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４３］

我母亲是从小接受的基督教，但是并不虔诚。她听大人们讲；只要一年不撒谎，七巧节那天晚上牛郎、织女相会时，在葡萄架下面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我母亲就真的一年没说过一句谎话，还是没有听到。人在苦难中才会想到神，想到主。母亲是在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开始上教堂的，曾经领我们去过一次，就在五马路。在电影文学里，只要一联系到教堂，人们马上想到英美特务，这是镇反之后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教会院子里非常整洁雅致，花坛与树木都很漂亮，别有天地。空荡荡的大教堂里，每个长椅都一尘不染，只有不到二十个人来做礼拜。有一位老年人站起身来进行祷告，我们那时听不懂。只记得最后两句祷告说道；‘既然他们都远离了主，主就把福赐给我们吧。阿门！’

讲台上是一位中年妇女，略胖，弹奏一架旧钢琴，人们随着唱圣歌。显然这位苏牧师不大会讲道，我们听不进去，就到院子里去玩了。杨姨与我母亲是在教会认识的，以后经常到我们家作客，拿我母亲当做知心朋友，无话不谈。我们读了《水浒传》之后，就习惯性的称呼一些人和事为‘鸟’，父母不许我们说脏字眼。‘你们这些鸟人’，‘怕个鸟’，‘这等鸟棋’等等，成为口头语，往往管胖子称为‘＊大鸟肥’。母亲让我们叫杨姨，我们不肯叫，背后管她叫‘杨大鸟肥’。杨姨显得很俗气，是个单身女人，最初是想求我母亲帮她介绍个单身男人。老刘倒是个单身，有四个孩子，月工资六十四元。老刘嘴会说，甜言蜜语，孩子太多杨姨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杨姨也是精减下来的人员，找工作很难，生活并不容易。国家控制了一切，而且不准摆摊等等，人们不知道究竟能干些什么？杨姨一直帮人看小孩，每个小孩离开她都想的不行，非常难过，于是决心嫁个单身男人。

时间一长，杨姨也就不瞒着了。原来她与教会执事一直有所往来，这个执事姓啥我已忘了，只见过一次，听杨姨说过几次。这个执事受过英国高等教育，会英、日两国语言，并能用希伯来语大段大段的背颂圣经。杨姨承认他有文化、有水平，就是挣的太少，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元，跟刚参加工作的中专生同样，是最低的了。无论上调工资还是别的什么，教会都是没份的。教会里只有苏牧师与执事两个人，苏牧师有丈夫子女，教会常年只有执事一个人，他是需要有个伴的，连书都没有，毕竟是肉体凡胎。在过去这位执事可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据说满洲国时期，八个基督教会各不相让，展开竞争，有美国基督会、爱尔兰基督会等等。新中国建立之后，教会产业全部公有化，教会医院变成产院，只留下五马路教堂表示有宗教信仰自由。

杨姨没有答应老刘，也打算拒绝执事，又有些说不出口。杨姨感叹道；‘在人情上，十个老刘也比不上一个＊执事，其实他对我挺好的。’杨姨让母亲陪着她去，母亲没有答应。于是转而请求让我陪着她去，母亲答应了。杨姨吞吞吐吐的将来意一说，执事显得很激动，很愤怒。这是个很绅士的学者，腰杆笔直，眉目之间透露着睿智，五十岁上下，大概他从未想到杨姨这样的女人居然还把他给甩了。这是两个层次的人，本来是没有任何可能走到一起的，社会变迁促成了这种畸形关系。执事愤慨的将后院盛开的玫瑰树猛折下多枝，作为发泄，平日里他是非常喜爱这棵树的，连一朵花也舍不得碰落。执事将断枝递给我；‘你妈不是想做玫瑰馅么？把这些拿去。’

