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１３］

传统文化道德向来是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的，重义轻利，所以成为中华，与蛮狄戎夷截然不同，在于精神文明，而非物质文明。古人对身外之物看的很淡，而对身内之物看的很重，尤其是自己的灵魂。竹林七贤嵇康锄地见到金块视如石头，挥锄不顾，因为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乃不义之财。华歆拾起看了一下然后扔掉，都被其瞧不起，割席断交。后来持剑逼汉献帝者正是华歆，见微知著。宋元之际，蒙鞑子取得最后胜利，崖山之际殉死十余万，天下气节之士大多选择一死，而不愿成为蒙鞑子的奴婢。明清之际，满鞑子就是武装强盗取得了胜利，霸占了中原。史可法本已被部下救走，为死个明白，主动投案，以求一死。降清的孔有德并不愿意担当杀害忠良恶名，力劝被俘忠良瞿式耜削发为僧，以向清廷交待。君子士大夫宁死不肯，此时削发是降清的别名，为的就是死得其所。还有王之仁等众多文武都是如此，人死神在，化为天地浩然正气，万古长存。

作为北狄的俄罗斯，本是蛮族，就是有武装的一群强盗，最初是哥萨克，后来出于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扩张国土。俄罗斯上层社会交际语言是法语，俄罗斯语言文字是土语。短短几百年历史，就是个强盗扩张史，是强权文明，谈不上思想进步。列宁、斯大林等恶奴首领只有在这样的土壤里才有可能成就伟业，大多是无知粗野的流氓无产者，就是些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群盲，才会形成恶奴革命。杀人如麻，在血泊与尸骨中建立了苏俄帝国。恶奴变成了主子，其作为可想而知，屠杀是必然的，只能以杀伐立威，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并总结出恶奴专政革命理论，就是仇恨学说。相邻的是被满人所征服了的中国，所奴役的亿万汉人，满鞑子本是蛮夷，愚昧无知，狂妄自大，圆明园中库房内堆满了尚未开封的洋枪洋炮，就用骑兵大刀，以展示强大。被二三万乌合之众的洋人打得落花流水，仍旧打肿脸充胖子。不说战败赔款，而说洋夷乞抚，皇恩浩荡赐银回师，洋夷叩谢天恩云云。

有啥样的政府就有啥样的奴婢，俄罗斯大块撕肉，苏俄继沙皇之后，何曾拿中国人当过人？时至今日已是化华夏为夷狄，华夏不复存在。有其名，无其实，徒具空壳。全面引进斯大林体制，全面苏俄化，欲图完全彻底灭绝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破四旧，立四新，炎黄子孙已将祖先视为恶棍，炎黄被诬为大奴隶主，夏禹、商汤、武王等都被诬为大奴隶主。就连出身贫寒，弃鲁国公卿之位的大司寇如敝帚的孔夫子，也被诬为奴隶主的代言人，荒诞已极。连孔子坟墓都给掘了，历代圣贤、英烈之墓都给掘了，掘祖坟居然成了革命！打爹骂娘都成了革命行动，牵亲生父亲牛鼻子也成为革命，饿死成千百万人也成为革命，准备进行核大战牺牲三分之二人口也是革命，这算是哪家的革命？全盘否定华夏传统文化道德，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马列斯毛金这些大独霸专制者为正统，杀人成为正义，战争成为高尚，假丑恶成为绝对真理。

自从斯导师对人类社会发展史有了兴趣，可就把炎黄不肖子孙们给弄惨了。必须全部重新创造改写历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以证明这位粗野的俄罗斯农夫斯导师的理论是普遍真理。１９８７年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开始著述《铁案争鸣》，对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提出不同见解，整整写了五年。在此期间我在省市图书馆阅览了几乎所有当代史学专著，大多是相互抄袭引证，加之马列斯毛的大段论述，削足适履。是先下结论后加证明，斯导师成了金口玉牙，说啥是啥。

