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４１］

宋振庭其实对我父亲是有伯乐之恩的，特别培养其为工人作家，让省文联的张志进行创作指导。父亲写的剧本以及发表的文字我们都看过，写的并不怎么样，父亲对自己的作品也不满意。与其说是作品，还不如说是紧跟政治形势，完成政治任务，里面并没有自己的东西。旧中国时父亲并不敢班门动斧，文化底子太薄。长春解放之后，无产阶级占领上层领域，父亲发现有些文字还不如自己，才动了舞文弄墨的心思，结果一脚踢出个屁来——正赶上当当点了。

传说省里主管文化宣传的宋振庭，与其寡母全靠伯父供养，供其读书，并参加了革命。土改时延吉发动不起来，宋振庭的伯父就是大地主。于是宋振庭大义灭亲，下令以伯父开刀，土改运动才打开了局面。革命者就得六亲不顾，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是不能存有半点私心杂念的，必须立心为公。个人牺牲是革命对自己的考验，这是一场灵魂革命，思想革命。人同此心，理同此理。当年我父亲若处于同等情况，说不定也与宋振庭同样，革命是忘我的。想要消灭剥削压迫，建成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许多牺牲是必要的。宋家在延吉成为大地主并不奇怪，刘麻花当年也是大地主，死后五个儿子把家产田地一分，就成了小地主。老三吃喝嫖赌抽，糟蹋光了自家的一份与我姥爷家的一份，就成为无产阶级。老五投资金矿，事成之后被硬挤了出去，活活气死了，家道败落。老二与老四不愿意土里刨食，先后进城，城里日子好过一些。土改时地卖的差不多了，都弄个中农，没有糟罪，看来不会过日子有其好处。

毛领袖一生中贪恋的主要是权力，这与生长环境有关。湘党领袖曾国藩，对毛领袖的影响很大。湘党盘根错节，连西太后都没办法。曾国荃等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手里有兵权，谁也动弹不了。毛领袖投身革命之后也组织了自己的湘党，党同伐异。黨为‘尚黑’，党争只有胜败，没有是非，败者死无葬身之地。当年秦二世王党败于赵高阉党，反奴为主。东汉末年袁绍等外戚党歼灭了阉党，天下大乱。曹操乃是阉党之后，异军突起，专制社会党争从未中断过。毛领袖啥都可以放弃，只有兵权与已掌握的权力，绝不放弃。如同所有的湘潭农民同样，一垄地也休想被别人占去，为此可不顾一切，不蒸馒头争口气。毛领袖喜欢读演义小说，使得毛领袖江湖习气较重，注重实际。并不盲目服从革命理论，将其看成是臭大粪。毛领袖毫不掩饰对王明、博古等理论家们的鄙视，说的全是屁话。将士们大多出身于流氓无产者，毛领袖与他们有共同语言。那些吃洋面包的革命家们说的是神仙话，将士们根本就听不明白。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引进的是欧美模式，有些水土不服，民智未开。孙大炮接受了苏俄模式，迅速崛起，在俄国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北伐取得成功。对于一党制毛领袖是坚决反对的，建立了民主统一战线，反对一党专制与蒋介石独裁。主张走欧美之路，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国共内战取得胜利之后，则大不一样了。英国人民把丘吉尔赶下了台，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毛领袖可不想当丘吉尔，于是选择了苏俄道路，可以成为小斯大林，终身领袖。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央服从领袖。

苏俄模式靠的是两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毛领袖佩服洪秀全，一时间还无从下手，主体思想出笼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工农政权需要的是工农文化工作者，我父亲就成了工人作家，为新生革命政权摇旗呐喊。当年文化书籍绝大多数来自苏俄，马恩列斯著作、苏联文学、苏联电影、苏联歌曲、苏联服装等等。学校教的是俄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量苏联专家来到长春，新中国全盘苏俄化。我父亲他们创作了许多剧本，也是紧跟形势，每晚在单位排戏，半夜才回来，气得我母亲不给他开门。有个人把炮弹弄炸了，炸死炸伤多人，我父亲腿上中了弹片，两个多月后才能下地。单位不管，由自己负责，并不是领导组织的排练。母亲求工学院的同学找大夫动的手术，总惦记着当年亏欠了对方，没有补偿，一辈子也放不下。工资停发，我母亲当时怀了孕，挺个大肚子四处接产，把日子对付了过去。生下了我姐姐，产前三天还在外出接产。