杨姨显然心里并不好过，除了收入太少之外，她说不出执事什么毛病来。杨姨倒底找了一个老干部，身体半残，家庭条件很好。杨姨穿着呢子大衣，戴着挺贵的皮毛披巾来到我家，母亲笑道；‘你现在是阔太太了。’当时杨姨也挺高兴，就是老干部总也离不开人，以后没工夫来了。母亲也为她高兴，有了归宿，劝她好好侍候对方，人家也是省下雇保姆的钱。

一年之后，杨姨面目全非，精神上完全垮掉了。‘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而杨姨已是满面浮肿，向母亲诉了好一番苦，老革命家里对她非常不好。杨姨本来是很开朗的人，完全变了模样。身上穿的也脏破不堪，也顾不上了，她甚至连治病钱都没有。浮肿大多是由于营养严重不良，杨姨此后再没来过，已经死了。母亲感到很伤心，还不如陪着教会执事，起码能诚心待她。

文革一起，五马路教会就被征用了，变成一家企业，院子里堆满了杂物，教会彻底不存在了。那位执事母亲再没提起过，一二十年之后，教会重新开放，只有苏牧师了。后来神学院分配了一些讲道的，党管宗教。母亲觉得他们并不真的信奉主，而是将其当做一个职业，总是劝教友们进行奉献。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仅登记在册的就多达数十万人，家庭教会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佛教徒数量显然超过基督教，这已经成为赚钱的热门行业。早已脱离了境外教会控制，而是接受党的领导，是‘三自爱国会’。

我通读过《新旧约全书》，而且不下一两次。‘神是爱，爱世人’，心中有爱就是心中有神，心中无爱就是心中无神。恩惠舅总是劝父亲与我们要信，信就能得到神的恩惠，而父亲与我们都不肯盲目的信。父亲认为；‘神在体内，不可外求’。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信主是靠着身外之神的。‘天人合一’理论将神与人合为一体，我们是在神之内，而不是在神之外。我们只能是神的一部分，怎么可以身外寻找神呢？父亲通读过三次圣经，对早期犹太人的奴隶征服历史不以为然，以杀戮与暴力强迫外族人信奉一神教。奴隶制在西方社会曾经长期存在，就是个丛林禽兽社会，而教会并没有主张废除奴隶制。

二百多年前，英、荷等世界强国的富强之路主要靠的是奴隶制。与秦汉时同样，买卖奴隶是合法的。当年英国国会议员三百人，只有一人鼓吹《废奴法案》，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击。举国上下大多数人赞成奴隶制，成为英国特色，而且将这个价值观输出到全世界。二百年之后，世界上除了毛领袖及其追随者外，已经无人赞美天下最大奴隶主秦皇汉武之流了。此等价值观遭到全人类的唾弃，当今世界不可能重新回到奴隶制时代。国内奴隶们也早已喊出；‘秦始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西方社会的神在体外，使得人格产生分裂，假借神之名，行自撒旦之事。华夏传统文化主张‘神人合一’，神在体内，‘我心即佛’，可以做到身心合一，顺天应人，道法自然，最忌矫伪。炎黄尧舜、禹汤文孔等，都是内圣外王，表里如一，并未挂张假面具。当炎黄子孙堕落为戎狄之后，人人都是两面人，人人脸上都戴着假面具，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秦始皇搏击一生，最终断子绝孙，遗臭万古，岂不哀哉？