我给长春文史出版社投了稿，没了动静。前去询问时，编辑部主任于永玉对我很是热情，交谈了很长时间，建议我做史学大师金景芳的编外研究生。爱好就是最好的老师，热爱研究历史的人极少。惺惺相惜，临别时送我一本新书，是师大赵教授新出版的史学专著。我的书稿他只是翻了翻，不是名家根本就不可能采用，他劝我不要再试，地位名望决定是否采用。他可帮助我发些短文，这是条路子。我知道他的好意，大多数人都是从短文、资料入手，炒作自己熬出名声，再侧身其中。我意不在此，并未利用这个机会。后以邮寄方式赠送于永玉一枚齐白石小型章邮品，就再没联系。

我曾拜访请教过赵教授，赵表示他是为了评职称，对历史并不是很懂。只能顺应主流，否则见不了版面。与于永玉同样，劝我不要进行历史研究，改为文学创作。搞历史是极少数名家的事，外人无权染指。学术界都成了学阀，是不允许存在不同声音的，是无效劳动。我并不死心，又拜访了金景芳，是个八十三岁胖老头，老伴瘦小，正在与一位退休老教授在家里闲坐。起初对我很和善，他的史学专著并不畅销，无人去看。当我提出某些不同见解时，则有些不乐意。当我提及赵教授的名字，更是火冒三丈。认为赵某新出的书前言里曾提及受到他的指点，是借重了他的名气。

其实这是于永玉的好心，于永玉是金景芳的研究生，最得意的弟子。于永玉与赵教授大概又有师生之谊，编辑时随手加了一句。这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金景芳史学专著主要依靠长春市文史出版社赔钱出书，于永玉没少出力。这些大师的心胸狭隘是我未曾予料的。谁也没当回事，书也卖不出去几本，金景芳可不这么看。我只好告辞，此后见到金大师新出两本书都无啥价值，迎和上意曲解甲古文，以顺应主流，对历史更是如此。他家中堆满了古籍，经历文革留了下来并不容易。他们都是博学之人，并非不懂，而是顺应形势，以说假话来换取学术权威的名声。

经此一事打破了我对大师们的仰慕，与别的大师们书信交流也大多如此。都是在自我阉割，明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还是耐不住寂寞，为强权背书，学习高尔基、郭沫若。是专制就大力吹嘘，从秦始皇一直吹捧到清代。是民主就恶毒攻击诽谤，从国内到国外。专门编造历史与创造历史，早已成为政治附庸。与历代君子士大夫根本就没法比，就连跟清末、民国文人都没法比。这也是反右斗争的重大成果，都曾热烈歌颂过大跃进，不管百姓死活，自己得利就行。

父亲对我的历史探讨是全力支持的，届时他已七旬高龄，无此精力，就连写稿子也很吃力。而我已是年近不惑之人，与李白入京同龄。新社会可是分兵把口的，华学阀独领风骚，陈景润在国内一篇也无法刊登，根本没这么个人。还是冒着里通外国的重罪才被外界所知，每顿饭两个窝头，一块咸菜。只有主要领导才是人才，突出政治才有可能成为人才。当我知道闹了半天是无效劳动，永难见诸于世，其失望可想而知。我只不过是在做学问，研究历史，并无他意。经此一事我心灰意冷，搁笔十年再不著述，决心下海赚钱自己出书。我并不懂得社会现实，有组织上的严密控制，文化艺术管制是重中之重，我是在做梦。许多人劝告我；‘想法挣钱才是正事，别总整那些没用的。玩玩扑克，打打麻将，看书再多也没用。就是旧思想，总也跟不上形势。’已经如此，读书已成习惯，干别的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１９９７年我在宣化收藏了一本《推背图》，是手抄本、手画本。还有一些测卜文字，乃是前清文字，其实纸墨比内容更加珍贵。就此事去信请教了一下于永玉，他热情的复了信，还在文史编辑部。家中多故，就再没联系，如今都已垂垂老矣。后来又买了本咸丰年间的历书，也是手抄本，书法很好，很是珍贵。这类古籍绝大多数都毁于文革，如今圆明园中的一个匠作古代水龙头居然被视为国宝，天价购进，真是令人感到可笑。那类所谓的国宝在当年就没啥价值，以后也没啥价值。只在当代无知的群体里存在国宝价值，他们也将自己视为国宝。

