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３１］

古人是隔代修史，许多事情得过后才能看明白，我们也是同样。说良心话，吉林省人民摊上吴德这么个阿斗，是吉林省人民最大的福气，尽管那些年人们并不这么看。尤其是大饥饿年代吴德、赵林带头建了豪华小楼，其他领导也按级别建起了小楼。清明街一代都是这些官宅，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五十年之后我才知道；吴德没有将吉林省全部储粮运往北京、上海，或是奉命出口、支援世界革命。而是听从下面的主张，留下了二十万吨的供应粮，可勉强接济到新粮入库，避免了吉林省大量饿死人。吉林省虽说是粮豆之乡，那几年也改为供应不知道哪儿来的椰子油、橄榄油等，豆油不见了。好在始终每月人均四两，比辽宁‘陈三两’强点。辽宁的粮食大量运往海外，国内百姓的死活无人在意。

吴德对五七年右派也没有过份迫害，与那位北京的彭真大不一样。彭真是在与林彪争夺接班人的位置，毛领袖最为欣赏的就是这两个人，对于刘少奇早就存下杀心。彭真主张将北京变为‘琉璃宫，水晶城’，连一个历史有污点的也不留。当年大清革命也是同样，驱逐了北京城内的所有汉人，婴幼儿屠杀一二十万。关外的满人才得以入京，不怕染上麻疹了，也称‘痘瘟’，满鞑子染上痘瘟就死。新中国防范的是资本主义思想与生活方式，所以在不断的进行清理。如同患有洁癖般，总在拼命的自我刷洗不已。

河北是京畿地区，右派们可就惨了。宣化老冯当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并没提啥意见，也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与孙立人、陈立夫是亲戚，判刑七年劳动改造。四十三岁才勉强与一位离婚的女人成了家，于是每年遵照组织上的要求向海外写统战信，成为区政协成员。吉林省的右派没有判刑的，毛领袖咋说吴德咋办，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与他省大员们大不相同，并未造成第二个夹边沟。恰逢大跃进，新立城水库工程上马，长春市的右派发配到新立城水库劳动改造。每月收伙食费三十元，穿用自理。父亲每月生活费四十六元，仅够他自己的。

每个星期六完工后可以回家过个星期日，星期一出工前必须赶回去。父亲他们同样放卫星，每人一天打二十口抗旱井。挖地三尺进行深翻，以遵循毛领袖的‘八字宪法’，新中国建立后制订的宪法已成为反动言论。父亲仍在大干社会主义，每次母亲收到他的来信都很生气。总是又超额完成多少土方，又放了啥卫星等等。想等以后写书留为资料，母亲总说父亲思想太幼稚。

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还在邮电器材厂医护所上班，还在勤勤恳恳的工作。实在照顾不了六个孩子，只好求助亲戚们。母亲的爷爷晚年信奉基督教，母亲认为他并不是真的信，而是想死后上天堂，不下地狱。母亲她这一辈人都是老爷子给起的名字，中间都带个‘恩’字，感谢主恩的意思。宗教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只要用手杖在磐石上不懈的敲打，总有一天会涌出清泉来。东方古老的‘震旦’国就是一块坚硬的磐石，‘震旦’应该是‘撒旦’之意，也就是魔鬼的意思。自从礼崩乐坏之后，尤其是秦始皇之后，华夏万古长如夜。极权专制下的等级制，毒害的是炎黄子孙精神灵魂，社会道德一代不如一代，整体滑向堕落。奴婢性、势力性、嫉妒、仇恨、凶残、诡诈、奸猾、无知、狂妄、野蛮、钻营、无耻、极端自利、不讲信义、唯利是图、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等等，人与人之间彼此为仇。尤其是满人入主之后，全面化华夏为蛮夷，汉人成为奴婢。汉人奴才们明白自己的份量，总以满主子为正位，大清是满人的，不是汉狗的。上层建筑穷凶极恶，大奸大恶之人都是无神论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追逐权力金钱、美女享乐成为他们的人生目的。他们没有来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死后不管天塌地陷，洪水滔天，只要自己活着，能捞到多少就捞多少，贪得无厌。