毛领袖杀降，学的是秦始皇。当年组建青年军，用飞机运往台湾，必须相貌端正，体格达标。我父亲选上了，他不肯去。因为我奶奶有病，他无法离开。那时候还没结婚，与我母亲也没有什么感情，主要是出于孝心。白爷的三儿子选上了，受过高等教育，走时是中尉。文革时已升为少将，台湾三年一晋级，而且没有红二代一说。白爷成了重点监视对象，家里来的每一封信都会受到检查，怕是特务密件。军代表以透视光与放大镜进行检查，有时拆开信封，然后再粘上，露出马脚。运动前还是重要统战对象，一来了运动就大不一样了。六十军算作起义，新七军算是投诚，待遇大不相同。六十军纪律很坏，打仗不行，百姓称之为‘六十熊’。父亲是在军队医院，也没啥动静，早上起来见到‘六十熊’防区岗哨已换上了八路军，新七军随后被迫投诚了。药房里啥也不许领，母亲气得拿了三卷纱布。军队并没有挨饿，总有空投，饿死的全部都是老百姓。六十军经过改编，经历了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回来后成编制发配到蛮荒之地进行屯垦，连媳妇都娶不上。投诚人员下场更加可悲，‘镇反’时，一夜之间将连级以上的旧政府人员全部抓了起来，事先一点动静都没有。少将以上的成为重要统战对象，政协委员，而下面的全部遭到镇压，死非其罪。文中俊常与我父亲下棋，他父亲是营级，军中才子，也被枪决。公审大会是在胜利公园后面露天会场召开的，十三岁的文中俊竟然在书包里藏了匕首，前去劫法场，也算是胆大包天了。军管会见是个小孩子，也就算了。十六岁刻了假公章，混入军队，成为准尉。因为不知足，再次作假露了马脚，被关入监狱。那些年文中俊是长春著名的四大画家之一，在大经路口开了家画廊，我哥哥跟他学了几个月，后来不肯再学了。油画是很枯燥无味的，而我哥哥更喜欢画小人书。

那时候的主要课外书就是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贵阳街有两家小人书店较大，最大的那家是位中年妇女，总是涂脂抹粉，很是风流，我们常去看小人书。我偷了家里的钱，在另外一家小人书店整整看了一下午，结果书包被偷走了，我哭了半宿。商雅斌的奶奶摆了个小人书摊，我常去那儿看小人书。老太太总在诉说儿孙对她不好，别人吃白面油饼，她回去吃剩饭，我一去就念叨个不休。我趁此机会多看几本小人书，总是给一分钱看两本，她也没好意思说。各家都过的很困难，连饭都吃不饱，也没有办法。文革一起，开小人书店的都遭到了批斗，也就全部关了门。

匡亚明深知毛领袖精髓，有才华的全部将其消灭，最后也轮到了他自己。毛领袖喜欢许世友、汪东兴、陈锡联、王洪文、陈永贵这些人，头脑简单，容易驾驭，而且没有危险。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吉大温希凡等第二梯队想要出类拔萃，必须将陈静波等第一梯队淘汰出局，这是理所当然。新社会的犬儒们也被革了命，我父亲很幸运的被打成右派。否则参加工作队，想不说假话，不害人也难。经过反右运动，只有说假话的才能过关，人们早已习惯说假话了。就是明知道土高炉根本炼不出钢铁的宋庆龄、周恩来，照样建个小高炉，就是迎合圣意，他们已经放弃了自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省市以及各大院校领导文革运动一起，就积极参加，将文革运动比作又一场反右运动，规模更大，涉及更广。少将以上的统战对象也被揪了出来，成为革命对象。丽馨姐也投身于街道革命，被恩美姨好一顿打骂。都是老邻居，关系挺好的，整他们干啥？

恩美姨嫁给了一个老中医，住房给了丽馨姐夫妻。二楼是国军少将，始终不肯认罪，非说自己是地下工作者，早就参加了共产党，与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周恩来一口咬定不知道这个人，这位昔日的统战对象就落到了革命群众手里。审讯方法是花样翻新，攻心战、突然袭击等等，革命群众啥创造力都有，不乏想像力。美女革命者受到了军代表的赞许，丽馨姐成为专案组负责人。街道直接归派出所管，派出所归军代表管。少将老婆反动气焰嚣张，将煤气放开，楼道内全部都是煤气味，昆仑夜班偷着回家恰巧发现。革命群众质问少将老婆，那位并不隐讳，直言相告；‘我就是想熏死丽馨，我们老俩口也不想活了。’丽馨气的直哭，这可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昆仑却说；‘活该，谁叫你总整人？’各说各的理，军代表也怕真闹出人命来，也就不那么劲大了，街道革命群众也就泄了气。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少将夫妻也非善类，估计现在又是人上之人了。