‘社教’运动一起，父亲他们认为仍旧是五七年反右故伎。还是派工作队发动群众，忆苦思甜，先拿黑五类开刀。积极分子揭发检举，挖出新的阶级敌人，运动胜利结束。这场运动尚未收尾，文革运动已是开始了。仍旧是老一套，父亲认为‘放’是在引蛇出洞，提醒姐姐、哥哥注意，并提醒所有亲朋好友注意，不要中了阳谋。与历届运动同样，还是高等院校率先发动，已成为政治应声虫。他们总是运动主力，文革运动也不例外。组织上在寻找牺牲品，运动对象，吉大就抛出了反动学术权威金景芳、刘丹岩，其实他们与郭沫若没啥两样。这是政治需要，只有牺牲别人才能保护自己，匡亚明已成为牺牲品。吉大领导层基本上都是匡亚明的老部下，按民主集中制原则，都是匡亚明所提拔看中的，对他们有伯乐之恩，当涌泉相报。官身不由己，这些久经宦场的老运动闯将们早已丧失了自我，习惯成自然，说假话不再感到羞耻。匡亚明在吉大八年，他们趋奉不及。如今落水，群起而攻之，争相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就是他们的可悲、可恨、可怜、可耻之处，以害人始，以害己终，都逃不出伟大领袖的手掌心。

无人敢于抵制，全都选择迎和，而且争相趋炎附势，窥测圣意。君子士大夫道统已绝，每况愈下，令人齿冷。极端自私自利，把物质放在第一位，精神道德尊严人品无所谓。运动的深入令父亲也叹为观止，毛领袖阳谋手段已达到出神入化，神鬼莫测的地步，举国上下居然无一人能看得出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点带面，全面展开，步步推进，真是布局高手。《评‘海瑞罢官’》最初并没有引人注意，却由此开展起批判‘三家村’，将北京市委大权夺了过来。接下来就是文化、文艺批判，文学、电影、戏剧等全部成为大毒草，进行批判，大挖黑线。自下而上层层追究，文化、宣传部门官员全部落马。剪其羽翼之后抛出匡亚明作为牺牲品，波及所有高等院校，造反组织应运而起。高等院校归省市委领导，继续深挖，将省市委主要领导全部打倒。短短一年就已控制大局，刘邓陶已成了案板上的鱼肉。父亲为此赞叹不已，又有些幸灾乐祸。恶人自有恶人磨，怨得着谁？

这是一局大棋，自开展学雷锋运动就开始布局的大棋，毛领袖大获全胜，只差走完残局。吉大是领头羊，吉大党委书记是陈静波。由此波及全市、全省，波及到每一个角落。这个罗网罩住了所有人，决定了所有人的今后命运。并决定着第三代、第四代，文革是毛领袖的得意之作。任何人也不要装无辜，装受害者。都是罪人，全都有罪，都是灵魂上有罪，精神领域的罪人。是亡天下的帮凶，是灭绝传统文化道德的帮凶，是导致社会道德整体溃败的帮凶。顾炎武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六月廿日到工作队离校期间省市领导人的一些问题［陈静波］

１，            六月廿日晚，同学们要找我开声讨会，我害怕，从我家后门溜走，到李先民家，向李先民说了学校当时的情况。他说；‘教训太大了，吉大党的根子扎的不正。’意思是温希凡、张德中等人的揭发党委问题的大字报是不对的。我当时很紧张没做什么表示。他很着急，叫我坐在他的办公室等着，他就出去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市委一位值班干部［人不认识，当时自己很紧张，也未问他］把我送到市宾馆暂住。