五千年来华夏实行阳光政治，臣可议君，民可议官。历代帝王记有实录、起居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帝王禁止查看史录，史官可以拒绝。帝王死后必须全部公开，礼部议谥，大臣们可以参与议论，盖棺论定。所有帝王都怕得到恶谥，希望得到褒扬。大臣上奏附于邸报，传抄天下，就是早期官方报纸。是非曲直交由天下人评介，忠奸善恶一目了然。秦桧认为‘空言误国’，杀一岳飞换来四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值得的。民间并不这么看，精神比物质更加重要，公正比实际更加重要。三国时期天下人十死八九，有桃园三结义、关公读左传等等，华夏精神长在。人早晚都得死，不一定非得苟活。‘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民无信不立’，帝王必须接受天下人监督，这是中华传统道德。清末已经盛行民间办报，民间议政。民国时期最为活跃，左翼作家占据了主流，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都很崇拜鲁迅。新中国建立后，所有报刊都成为官媒，编辑需要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军旅作家等等，为政治宣传服务。由编辑指定题材，能在官媒上发表文章是很了不得的大事。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六七岁，并不成熟，也投身其中，感到骄傲。

新中国全部照搬苏联，毛领袖并不甘心，他需要将苏俄理论中国化，编写出一套主体思想。吉大教授刘丹岩脱颖而出，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开创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新篇章。这个新兴学科建立于苏联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学习苏联，高于苏联，使之革命理论与哲学思想中国化。受到上面的赞许之后，吉大先后拨了六十余名精兵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学科成为高等教育的必修课，也成为党校的必修课。《联共［布］党史》已退居次要地位，毛主席著作的编辑出版正在加紧进行。这是继反右运动取得全面胜利后的又一重大成就，宣传灌输运动全面展开。有力的推动了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高高飘扬。不论什么观点，拿出主体思想给他来个‘否定之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一分为二看问题’……，无往而不利，所向披靡。亩产十万斤，全民大炼钢铁等等，都有了理论根据，理论结合实践。真乃少正卯再世，‘坚白论’复出，在思想理论领域开创了新世纪。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春秋之法，重在诛心。如今以刘丹岩为首的吉大教授们反其道而行之，诛的是春秋大义，华夏之心，以亡我中华为己任。文人无行，犬儒们更不用说。新中国与苏俄大不相同，作为戎狄的俄国仅有几百年的扩张史，强者为王。而华夏有长达七千年的民族历史，毛领袖想要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需要有主体思想理论作为支持。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室应运而生，成为弄潮儿。本以为刘丹岩肯定飞黄腾达，成为毛领袖的左膀右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毁了这一切，修正主义比帝国主义更坏，毛领袖发表‘九评’，反对和平共处，一定要全部彻底消灭所有资产阶级，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转瞬之间刘丹岩等就沦为修正主义分子，当初大力支持的省市委主要领导都深陷其中，很是尴尬。而吉大校党委是立场鲜明的，彻底与刘丹岩划清界限，痛打落水狗。主体思想就这么夭折了，毛领袖并不甘心，提出甄别问题，不可全部一棒子打死。反修继续，新的主体思想进程也得继续，革命自有后来人。壮志未酬，刘丹岩就这么患上了癌症死于北京。八宝山是革命公墓，必须是县团级以上，等级森严。后来升为地师级以上，死后也得严格按照等级制，革命者们无不以葬入八宝山为荣。据说八宝山一带总出现‘鬼打墙’，磷火众多，三魂无法归天，七魄无法归地，作崇人间。刘丹岩死时尚未定性，于是得以葬入八宝山。校党委为之开了追悼会，成了一笔政治帐。文革运动一来，又被搅拌了起来，革命连死人也不放过。主管宣传的是富振声、宋振庭，也受到刘丹岩一事的连累。