老刘曾当过一年伪警察，并不够线。在单位没怎么样，却被街道革命群众揪住了，好顿批斗。老刘不肯服软，革命群众逼问他杀过多少人？老刘怎么解释也不行，革命群众就认为伪警察与现在的人民警察大不一样，权力极大。老刘后来索性不再解释了，再逼问他时，回答说；‘千千万万。’革命群众并不相信，就凭他？老刘怒道；‘我烦了。’革命群众对他采取了革命行动，怎么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没用，革命群众也以毛主席语录针锋相对，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背叛。老刘一直是单身，他家女儿与我姐姐同班，儿子很淘气，破罐子破摔，邻里之间关系如同水火。老一代人也常常感叹；过去在一起的人相互之间都有感情，新社会之后无论在一起工作多少年，就是处不出感情来。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连一句真心话都没有，运动一来就彼此之间互相揭发陷害，知道必须选出牺牲品，只有坑害别人才能保住自己。越坏的人越没人敢惹，鬼怕恶人，弄不好连自己都被咬了进去，有口说不清。对方就说自己曾说过什么反动言论，谁管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夫妻之间都隔肚皮，不再是灵肉的结合，而是革命伴侣了。

关于李一平的工作队和韩容鲁的工作队的问题

［一］在‘六一’以前，大约在５月２０日左右，市委宣传部的肖部长［叫肖庆根，６月２１日以后，他是省市委工作队化学系工作组的组长］便来到我校，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５月２０以后，几乎每次党委会或党委召集的总支书记会，都有肖庆根参加。因此，肖庆根在李一平的工作队来我校之前，他对陈静波破坏文化大革命，围攻给党委贴大字报的革命师生等情况，都知道的很清楚。记得在６月５日前后，肖庆根还找过物理系总支副书记赵振韬，专门了解过无线电教研室‘击一猛掌’的大字报的情况以及党委、总支对这张革命的大字报的压制、围攻等情况。

但是，在７月４日全校中层干部收听了刘自然在７月２日文化大革命活动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之后，肖庆根主持理科四系的中层干部进行座谈时说；‘陈静波最恶劣的地方，就是他在传达省市委的指示时，夹杂着自己的私货。’这里有这样一个疑问；肖庆根在５月２０日左右，就来到了学校。几乎每次陈静波传达省市委的指示时，他都在场，而且，他又明知道陈静波在传达省市委的指示时，夹杂着自己的私货，那么，为什么李一平的工作队在６月１６日进校之后，还吸收陈静波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小组’呢？这是李一平有意地对陈静波进行保护和包庇。

［二］６月３日晚八点，陈静波在第一会议室召集党委扩大会［各系总支书记都参加了］，由当时的文化革命办公室负责人汇报６月２日、６月３日两天的情况并布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会议进行中间，大约在晚十点左右，市委来电话，要陈静波到李一平家去开会。当时，全体到会人员都在第一会议室等候。陈静波由李一平家回来，已经是晚１１点了。陈静波在党委会议上传达的内容如下；

‘省委和宋洁涵同志对于大字报的问题很重视，李一平同志向我们传达了省委和宋洁涵同志的指示。’

‘１，在群众起来之后，凡是主动抓的单位，声讨会开的好的，主动权马上争取过来了。’

‘２，省委很关心大字报的情况，并指示说；‘质问党委的大字报大部分是认识问题，现在有些人负担很重。’师大党委一个负责人说；‘这张大字报质量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坏的。’也有的人说；‘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划为右派。’‘贴了质问党委大字报的人，听了这些话，就更加紧张了’。等等。

