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３６］

‘国之四维，士农工商’，我应该为我家定定位了。一晃我都六十多岁了，我老叔八十七岁了，他一直在九航校任职，与地方很少接触，是无法书写家史的。长春史料我老叔写了不少，出了几本书，现在正整理老照片、老文字，恐怕也力不从心了。这一代人恐怕只有我在书写家史，家史与国史是无法割裂的，我喜欢书些此类文字。我的父母都曾写过他们的一生，过于简略，过于隐讳。父亲认为我的文章写的过于直白，他们的一生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非常加小心的。文字狱长达六十多年，也是无奈之事。我觉得应该秉笔直书，文无定法。写家史本身就非常杂乱，只能如同油画、水彩画一般，东抹一笔，西抹一笔，最后形成整体形象，我的思绪本身就无条理。天马行空，纵情驰骋，神游太极，信马由缰，文贵朴实。当今社会啥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没必要写些虚假文字，欺世盗名。文字垃圾已经足够多了，说不上后人怎么破口大骂呢。

始祖鸿儒从襄阳远赴天津通商口岸，应该是侠义之举，通常家道小康是难以离开故土的。广州距离较近，当年是最主要的通商口岸，不下百万商贩脚夫吃这口饭，杨秀清就是当中的一位，也贩鸦片，是江湖好汉。广东地区外来人是难以插手的，所以不能去广东。上海是洋奴买办的天下，脚夫都是些流民，小刀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闹起来的，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本地人不是洋奴买办就是官商勾结，是瞧不起外地人的。上海本身就是殖民地文化，都很垃圾。襄阳去上海最为顺畅，可顺江而下。当时上海由于‘洪杨之乱’已成死港，洋货堆积如山，小刀会匪是不敢招惹洋人的，会首刘丽川本是就是个下岗的洋奴买办。所以只能本天津，这是唯一可去之处。宁河一带，昌黎、栾县、乐亭、唐山等已是老台们的天下，通过联姻在芦台站住脚，也是顺理成章，目的是为了经商。

我家祖上应该是明遗民，只读书，不做官。灵魂是世代相传的，家风也是同样，人是按习惯生活的，不在于穷富。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元璋，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拥有全天下，成为最大的奴隶主。再戴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可就是偷天换日，别有用心了，谁比他更有产？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十七世末代皇帝崇祯，性情是极其相似的。末代大奴隶主被无产阶级革命家李自成逼得上了吊，而李自成又成为最大的奴隶主，主奴易位，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谁也没他产业大。大清王朝并没有搞什么公有化运动，而是承认私有财产，包括明遗民在内。房产土地都是祖辈相传的，并非国家所有，国家也无权夺了去。我祖籍有家谱，自然有家族，有土地，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听父亲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犯‘永’字，‘鸿华庆其永’，父亲是在文革前才知道的。我们这一代人是；雰、旭、岩、栋、洲、酉，一女五儿。我们并不愿意改名字，涉及面太大，也没必要。以后的家谱也不清楚，改它干啥？母亲常说我们的性格如同名字一样，雰多雨；旭阳光；岩坚定；栋主事；洲交游；酉厌学。酉年之后举国上下都以多知为耻，以无知为荣，酉弟自然厌学，顺应历史潮流。

二世祖华春自杀而死，亦呈侠义之风。染坊不能算是工，因为华春是老板，而非工人。三世祖成庆，就是我爷爷。当年我父亲六七岁，知道家里开的是粮栈，还有另外六处商号。他记得我爷爷对生意并不上心，一面打麻将，一面做生意。伙计报告说来了几车皮粮食，他把手一挥；‘全部留下。’就又忙着打麻将了，所有业务都交给伙计去办。正当中年，膝下生有三子，其昌、其强、其颖，父亲是老二，应该是我爷爷一生中最显赫的时候。为人担保应该是一大笔钱，因为还不上，银号将债务人及担保人全都告下了。旧中国引进的是英美司法，保护债权人，我爷爷就下了狱，伙计自愿陪着蹲大狱。可见我祖上并非真正的商人，商贾之家精于盘算，就是中国的犹太人。为四民之末，过去社会地位最低，绝对不会为朋友担保的。只有当年的李太白这么做过，四十万金挥霍一空，妻儿气得都不理他，只能在族叔李阳冰那儿混吃等死，后来跳水捞月亮去了。我祖上显然不是经商的材料，与乃祖李太白一个德行。只能算是读书人，应该称为士。官吏不一定出自士林，袁大头等就是武林出身。