新中国只存在一个声音，富振声、宋振庭等舞文弄墨，在名利双收的同时，也引来了无数的嫉恨，埋下了隐患。文字狱已成常态，连吴德都懂得这个，劝宋振庭少写点。文人技痒，喜欢卖弄，喜欢自我表现。富振声、宋振庭之间文人相轻，关系并不好，却同样成为靶子。就是只写歌功颂德文字也是不行，革命群众个个都拿着照妖镜、显微镜，跑不了你个卖切糕的。

炎黄尧舜直至夏商周三代，长达三千年，中央政府天官三百六十位；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士必须出自士、农之家，乡荐秀士必须出自农家，知道民间疾苦。培养人才必须德才兼备，立心为公。文贵朴实，一字千钧，文为心声。秀士、俊士、进士必须是‘学而优则仕’，德重于才，私德不立，公德必败。公职人员不可有私心，桀纣残害的人并不多，因其丧失帝德，所以天下共讨之。尧不以天下传于子，而是以天下让于许由，遭到拒绝。帝尧也是自食其力，许由同样自食其力，不愿意操那份心。舜不以天下传于子，而是让位于务光，也遭到拒绝。尧舜时期天下为公，人人平等，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力，日子过的都不错，是小康社会。就是夏商周三代，犯罪现象也极其少见，每年死刑犯仅一二人，还使得帝王为之伤感，自己没尽到责任，‘不教而诛谓之虐’。华夏地大物博，土地肥沃，是农耕民族，需要和平环境。‘百善孝为先’，孝敬之家不可能出现大奸大恶之人，人们自幼就懂得‘乡饮之礼’，尊卑有序，上下有节，谦虚谨慎，礼让为先，与蛮夷戎狄大不相同。

礼崩乐坏之后，商鞅、秦始皇等将华夏引入邪恶，以霸道取代王道，人心日坏。极权等级制就是奴婢制，二千年来商鞅、秦始皇等是遭到否定的，异口同声，人心向善。上层建筑出于私心，百代皆秦政。毛领袖违背了革命宗旨，成为新的秦始皇，新中国就变了味。全盘引进斯大林模式，首先就是建立一个超出历朝历代千百倍的庞大官僚政体机构，事无巨细全部管了起来，包括婚姻生育在内，柴米油盐等等。明清两代官僚机构为十二万左右，已经民不聊生。毛领袖将吃财政饭的扩大到三千万，制订等级森严的等级制。而且分出各类社会等级，农民沦为农奴，连出行与休息的自由都没有。不经允许误工者以破坏革命生产论，严加惩处，将其饿饭。

有了主体思想，动辄洋洋洒洒数万言，辩证来辩证去，可以指鹿为马，变幻其说，总是有理。诡辩论成为主流，朝令夕改，所有人都成为墙头草、变色龙、两面人。敢于说真话的全部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沦为政治贱民。说真话的都被消灭之后，就轮到这些摇唇鼓舌的文化人了。革命祭坛是需要不断大量牺牲品的，而且必须是鲜活的牺牲品，才具有威慑力与震撼力，压制住所有反对声音。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取代了刘丹岩等人的旧主体思想，这些人又沦为牺牲品，上了自己发明的断头台。毛领袖已经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兔死狗烹，此一时，彼一时。

中国与世界完全隔绝了，包括省市领导人在内，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高唱着‘全世界羡慕我们’，因为有伟大领袖，饿着肚子进行世界革命。吉大是吉林省教育界与文化界龙头老大，并且是历届政治运动的骨干力量，影响着全社会。派出众多社教工作队，抓了无数阶级敌人。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具有历史性意义，层层保密、背靠背揭发检举、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具体操作等等，成为阶级斗争的有效手段，吉大校领导是很得力的。文革初期，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横行期间，短短五六十日，举国上下就抓了近百万右派反革命。绝大多数是学生右派与教师右派，还有文艺黑线等等。不须组织发动，各级党组织熟门熟路的有序进行。