２，            六月廿一日因头一天晚上一夜未眠，自己心中无底，认为是被‘监禁’起来，不知对自己如何处理。上午我给宋洁涵、李先民写了一个便条，要求谈话，是通过市宾馆的一位姓赵的干部转交给他的。晚上李先民来找我，说明；‘你不要紧张，叫你住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躲一躲风。目前学校很乱，群众认为李一平包庇你，把他赶出学校了。吉大党组织已不起作用，党员大会都开不成了。’李先民接着告诉我；‘目前对你不做处理，省委决定你停职反省，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吉大党组织根子扎的不正，干部队伍不纯。’同时告诉我；‘省委派了以韩容鲁为首的工作队今晚进校，下决心把吉大的运动搞好，还有刘自然、庄风等人也都参加工作队。’

３，            六月廿四日工作队通知我回校参加领导干部检查会，工作队冯连惠告诉我；‘学生情绪基本上平静了，你可以回家看看，也可以考虑回家住。’我当时为了‘安全’和便于反省仍住在市宾馆，到七月四日才搬回家住。自己站在反动立场上就是害怕革命群众，是很错误的。只要自己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边，低头认罪，痛改前非，彻底交待，革命群众会给自己出路，根本不能对自己有什么危害，也不会有什么不安全。

４，            七月一日晚，韩容鲁来市宾馆找我询问‘马骥事件’的经过，主要问我是不是事先有布置。我回答；‘只是在马骥同学发言的前几分钟大会主持人江剑秋才告诉我说；‘物理系有个马骥同学发言，不是揭发匡亚明，是批评校党委。’他又问我当时的心情与讲话的腔调如何。我回答自己当时一方面感到不叫马骥把话讲完是不民主，必须叫他讲完。另一方面也感到许多同学反对马骥发言，自己心里很得意。由于有这种心情，当时我讲话的腔调就很傲慢，影响很坏。他听后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向群众不好解释，你要进一步检查反省。’后来又告诉我反省检查先从‘六一’以来对运动错误的态度开始，然后再检查匡亚明走后三年的问题，最后再检查匡在校八年的问题。

５，            七月二日韩容鲁在校部中层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我；‘还是老实一点好，陈静波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一贯的，不老实是一贯的。’实际上这就给我的问题定了调子。同时说；‘态度老实，就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敌我矛盾，也可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又说；‘这次运动要挖你的老根，你们的根子不在省、市委。’意思是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根子在高教部和中宣部，而把省、市委的责任开脱了。

６，            七月三日在市宾馆遇到李先民，和他谈了十几分钟。他除了一般的告诉我对端正对运动的态度之外，还告诉我；‘对你不会马上定性，相信党尽力不把人往敌人那边推。要相信群众的多数，不要只看部分人，以后有你说话的机会。’