我奶奶可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台，精打细算，许进不许出。每当我父亲反对我母亲帮助别人，母亲就骂他是‘小点穰子’，父亲就不吱声了。老台都很小抠，横草不过，精明过人。人不能做亏心事，我奶奶就做过亏心事，老了就找上来了。老台祖上应该来自浙江天台，是商贾之家，袖里藏金。老台都留有旧传统、旧习惯、旧文化、旧风俗，极重妇德，女子从一而终，节妇、烈女极多。明末清初死了无数，还是没有绝迹。我奶奶的姐姐年轻守寡，守不住了，趁黑夜被人从后门抬了去，失了节。我奶奶非常生气，觉得给全家丢了脸，让人瞧不起。正在恼羞成怒之时，姐姐再次守寡，兵荒马乱的无处可去，只好恬着个脸回到了娘家。当妹妹的整天冷嘲热讽，没个好脸子，把姐姐逼得上了吊。当时我奶奶没觉得自己有啥不对的，出嫁之后可就有些明白了。尤其是被我爷爷抛弃之后，私房的七头牛也被男人给卖了。苦日子促进思考，我奶奶心中后悔了。况且世道早就变了，改嫁不再是可耻之事，苦命的姐姐纯粹是被自己给逼死的。我爷爷是困长春时死的，１９４７年，我奶奶就有些神经错乱了。总是到外民乱走，在家里闹心，常常走失。父亲为此没少赋诗书文，军管会抄家时全部搜走了，作为罪证。以后父亲在街上遇见疯癫的老妇人总是尽力帮助，想起了他母亲，其实他并无此能力。我母亲骂父亲‘小点穰子’，其实有些冤屈。在困长春时，两个窝头就可换一个金戒指，走私粮食的冒着被八路军枪毙的危险，从地下水道管往城里贩运换金子，粮食极其珍贵。而我父亲则给饿倒在床上的老邻居一家送去十斤粮，是跳窗户进去的，救活了他全家。那些年他家儿子一直与我家有所往来，我们管他叫大哥，其实只比我父亲小三四岁。我父亲抽烟，买不起烟，连‘八分损’都抽不起。我们就在马路上捡烟屁股，姐姐卷了不少支烟。这位大哥总跑到我家来抽烟，似乎专门为抽烟而来的。也是姓李，大概能论上族亲，隔的很远。我奶奶精细了一辈子，还是个穷，人争不过命。

斯大林是农民出身，小时候没少挨性情暴戾的父亲毒打。俄罗斯农奴处境是极其悲惨的，斯拉夫英雄们是以刀剑征服奴役农奴们的，并不把农奴们当人看。农奴必须如同剃光了毛的羊，在饥饿中求生存，才肯下力气干活。农奴们就把怒气撒在妻儿头上，就造就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斯大林。如果不发生革命，斯大林就是个农民，顶多杀猪宰羊，打妻虐女，造不成什么祸害。有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可就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党国专制政体，超过纳粹十倍、百倍。纳粹善待本国人民，就是全世界都处于饥饿之中，也不会有一个德国人处于饥饿之中，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以武力抢劫犹太人，抢劫捷克、波兰等等，德国人民都很高兴，共同分肥。条顿勇士本来就是军事集团，就是些胡狄马贼，蛮族强盗，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家。他们只为本民族争取发展空间，劣等民族无权在地球上存在，只配当奴隶。

斯大林成了圣人，斯大林著作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这么一来中国可就惨了。斯大林著作了人类社会发展史，必须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历史阶段，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领袖自然亦步亦趋，郭沫若连忙著作了《奴隶制时代》鸿篇巨著。被改造好的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思想理论家等等，无不挥起如椽巨笔，为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进行背书、考证、研究、论证。重新书写了教科书，六十年不变，大力进行宣传灌输。小学五、六年级增加了历史课，这一下子可把我给坑苦了。我耗费了超过学习的万千倍力气，总算是弄明白了全是假话，全是胡说八道。纯粹是谋财害命，误人子弟。对那些所谓的灵魂工程师、专家、学者、教授等等充满了鄙视与怨恨，至少偷走我三十年生命。我的子孙后代更不用说，可算是倒大霉了！五七年之后，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谁还敢逆流而上？大捧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最初把陈胜、吴广说成是历史上第一次奴隶大起义。后来捧红了秦始皇，又改口说张良、项梁等旧贵族复辟势力反攻倒算，颠覆了革命政权。信口雌黄，说假话已经不再感到脸红，这就是所谓的学者们，也就是文革初期的运动对象。