根本不存在刘邓抵制文革问题，而是成为积极参与者，而且干劲十足，唯恐放过一个阶级敌人。连十五六岁的初中生都大批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一时间保皇派占据绝对优势，敢于给校领导提意见的全部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那段日子里，刘邓是很得意的，神采飞扬，连其子女们都成了政治明星，口含天宪。人人过关，分出左中右。刘源源那时候还是个小屁孩，也就打打‘黑五类’什么的，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他们是铁定要接革命的班的，他们正在经受历练。

‘黑云压城城欲摧’，毛领袖拨开云雾见太阳，如同大救星般的公开支持造反派。文革小组如同及时雨，江青同志多次流泪，愤怒驳斥了铁杆保皇派邵华之流的丑恶表演，解救了千百万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的革命群众。人们无不热泪盈眶，衷心感谢毛领袖，感谢江青同志。风向陡然逆转，‘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文革运动不但刘邓感到迷惑不解，吉林省委与吉大校党委同样感到迷惑不解。吉大已经抓了六百九十八名右派反革命，正在继续扩大战果。忽然之间这种行为成了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色龙们连忙改变面貌，争取主动。他们早已丧失了自我，与毛领袖同样，追求的是权力。‘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他们首先得保住自己，才能东山再起，成为黑龙江省潘复生式的革命领导干部。

历朝历代吃财政饭的止于县级，实行乡社自治，并无官僚机构。新中国将管理部门深入到社队班组，无孔不入。吃政工饭的保险系数最大，宁左勿右，就可前程无量。大跃进运动中奠定了新中国统计方式；由上至下。上面先制订出任务指标，然后层层落实。达不到指标的送一次退回一次，实在不行，不换思想就换人，拔了白旗。基层社队干部说话直白，面对社员们的询问，高声答道；‘开的是牛Ｂ大会，谁能吹牛Ｂ谁就入党升官，谁落后就拔谁白旗，直接送到劳改队，连人都回不来了。’吹牛可是要上税的，之后就是层层落实征购粮任务，反瞒产瞒报，将各家所有藏粮全部搜走，民兵挎枪进行镇压。饿死多少人统计数字也查不出来，哪个承担了责任？毛领袖将大跃进说成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成绩是主要的，损失是小小的。经刘丹岩等哲学家们一辩证，黑的就变成白的了，‘白马非马’。富民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学生在校期间，已经饱尝政治运动洗礼，个个都是以极左面貌出现，成为革命理论家，桃李遍天下，流毒全天下。

我无意揭哪个人的疮疤，人人都有罪，如同当年的纳粹德国。我手里的文革资料不过是九牛一毛，绝大多数未被揭露者的当年表现更加丑恶，包括我自己在内，全部都是害人之心，彼此之间互害。文革是需要全民族进行真正反思的，都是罪人，没一个人是无罪的，无论害人者还是被害者。所有的罪恶都隐藏于内心深处，一旦有了机会，马上变得穷凶极恶，不可一世。‘四人帮’并不比别人更坏，作恶的是毛领袖授予他们的权力，如同当年刘邓授予当权派们的权力同样。掏心窝子说良心话，当年哪个笔杆子不渴望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哪个转业军人不渴望成为王洪文？江青更不用说，满大街穿的都是江青裙，留的是江青发型，成为革命女性的象征。我并不想质问粉碎‘四人帮’时，当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革命者们都干什么去了，而是想知道究竟他们从革命中得到了什么，与失去了什么？‘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这些人活的糊涂，死的能否明白？恐怕三魂已污难于归天，七魄已污难于归地，只能在世上作祟‘鬼打墙’了。

