》、《义和团故事》等，都令我们感到不解，怎么烧书、杀传教士成了革命爱国？把教徒们都称作‘二毛子’，残害无数，我母亲信奉基督教是否也该杀？

我对于《旧约全书》中关于犹太民族早期历史，专以血腥杀戮与奴役征服传播宗教等很是不理解。中国古代并无拜偶像一说，无人知道炎黄尧舜究竟是啥模样，对于列祖列宗也不留画像。祭神如神在，‘尸’是以家中幼子坐在上面，代表先人接受祭祀。而祭祀品都是分吃的，并不浪费，也就是‘散福’。偶像崇拜是外来的，并非出自本土。中华民族反对杀戮、奴役、征服、压迫弱小，爱好和平，没那个必要。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主张自食其力，才是人间正道。鲁国执政季孙氏，主母仍旧领着媳妇们纺纱织布，保持男耕女织的古老传统，并不奢侈，其实她家里绝对不缺少财富。中华指的是精神，而非物质。当社会寄生虫本身就很无耻，只有创造社会财富者才有资格分享社会财富。如今已完全颠倒了，创造社会财富群体并不拥有社会财富，而寄生群体霸占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巧取豪夺，权力世袭，并形成所谓法律，也就是强盗法律。无论‘屁股坐歪了革命’，还是‘群氓性独立民主’，都是水土不服。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找不到自我的位置。这是长期以来愚民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没有一个明白人，都是无知之徒。如今绝大多数人比我们弟兄更加无知，没有一个是中华的富兰克林。所以更加狂妄，借以掩饰自己的浅薄无知。‘知耻近乎勇’，当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耻。妄称自己掌握着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先进性代表。总叫嚣‘人定胜天’，把中华母亲河全部污染断流，土地大量沙漠化，这样的‘人定胜天’真是造孽。

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重炮猛轰栗又文，彻底揭开省人委党组的阶级斗争盖子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革命造反派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以栗又文为首的省人委党组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长期以来，他们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公开与毛泽东思想相对抗；包庇重用坏人，成了坏分子肖靖、大流氓于克，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奂如、张文海等人的保护伞。有些党组成员还极力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化堕落，大搞享乐主义。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顽固的推行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省人委党组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克、王奂如、张文海，虽然已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了出来，但是他们的罪行还没有揭深揭透，他们的流毒还没有彻底肃清，省人委党组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彻底揭开。我们必须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重炮猛轰以栗又文为首的省人委党组这一顽固的资产阶级堡垒，把省人委党组中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统统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完全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公开对抗毛泽东思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一，业务挂帅，指标第一，大搞物质刺激，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省人委党组长期以来，在领导政府工作中，贯彻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他们召开的党组会，根本不过问政治，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满脑子是指标，数字，任务。他们表面宣扬党组会就是他们的学习会，就是他们的生活会。实际上他们从来不学毛主席著作，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取消思想斗争。在他们的报告、讲话中，极力诋毁毛泽东思想。身为省委书记、省长栗又文，在省委召开的财贸工作会议上竟然胡说什么‘政治挂帅还得加上小吵架’。他认为；不吵架就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副省长周光，曾多次散布‘政治要落实在生产上，生产好就是政治好’的谬论。副省长严子涛还积极主张把省委工交政治部和省委经委合并，推行薄一波的反党路线，把政治工作从属于经济工作。

党组成员对各自分管部门的领导，也是业务挂帅，指标第一，开会就是指标、定额、任务，见物不见人。他们对于干部不做政治思想工作，机关革命化喊了几年，仍然是没有措施，没有行动。

他们在工交、财贸战线上，大搞物质刺激，推行计件工资制，推行‘大礼拜制’，推行‘基本工资加奖励’，大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在工交部门还大搞专业化协作，宣扬资本主义国家管理企业的优越性，公然和毛主席对工交工作的指示大唱反调。毛主席指示工交工作要突出政治，他们则极力提倡‘用经济方法管理企业’；毛主席指示工交工作要一主多从，他们则极力提倡‘小而专’；毛主席指示工交工作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们则要把企业按专业组织若干个托拉斯。

毛主席说；‘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可是省人委党组在领导我省农业工作中，却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绿灯。他们不但强调工分挂帅，大搞‘小包工’、‘计件制’，而且在国营农场中还积极推行‘大包干’，甚至把全省的畜牧兽医站下放给人民公社，把全民所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想让我省社会主义开倒车。

一九六四年在我省珲春、柳河、梨树三县开展的第一期农村社教运动中，省人委党组决定发出去二十三万元钱、二十一万尺布票、三万五千斤棉花，交给工作队，救济困难户。实际上是大搞物质刺激，大搞恩赐主义，培植个人威信，反对突出政治，明目张胆的大搞修正主义。

二，攻击三面红旗，污蔑大跃进

省人委党组书记、省长栗又文，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省人民委员会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污蔑大跃进。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什么‘农业高产是假的，养猪机械化是吹牛，’说这个脑子发热，那个脑子发烧。他还说；‘小脚老太太都出来了，穿个白布衫子，象戴孝似的，生产那点玩艺儿，都不够他自己吃的。’一九六二年他在传达全国人代会精神时，对大跃进肯定的很少，调子很低，提出在省人代会上的政府报告里要先讲缺点。在他所主持的人代会上、人民委员会上，给了党外人士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出怨气’，实际是让他们发泄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满，这是别有用心的鼓吹阶级敌人向党进攻。

三，公开抵制中央的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方针，大搞分散主义

毛主席说；‘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可违反这个原则。’可是省人委党组却公开抵制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同中央两条心。例如农产量数字不据实上报，总是留一手。明目张胆地反对集中统一，说什么‘还统呢，都统光了！’中央提出有的三类物资升为二类，他们却主张二类降为三类，同中央争夺物资管理大权。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以周光为首，以协作为名，组织大批人马到各省市，不惜一切手段大走后门破坏国家统一计划。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第三个年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趁火打劫，对我国施加种种压力。党中央发出伟大号召，要求全国一盘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可是我省主管财贸工作的省委书记、省长栗又文，和分管财贸工作的副省长王奂如，在吴德等人的支持下，合谋隐瞒了二十万吨粮食黑库存，抗拒中央上调粮食，增加了国家的困难。对此栗又文还多次散布说；‘咱们脑袋太死，老实人吃亏，咱们吉林省就是傻！’鼓吹人们搞地方主义。

一九六四年，王奂如、周光等人为弥补地方财政赤字，不顾中央关于严格控制粮食销售的指示，擅自决定动用二万吨国库粮食造酒。王奂如负责调粮食，周光负责安排生产。这一错误决定不仅造成粮食销售超过了中央核定的指标，造成了双辽、海龙、辽源等十四个县市粮食供应紧张，而且造成了商业部门白酒大量积压。更严重的是在拨粮造酒时，正是我省调糠麸救济灾区的时候，灾区来发运糠麸的同志，看到我省用粮造酒，却以糠麸去支援灾区作口粮，表示十分不满，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中央曾三令五申，严禁楼堂馆所的建设，严禁搞计划外工程，并一再要求严格按计划程序办事。对此，省人委党组也曾作了若干规定。但是，他们自己却阴一套，阳一套，直接对抗中央的方针政策。大搞楼堂馆所和计划外工程建设，不惜人民血汗，挥金如土，大修省宾馆，大建南湖招待所，积极修建他们自己的宿舍。他们还要在吉林市修建一个电视教学楼，在长春市修建一个华丽的少年宫［直到东北进行了批评制止，才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