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派仅在吉大头一批就抓了六百九十八名右派反革命。若让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仅吉大就不下千人，举国上下何止千百万？当权派们个个心冷如铁，心狠手辣。打倒了当权派，减少了至少千百倍的阶级敌人，我看这是文革期间毛领袖的唯一英明之举。当权派数量才有多少？不过是一小撮而已。真正清廉的根本无人去打倒，没有民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红二代们却认为这是毛领袖唯一的错误，社会处境不同，看法截然不同，这也是上下为什么无法达成共识的根本所在。例如网上反腐，腐败集团不惜重金行贿各大网站删贴，掩盖罪行，这样明火执仗的犯罪行为居然得到主流的极力保护，飞快的制订出网络言论管制，极力保护腐败分子，不惜动用国家机器。依我之见根本不应该反腐败，一个也不应该反。只应该不再继承极力保护腐败分子，宣布撤消对他们的一切特别保护，如同当年毛领袖对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样。群众根本不须发动，所有失去了特别保护的腐败分子马上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屁都不算一个。他们正在大规模外逃，叛国投敌，投进了美帝国主义怀抱。居然被主流视为海外赤子，爱国华人，重要统战对象，真是荒诞已极！人民正在争取有说真话的自由，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是所谓的‘只有无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没有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本人一文不名，绝对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主流给我十亿元，让我成为资产阶级，自然不再争什么言论自由了。我也如同两会代表一样，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肥美无比，有一百四十万维稳大军保护着我。我也可以如同当年的陶铸一样志得意满的当众高呼；‘我基本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群众肯定高呼；‘去掉基本二字。’

最高指示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赵林是镇压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侩子手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

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群众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力图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吉林省代理第一书记——大叛徒赵林，一贯积极追随刘少奇反动路线，再一次从他的祖师爷刘少奇那里得到了这根救命稻草，拼命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把吉林省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歧途。

刘少奇、赵林之流，臭味相投。都是抵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同流合污，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十六条》指出；‘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革命群众。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打击革命派。’以赵林为首的吉林省委就是这样。

赵林是破坏、镇压吉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是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现在是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滔天罪行的时候了！

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赵林忠诚地秉承刘少奇的旨意，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运动引入邪路

［一］定调子，下禁令，转依目标，把运动引向歧途。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领导人的批判，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打开了道路。我省人民，愤怒声讨黑帮，掀起了空前的群众革命浪潮。然而，赵林对群众运动怕的要死，急急忙忙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抛出了四条指示；１，不开大型的、示威式的声讨会。２，提倡小组读报、讨论、声讨活动。３，不贴大字报。４，强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革命群众觉悟。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自己设想的框框里，使群众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极大的压抑。

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省广答革命群众冲破了四条框框，勇敢地行动起来，纷纷张贴大字报，把矛头指向本单位领导和省市委。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胆颤心惊，牛鬼蛇神闻风丧胆。吉林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林怕得要死，深怕革命烈火烧到自己头上，便迫不及待的发出了六月三日的通知和六月五日的八条新规定，用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定调子，下禁令，转移目标，把运动引向歧途，其主要内容是；

１，定调子，为自己涂脂抹粉。说吉林省委与宋硕、陆平黑帮的作法‘是根本不同的’，一定要‘分清性质，区别内外’。在赵林指使下，吉林省还向东北局报假材料，宣扬与旧中宣部是有斗争的。于是，六月二十二日，一篇为东北局和吉林省委大唱颂歌的大毒草，署名‘东言’的文章出笼了。

２，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称紧跟全国报刊上已公开批判的，‘不主动号召揭发本单位的问题。’大字报要‘分清内外’、‘不要乱点名’。为了压制党员革命造反，更强调要‘加强保密教育’，‘党内机密不要随便议论’，否则要‘认真追究’。

３，立下了更多的禁令，把矛头指向群众。反复强调；‘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防止坏人故意把水搅混，把阵线搅乱，’‘防止邪路’，对‘恶意攻击，借机煽风点火的反动分子，要组织辩论和反击’，‘或记下材料准备以后予以打击’。这明明是在指使各级党委在运动中抓‘右派’，这与旧北京市委所称的‘反干扰’‘抓游鱼’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总之，六月三日与五日的通知大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大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他是赵林忠实的秉承刘少奇的旨意，在我省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

于是，在赵林的布置下，全省各地普遍发生了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事件。象吉林师大党委第一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彦平疯狂围攻革命大字报，残酷镇压少数派革命群众，许多人敢怒不敢言，革命精神遭到压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全省各地一片白色恐怖景象，把刚刚兴起的群众运动打了下去。运动走向歧途，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运动出现了低潮。

［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宣传反革命‘经验’。

从运动一开始，赵林就摆出了一付要在革命群众中抓‘右派’的架势。他一再‘指示’说；‘干部腰杆硬了，坏人有点隐蔽了’往往以‘左’的面目出现，破坏运动。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怎样发现敌人，要想点办法。’赵林明目张胆的说；‘吉大运动被坏人掌握，反对市委，要中央派工作组……怎么办？要把坏人掌握的群众分化出来，’赵林讲话一口一个‘坏人’，这完全是黑话，所谓‘坏人’就是敢于造他们反的革命闯将。