一群人抓住了一个通奸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们对耶稣说，按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将她砸死。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
人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了……。

此事若发生在新中国，马上就会争相将石头向她砸去，以证明自己没有罪。事后也无任何愧疚之心，这就是今日大唱红歌的革命人民。

对省市委一些领导人的揭发

一，关于反毛泽东思想、老修正主义分子刘丹岩的甄别、埋葬和追悼问题

反毛泽东思想、老修正主义分子刘丹岩是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经学校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和省市理论教育界批判了的。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对其甄别，时间拖的很长，直到其死亡后，目前甄别结论尚未批转下来。在甄别过程中，市委是提出一些意见来的，甚至到死之后，市委提出的甄别意见，也只是指出刘在政治上、组织上是错误的，但并没有提高到反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原则高度。最后的甄别意见，经过李一平批示，要征求吉大党委意见，如同意按党委上报，不同意分别上报，我们按前一种意见修改上报。

反毛泽东思想、老修正主义分子刘丹岩因癌症到北京治疗，于７月１１日晚死在北京。夜晚北京打来电话给陈静波，要第二天上班商量后由我向市委汇报请示，主要问题是刘的政治情况如何对待；家属提出葬于北京如何处理；要不要为其开追悼会？我到市委找李先民不在，找李一平亦不在，最后我到高教处找到沈玉文处长，向他汇报此事，当时让我回校听讯。在当天下午刚下班前，沈来电话，请李一平、李先民和市委宣传部和童健副部长商谈。说刘的政治情况，可参照甄别结论精神，学术问题带有政治性，是内部问题，但谈时留有余地；至于火焚、骨灰以家属意见和北京商定。问及政治情况，可按前述；至于追悼会问题，可由学校主办。悼词由学校参考第一条斟酌，可多讲些表现。此事我向陈静波汇报后，即决定派张守三到北京料理，最后葬于北京八宝山。以后陈静波又向省委请示，据陈静波讲，先问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韩又要问富振声书记，回答按内部问题处理，不登报，追悼会三百人左右。常委开过会，治丧委员会主任由陈靖担任，陈静波念悼词具体工作由校长办公室负责筹备，悼词由党委宣传部拟定，并审查挽联，悼词送市审查。据陈静波讲，市里意见陈念悼词资格高了，陈要我念。这个问题，省委工作队在时，我写有材料。省委工作队撤点后，又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过。革命师生来了解这方面情况，我没有全部详细介绍，这是很错误的。根据上述情况，不难看出，省市委一些领导人是站在什么立场对待反毛泽东思想、老修正主义分子刘丹岩的问题。

二，关于社会主义大学问题

在１９６５年７月，省委宣传部、高教局召开了三个学校［吉林大学、财贸学院、吉林电力学校］的会议，主要内容是要在毕业生离学校前清理自觉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免同学们带着包袱出去，不利于积极性的调动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在会议结束时，省委宣传部韩容鲁却说到吉林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我去榆树，在我校社教中队长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显然今天看来，我校并不是社会主义大学，而且十一年来推行着一整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干部、组织路线，而且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韩容鲁身为宣传部副部长，又主管学校干部工作，当时这种说话，究竟有什么根据？

三，关于韩容鲁在我校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两个问题

韩容鲁这次带工作队到我校来，曾经参加过两次中层干部以上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陈静波以及刘、何等的根子不在省市委，说他们的根子在上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吉林大学领导人搞了十一年修正主义，省市委毫无责任吗？居心何在？

在第二次会议上，还讲到并且强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宋振庭的正确，如编哲学教科书，政治理论课会议时宋的情况，其用意究竟何在呢？

四，关于建成‘大庆式’的学校问题

东北局顾单新书记，考虑不仅有‘大庆式’企业，还要有‘大庆式’的学校，在东北曾经考虑到吉林大学。省委富振声书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靖、陈静波。同样，东北局、省委对学校、对陈静波、刘靖等又是怎样的看法，根据在什么地方？

劳动反省队江剑秋

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