７，            七月八日晚七时半韩容鲁找我谈话［在理化楼他的办公室］主要是通知我十二日开全校大会对我进行揭发批判，要我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对许多问题群众会提得很高。我向他讲我对自己问题的一些看法，我讲到匡亚明走后的三年有些问题比他在校时还有所发展。如省委政治理论会议所犯的错误和１９６４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的错误等。韩容鲁表示；‘不能说匡亚明走后你们对一些错误又发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好是匡亚明的影响，政治理论会议所犯的错误，也不是比匡亚明还坏。匡亚明更狡猾，更阴险，这一点你们不如他坏。’说到我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时，他说；‘你是把运动方向搞错了，不整自己整别人，和‘自觉革命’的错误一样。你宣传‘党委是正确的’，成了党内的指导思想。没有人去布置，一些人就自觉的去反击攻击党委的人，自己是认为保卫党，而别人是向党进攻。’对我个人他表示；‘平时对你的了解一直是忽左忽右，容易过、偏、快，许多事过去了就不算数了，二是不老实，这些问题都不是匡亚明的影响，要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匡亚明发展和利用了你这个东西，要从自己的根源上好好找找；三是你被敌人拉过去了，要拉回来，但很费劲，群众影响太坏了。当然也不是当现行反革命处理，不会这样。第一党内没有这个处理原则，有党的领导，党的原则；第二，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根据事实会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有的人提的高一点，过一点也是不可免的。还会有人闹，党也不容他闹下去。你应当放心，问题是要把你拉回来，你自己要往回挣。在群众中把影响挽回，这是正当的要求。’还告诉我；‘你活动要注意，说不定有坏人。’韩容鲁还说；‘你，刘靖和何礼不一样，何礼五月份在运动中还放毒，污蔑毛主席，问题严重。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你和刘靖和匡亚明有区别［意思是我和刘靖没有匡亚明严重］何礼怎么样？和匡亚明能不能有区别就很难说了。’韩又向我说；‘你不要在运动中忽左忽右，有多大问题，就是多大问题，说过了也是不老实，给我们也找麻烦。’又说；‘你首先要端正立场，对揭发的问题不要反感，要顺着想，我们不是要把你打毁，没有这个意思。’他又嘱咐我；‘在运动中不要左右摇摆，玩小聪明。另外我们没有杀人灭口的意思，不会把我们应当承当的责任推给你们，我们没有什么个人私怨。’最后韩容鲁说；‘从明天起进行小、中、大会相结合的揭发批判，你精神上要做好准备。揭发你，刘靖、何礼三个人，你是首当其冲。会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斗争会。什么口径不交待，可能提得高，事实也可能有出入。不要紧，定案要经过核实。’

８，            七月十一日韩容鲁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做报告，很强调省市委是正确的，并把是否相信这一点作为对运动态度的标准。他在报告中分析人们对运动的态度有五种。第一种是最好的，他的原话是；‘第一种情况是绝大多数党团员、革命群众对运动是积极的。在运动中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限信仰，对党中央无比信赖。他们相信过去以吴德同志为首的，现在以赵林同志为首的吉林省委领导是正确的。也相信以宋洁涵为首的长春市委领导是正确的。’韩容鲁的讲话就把吉林省委、长春市委的领导工作和党中央、毛主席一样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堵住群众的嘴，不让群众对省、市委有任何怀疑。如果有怀疑就不能成为在运动中表现最好的，就是韩所讲的第一种人。这就是束缚群众手脚，革命的锋芒不能对准省、市委。这就把地方党委和中央混为一谈，把省、市委的主要负责人说成是领导正确，必须信赖，否则也是对运动态度不好。这哪是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的精神，是违背‘十六条’和毛主席伟大指示的。实际上省、市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有严重的问题和错误。从我写的第一份材料中，就可以了解。

９，            全校人员对我的揭发和批判进行了三天半告一段落后，韩容鲁在七月廿日向全校教职员做报告，其中谈到；‘有的敌人向党向人民进攻不是处于自觉状态，是意识蒙蔽。进攻就是敌人，不管他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有的原来不是敌人，变到敌人那边去，要求把他拉回来，这是个良好的愿望。有这个愿望好，我们拉回来，但怎么样才能拉回来，必须撕破他的画皮，斗倒、斗臭。’当时我估计这是在说我，过了一会直呼我的名字说；‘你不是要回来吗？那好，必须把你斗垮、斗臭，剥掉你的画皮。’接着又讲；‘剥掉他的画皮必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原则下进行。’这两段话就是向我交了底，要把我拉回来，向群众也表示态度。

１０，八月一日工作队离校前，我找校部工作组组长乔继贤说话，他向我交待三点；第一自己要下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要反复；第二你要和刘靖、何礼划清界限，要揭发刘靖、何礼的问题，你和他们不同。刘靖这个人更阴险、更狡猾；第三工作队撤出后，群众的革命行动会更猛烈一些，自己要有充分准备，站到党的立场上来。

八月一日后没有和工作队的人接触。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陈静波交待

１９６６，９，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