母亲小时候也信奉了基督教，但是并不虔诚。新中国建立后，宗教成为异端邪说，母亲极少去教堂，也没有那个工夫。母亲的三叔有四个子女；恩美、恩惠、恩玉、恩生，恩生舅是继妻所生。夫妻都抽大烟，穷困潦倒。恩美姨虽说是被父亲变相卖了，还是看不下去。将他们从‘花子房’里接了出来，都是些乞丐流浪汉，恩生还在吃奶。日本投降后，恩惠舅当了一二年警察，成为历史问题。恩玉姨嫁给了吉林农家，土改时成份定为富农，夫妻到吉林市谋生。母亲将七岁的哥哥送到农安大姨家，我当年六岁，三弟送到吉林二姨家。恩玉姨不生育，母亲曾答应再生孩子送给她，随口那么一说，过后也就忘了。生三弟时恩玉姨托名来下奶，其实是来抱孩子。见母亲没提起，也就没说啥。对别人说；‘当初答应给我，生出来就舍不得了。’

四弟正赶上饥饿年代，身体发育不良，脑袋大身子矮小。母亲把他送长托儿所，整天就守着自己的行李哪儿也不去，总在哭泣想家。母亲没法子，恰巧街道组织托儿所，老肖太太看小孩，每月只收三元钱。我每天早早的领着三岁的四弟来到肖家，他家人还没起炕。老肖太太对我们很好，总留四弟上桌吃饭，我们与二猴子是从小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五弟是五七年出生，起名‘酉’，为了纪念五七阳谋。母亲每天把他送到单位幼儿园，午休时送奶，这就是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家里面临的困境。

大跃进之后，母亲被单位精减下来，才陆续把孩子们都接回来。小屋租给了老杨太太，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杨贵春，在一汽上班。二的叫杨福春，在读高中。有个女儿在农村关里家，曾来长春住过半年。母亲必须出去做小买卖，才能挣扎着养活我们。没有本钱只好跟老杨太太暂借，每次还钱都给利钱，否则连门都没有。最初市场管理所见了就抓，后来市场开放，只要交了税费也就不抓了。母亲图希老杨太太能照应照应这帮孩子，否则放心不下。那时候我们对农村人印象并不好，临楼田家来了一位农村亲属，四十岁上下。妇女们都很讨厌他，浑身上下没有三两肉，哪个妇女跟他打个招呼都乐的不行，以为人家想跟他。心思太邪，总在楼下门口撒尿，也不管有人无人。我们下乡之后知道这很常见，农村人确实心思很邪，与城里人就是不一样。

老杨家也是农村人，与罗家是亲戚。俗话说；‘十个东北人斗不过一个滑老‘台’，十个滑老台斗不过一个南蛮子。’‘台’应该指的是浙江天台，也就是来自江南的商贾，类似犹太人。明清两代定都北京，这些老台们就从天台海上贩运，聚居于昌黎、栾县、乐亭一带，进行贸易，逐步发展起来。专制政体权力决定一切，所以只会存在权力经济，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北京的需求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还要多，财贿上流，这些滑老台如鱼得水，贿赂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由于铁路的延申，老台们又聚集到了唐山，唐山人的奸诈是出了名的。满清垮台，还是老台们发现商机，蜂拥而来，王荆山、京东刘家等等成功人士都是老台，绝大多数成功者都是老台。

长春曾是满洲国新京，出关来到长春的满人很多，却鲜有成功者。日本人靠的是特权，而老台们靠的是精明强干，精打细算。新中国的建立，中止了老台们的美梦。人是按习惯生活的，老杨太太很仔细，很‘小点’，老台中的出众者被称为‘弯眼’。父亲是从河北宁河来到长春的，算半个老台。人们在外地都喜欢认老乡，罗家就与父亲认了老乡。杨家是地地道道的老台，杨贵春总在处对象，一两个月一换，都是农村姑娘，希望能嫁到城里。母亲背后说杨贵春品质不好，专门拿女的耍着玩，并非真想搞对象。

杨家来了一个朋友，有十大桶桐油，价值很高，想要出手。我家楼下有个过道，外面有大门，正好存放桐油，共计一千八百斤。没有找到买家，后来设法换了豆油，才全部卖了出去。杨家每日都不离人，哪怕出门十分钟也要锁门，防的很紧。我正在家里看护弟弟们，来了一个陌生男子，四十岁上下，找我父亲。我回答不在家，他说等着大人回来。可是他并未离去，只在外面走廊徘徊，隔一二十分钟进门问一次，并轻轻的推开杨家屋门，并未进去。我很是害怕，当年只有七岁。三四十分钟之后陌生男子进屋留个纸条，让父亲到红旗街某号找他。问我会不会写‘李命’二字，让我写在下面。晚上杨家就张罗失盗了，所卖的油钱全部被偷，杨贵春的一件工作服也被偷了，怀疑对象就是我家。母亲曾去红旗街找过此人，根本没这个门牌号码。派出所到我家搜查一番，啥也没有，也就没了动静。那位朋友白白丢了钱，有苦说不出。事后来到我家，明白是杨家做的套，把钱给黑了，却没啥办法。杨贵春三十多岁就患病死了，杨福春对母亲很不好。老杨太太后来总到我家哭诉，也是没法子的事。