李一平还指示说；‘对于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凡不是别有用心的，应采取热情的态度。凡是布置反击的，应该党委批准。’［邵炳珠在６月２０日曾经找李一平校对过，问他是否说过‘凡是布置反击的，应该党委批准’这句话。李一平回答说；‘记不清楚了，可以回去查查记录。’

‘３，群众贴大字报点名，点到省市委的，尽量说服他不贴。’［在讲到这个问题时，陈静波没有说明是省市委布置的，还是陈静波个人的意见。陈静波在５月１２日上午召集的总支书记会议上，又一次提到；‘群众贴大字报揭党委、总支的缺点和问题，要欢迎，揭省市委的要劝说拿下来。’

请劳动反省办公室的负责同学，找陈静波查问；这是省市委布置的，还是他个人的意见。

［三］６月２１日下午３点，李一平去全校党员大会上作了一次讲话。根据我当时的记录，现在看来，很有问题。例如，他讲；‘吉大党的组织，没有解散。既然有党的组织，还应执行党的职责。党组织出现的困难是暂时的，党内也可能出现分化，党组织出现局部改组是可能的。’

‘所有的党团员都要听工作队的话，团结在工作队的周围，共产党员应主动表示态度，维护工作队。’

在这段话中提到；‘党组织出现的困难是暂时的’，６月２０日晚上的物理系总支的一部分人和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的２０余人，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揭了陈静波镇压革命群众的‘底’，当时，革命师生强烈要求罢陈静波的官，撤他的职，点他的名，专他的政。李一平把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说成是‘党组织出现的困难’，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替什么人讲话？

后一段话提出；‘共产党员应主动表示态度，维护工作队。’一方面是为了蒙蔽党员，同时也为了欺骗群众。

［四］６月２７日晚七时，省市工作队物理系工作组党支部召开了物理系全体党员大会。会上，工作组党支部副书记盛久荣同志作了报告。在讲了运动形势之后，对党员提出了六条要求。其中第二条是很有问题的，他说；‘要真正听党的话，大家都了解，党不是空的，吉林省委、长春市委、工作队党委、工作组党支部都体现了党的领导。因此，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省委、市委、工作队党委的话，听工作队的话。否则，听党的话就是空的。……在日常，要听工作组、工作队的话，工作组、工作队同意的事情就去办，不同意的事情就不去办。’

这是盛久荣同志把一个地区当的领导，甚至把工作组的党支部同党中央等同起来。企图以‘听党的话就是听工作队的话’作招牌，来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五］韩容鲁的工作队进校以后，只召集系里的中层干部召开五次揭发陈静波、刘靖、何礼的会。

７月１日和７月４日两个上午，物理系总支［其中８名党员干部参加］开了两次揭发陈、刘、何的会。当时有物理系工作组组长张国柱同志参加。

７月４日下午全校中层以上干部听取了刘自然在７月２日文化大革命活动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接着由化学系工作组组长肖庆根主持；理科四系的中层干部在一起开了三次揭发陈、刘、何的会，［这三次会的时间是；７月４日上午，７月５日上午，７月７日上午］。当时，揭出来的问题，还很不深入，很不全面。但是，在７月７日上午，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人［这次会议肖庆根不在，是由化学系的另一同志主持的。］说；‘对陈、刘、何等人的揭发，先说到这里。下次开会，我们检查并交待自己的问题。今天下午和明天一整天做准备，７月９日上午开会。’但在７月９日上午我们到八楼会议室门前等了十几分钟，有个工作队员通知我们说；‘今天的会不开了，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开了］。直到７月３１日工作队宣布撤走为止，再未召集系里的中层干部开过揭发陈、刘、何的会议。

令人怀疑的是；为什么在对陈、刘、何揭发得还不充分的情况下，竟让中层干部转而检查与交待自己的问题？实际上是企图分散精力，转移目标，以包庇以陈静波等主要的黑帮分子。

温希凡

１９６６，８，３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