七月七日，赵林发出了就省委扩大会议向东北局报告的说明。这是在革命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的阶级斗争新形势下，赵林破坏、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纲领，是赵林顽固推行反动路线新的代表作。赵林说；‘最近发生了一些问题，如工学院，因为有坏人掌握，群众跟坏人走，反对市委，抵制省委，要去北京要求中央派工作组，乱斗，还斗错了一些人。’这是赵林极力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界限，狂妄放肆地诬蔑革命群众运动。

赵林进而总结了反革命‘经验’，制订了一整套破坏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办法，给各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出谋划策。

一条是加油打气，稳住阵脚。赵林说；‘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免不了有过左的动机和要求，甚至被坏人利用，还要冷静，不要怕乱，不要忙于控制’，‘不要硬顶’。

再一条是训练‘左派’，保守机密。赵林说；‘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有重点，重点要放在无产阶级左派，先进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他还说；‘长春的经验，开党团员会，只能一般号召，不能把方法、步骤、策略讲出去，吉大就是一个例子。讲了话，坏人知道了，就要搞我们。’这番话一下子道破了赵林反革命的天机。

再一条是蒙蔽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赵林说；‘学生劲头大，但他们多是小资产阶级，一遇到问题就溜了。要团结９５％的工人群众，９５％的干部，向反党分子开火。’赵林还举出实例，说吉大韩容鲁的工作队去时，‘学生不叫进去，不叫上台，不给麦克风。工人就抢，叫工作组讲话，有个炊事员说；‘你们再这样搞，我们就不给你们做饭了。’显示了工人的力量。’赵林在工人与学生中挑拨离间，镇压学生的手法真是恶毒已极。

再一条是所谓发动群众，大抓‘右派’。赵林说；‘根据长春的乱，同群众和党委不团结有关。只要发动群众，才能搞出派别活动。赵林发动群众是假，要搞所谓‘派别活动’，在群众中大抓‘右派’才是真。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林，正是这样步步为营，颠倒黑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

在赵林指使下，六、七月间，省委几次要求各单位对群众进行左、中、右的政治分类排队，直到七月二十八日还在这样搞。大搞黑名单，把许多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长春四中，曾经发生了闻名全省的‘六，二二’革命事件，省市委不仅颠倒黑白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赵林还在七月十九日，以‘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题目转发了这份歪曲事实的材料。直到七月二十八日，省委还把长春四中和通化二中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保皇‘经验’到处推广介绍，在全省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三］大批派出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百般包庇黑帮分子。

正当我省革命小将，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起来闹革命的时候，赵林又组织大批消防队去扑灭革命烈火。赵林对那些还能控制住群众的单位，决定不派工作组，要求原党委‘积极领导’。吉林师大就是被赵林划为这一类的。黄彦平不负重任，利用政治辅导员，派出大批党员教师，组成庞大的变相工作队，对少数派进行围攻、盯梢、记黑名单，整黑材料。其心之狠，其手之毒，比工作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赵林对那些已无法控制群众的单位，则派出大量工作队，观察员去进行‘消防’和‘灭火’。工作队一进点，就象钦差大臣一般，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按照赵林的意图，到处破坏群众运动，向群众施加压力。划框框，定调子，转移斗争矛头，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围剿革命派，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象吉林大学，工作队进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抓了六百九十八个‘右派’。其它各个院校单位也都有大批的革命师生上了黑名单，被打成‘右派’，被整了黑材料。

赵林把工作队当做镇压群众运动的法宝，当广大群众起来要造工作队的反时，赵林还一味包庇工作队。象吉林大学以李一平为首的工作组撤出后，又派进一个以韩容鲁为首的工作队。直到七月底，赵林还在大批集训工作队员，整装待发，准备随时派出去镇压革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赵林对革命群众如此痛恨，视为仇敌，必欲打成反革命而后快。而对黑帮分子却百般包庇，甚至请他们参与文化革命的领导。长影黑帮分子岳林，吉大黑帮分子陈静波在运动初期被工作队拉到文革小组中。在省委，甚至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前省委副书记富振声；黑帮分子，前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大流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副省长于克等牛鬼蛇神都塞到省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里。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赵林爱混蛋，叛徒爱黑帮。省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我省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赵林，这样一个领导班子，会把我省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不是昭然若揭吗？

《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社论讲的好；‘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并且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来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赵林正是这样忠实的秉承刘少奇的旨意，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歧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