人心越来越坏，说真话的人都被淘汰，说假话已成常态。以往如同天上神仙洞府的省市领导机关，文革之中也原形毕露。每次运动都揪出一些阶级敌人，你不害人必被人所害。或是成为猛兽，或是成为猎物。楼下的李大架子选择成为猛兽，在市直无人敢惹。他的历史并不清白，而且曾经奸污过十八岁女孩，却政治上可靠，专门率人抄家，于姨家也被抄了。于姨夫与李大架子在同一个设计院，吓得于姨每次前来我家得绕着走，唯恐被李大架子发现，带来横祸。国计民生无人操心，都在大搞阶级斗争，这是最快捷的升官之道。屠杀数万红军指战员的夏曦，就是专门政工干部。死了也是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排在重要位置，这是革命的需要。害人无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全靠政工起家，无人敢惹，飞黄腾达，比周恩来还硬。所以省市委领导干部都在争相大搞阶级斗争，想要狗挑门帘——露一鼻子。

历届政治运动都淘汰一批，提拔一批，文革运动提供了新的升迁机会。窥测圣意才是举国上下的真实面貌，均是趋奉不及，何尝有一人抵制？宋庆龄、周恩来都曾炼过钢铁，哪个曾经有过一言劝阻？不肯反思是无法面对，哪个没责任？宣传部门所写的任何材料肯定又臭又长，而且下了很大的功夫，用了很长的时间。我手中有一份吉林省委宣传部赤卫战斗组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８日所写的长篇大字报选登，足有一二万字。我的习惯是每篇五六千字，只能分开陆续附上，以管窥豹。知道他们究竟在忙些什么？大量民脂民膏究竟养了些啥人？吴德上调，赵林不打自倒，省委书记宝座出缺，机关难得。姚文元式人物争相挑帘露出狗脸，向毛领袖献媚，各省市情况都差不多。毛领袖想要打倒哪一个，有着充足的材料，可以尽量挑选。选中的‘文元笔’立拔显要，成为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一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为真理的化身。这位吉林省的‘文元笔’不知道下了多少工夫，下了多少次决心。在斗争中出典型，该冒风险就得冒风险，吴德已经靠边站了。隔山打虎没有风险，正好趁此机会猛踩富振声、宋振庭之流狂妄之徒，他们成了新文阀了。所发表的全部都是大毒草，长影拍摄的全部都是大毒草。省市委正在抛出牺牲品、替罪羊，毛领袖这次要求牺牲品要足够大，连富振声、宋振庭这些老运动员都在胆战心惊，准备把长影以及麾下全部牺牲，以求保住自己能够过关。这是一场现代政治大戏，每个人都是主角，都在上演自己的人生大戏，展示自己的灵魂深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就是当代士林？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吴德为首的吉林省委都干了些什么？

——彻底批判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十六年来与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发展。早在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就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又连续对文化革命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路线的指引下，九年来，文化革命不断出现新形势，终于在今年推进到一个空前未有的新高潮！

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在今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消除它的恶劣影响。对于中共吉林省委执行的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革命组织和革命同志正在深入揭发和批判，但多数偏重于当前的种种表现；我们则下了一些溯本求源，寻根问底的笨工夫，试图从根本上，历史的对吉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加以分析批判。

我们这里所要揭发和批判的，主要是以吴德同志为首的吉林省委。

一，以吴德同志为首的吉林省委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而对某些人制订的修正主义‘学术批判提纲’却息息相通，极力推行。

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于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考查一个省委是否忠于党，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最重要的标志。以吴德同志为首的吉林省委，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都是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省委对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仅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做了传达，对省内情况只做了一般的检查，态度很不认真，措施不力。吴德同志一九六四年二月在长影部分党员干部座谈会上，在提到毛主席这一指示后说；‘对方向问题，一种是脑子不好，忘了。一种是有意的去掉了，想到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应该使我们的文艺不是‘收效甚微’，而是收效很大，开出灿烂之花。我看还是有信心的，一个是统一思想，搞个规划。一个是组织队伍，搞创作。’

看，这是吴德同志当时对贯彻毛主席指示所提出的两个措施，根本不打算在文艺各部门加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而，我省许多文艺部门被‘死人’统治着，和共产党人提倡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怪现象，依然如故。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与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又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几个少数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作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对毛主席这次重要指示，省委除责成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市、[州]委宣传部用电话打了一下招呼，和在一些文艺团体整风外，再也不闻不问了，根本就没有当做一件事情来管。

在毛主席两次指示下达之后，有两件事情很说明省委领导同志的态度。一是一九六四年十月，随着文艺界整风的开展，《吉林日报》展开了对鄂华毒草小说《邻居》的再批判。这个再批判本来是极不彻底的，就是这样一个极不彻底的批判，也由郑季翘同志下令阻止了。他说；‘《邻居》小说容量很小，不足万字，批判要适可而止。连篇累牍的发批判文章也没必要。’就这样，郑季翘同志把《邻居》这样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一起保护下来了。二是一九六四年夏天，全国各省市在文化革命中产生了一些好的剧本，如《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吉林省感到有一定压力。因此吴德同志就亲自抓了一个剧本创作，让长影的胡苏下乡蹲了两个月，然后隐居在一号招待所苦思冥想的写话剧《敲钟的人》。吴德同志多次亲自指示，帮助修改剧本。并让本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处长多人找去介绍农村情况。但是这个剧本写成在《长春》月刊发表后怎么样呢？当即遭到了工农兵读者的严肃批评，结果是一株毒草。这两件事情清楚的证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怎样贯彻执行的。

一九六五年九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做了批判吴晗的指示；同年十二月，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于‘罢官’。对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以吴德同志为首的吉林省委书记处麻木不仁，采取了不加理睬的态度。既不往下传达贯彻，也不发动群众进行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吉林日报》，拖了一个半月，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转载。

就在《吉林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同一天，郑季翘到省社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为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开脱罪责，大帮其忙。他在报告中说；‘有人怕戴政治帽子，当然不好了。但也用同样来讲道理嘛，别人批判吴晗说‘你居心何在？’吴晗也可以反问嘛。谁还没有毛病？不要怕，要经得起风吹雨打。这只是辩论会上讲的帽子嘛，周谷成不还是人大代表，冯友兰还不是政协委员？照样工作嘛。’又说；‘矛盾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进步，才能有所发现。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几十天了，我们也可以说说，讨论讨论，如何对待封建道德等。不要指责吴晗个人如何，我想就是错误，还可以当副市长嘛！我认为，通过讨论，搞清几个问题，不是把吴晗变成什么样的人。’郑季翘同志身为省委书记，听到了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讲出这样的话，这难道不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吗？

以吴德同志为首的省委书记处对毛主席的指示，或者不认真贯彻执行，或者迟迟不贯彻执行。但是对于某些人制订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则贯彻的很及时，抓的很认真，跟的很紧。这个所谓提纲，是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出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旗。他们疯狂的叫嚷什么要‘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的放出来。’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叫嚷什么‘对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斗争要‘谨慎’要‘慎重’，‘不要揪住不放’等等。他们的恶意用心就是欺骗群众，把水搅混。混淆阶级路线，转移斗争目标。这就是要长资产阶级右派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威风。包庇资产阶级右派，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就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企图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党纲领，二月中旬收到，三月四日、五日，省委书记处即责成省委政治研究室与宣传部共同召开各市、地、县委宣传部、省市委党校、各高等院校和省直属党委主管理论工作的领导干部以及从事理论工作的党员骨干，原原本本的进行了传达贯彻，流毒全省。省委书记处至今也未责成有关部门召开同样的会议，肃清影响。

今年四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虽然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和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记要》，但是，毛主席以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贯彻下去。没有强调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彻底地批判。而是继续坚持了臭不可闻的‘学术讨论提纲’的观点，提倡了‘放’。我们还是以郑季翘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为证。他说；‘学术批判是阶级斗争用学术形式表现的，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的。要讲道理，摆事实，要采取‘放’的方针，不同意见给发表阵地。报纸要发表不同见解，反党的也可以发。要坚持‘放’，不能用行政命令推崇一个学派，压制一个学派。被批判者永远不接受意见他可以保留，因为学术问题是以学术面貌表现的。’

很明显，郑季翘同志的论点是同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相违背，相对立的。却同《学术讨论提纲》的制造者唱了一个论调。吴德同志在做工作总结时，不但没有批评指出郑季翘同志的上述错误观点，反而表示赞同。说什么‘学术批判问题，我同意季翘同志的意见和措施。’以吴德同志为首的省委书记处，在四月会议上由于继续坚持‘学术讨论’，坚持错误的观点，掩盖了文化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质，就把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入‘学术之争’的邪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