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１２］

我从未有过金色的童年，一直是在半饥饿与半恐惧之中度过的，尽管因为学习好，受同学羡慕。我家墙上张贴的五好学生奖状整整两排，都学习优秀，其实我们都不真正用功。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底，是我有生以来最为快乐的日子，是金色的少年，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轻松。组织上不存在了，失去了监管的社会百业俱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母亲整天出去跑供销，家里不再缺少买粮钱，父亲照常每天上班。煤气、自来水等民生企业，运动一开始进有军方以支左的名义派出了军代表，保持正常运转。自从姐姐、哥哥上一天课，自然而然的由我接班做中、晚饭，做熟了就行，吃啥都香。

组织上不复存在，连粮店供应也大为好转，多年来的发霉发臭苞米面不见了，而是代以新粮供应，居民们都很高兴。粮店售货员是轮换制，而装卸工并不轮换，与居民们混的很熟。据他们反映；过去居民所吃的是三年储粮，所以发霉变质，总是入库新粮，出库陈粮。组织上不存在了，职工们不按规定操作流程运转，而是偷懒。将农民上交的征购粮让他们直接送到加工厂，两下一转帐，工作就完成了。所以供应的全是新粮，令居民们大为高兴。发霉的陈粮无法支援世界革命，外援也减少下来，伟大领袖集中精力展开了夺权斗争。

我们喜欢做大碴子粥，为的是省事，有煤气。放点硷，熬的稀烂。母亲将白菜、盐、辣椒放进坛子，就是朝鲜辣白菜，成为主要菜肴。亲朋好友来到我家，就愿意跟着吃大碴子粥，吃辣白菜，围着地桌坐一圈，吃的很香。由于自由市场活跃，肚里有了点油水，不再感到饥饿，还是以粗粮为主。母亲买了个猪头，五弟一下子吃的过多，吃伤了。我一顿能吃二三斤，少年时饭量极大。特供商品花生米也现身市场，父亲喜欢吃花生米，每晚喝上一杯白酒。父母常常哼唱老歌，充满人情味的老歌，这是他们青春时代的回忆。他们恋爱时同唱的是《鸭绿江之夜》，流行歌曲大多来自电影歌曲。我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与父母的言传身教形成巨大的反差。假丑恶与真善美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产生激烈的冲突，我们也成了两面人，在学校一样，回到家中又一样。知道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们对伟大领袖不再崇拜，说话从来不算数，总在玩赖。出尔反尔，连信用都不讲，何论其他？

自从反右运动、反右倾之后，大跃进闹得不可收拾。毛主席退到二线掌握‘钢铁长城’，而由刘主席代行监国。刘主席大力推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党员要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成为全党共识，组织性、纪律性加强了。羽翼丰满之后，刘监国已经成为刘僣主，竟然与毛国主的标准像并列高悬，古往今来一向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毛国主亲手建成的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政治体制，就是民主集中制。毛国主指定任命所有省市地方一把手，各级一把手指定任命部下各级领导。所谓民主选举就是走个形式，人大举手，政协拍手。

刘监国想要取而代之，毛国主自然于心不甘。当年刘邦革命成功之后，建立家天下。驾崩之后自然权力归于吕后，刘邦最宠爱的美人与幼子无法保住。女人的嫉妒是最可怕的，掌握了大权的吕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刘邦所临幸的所有美人全部残害而死。最受宠爱的美人被剁下四肢，挖了双目，割了舌头，扔在屎尿之中就让她活着，成为‘人彘’也就是人猪，让新皇帝看看模样。这就是江青同志所要成为的吕后。而毛国主要当残害千百万无辜，君临天下的世界革命人民领袖。领导第三世界展开农村包围城市，彻底消灭所有民主势力，将蓝色星球变成红色星球，改天换地。蓝色代表和平与民主，红色代表血腥与专制，中华大地成了毛领袖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人们只能牺牲贡献，并拥有了原子弹，拥有强大武装力量。只属于党，只属于党领袖，不属于国家。

母亲喜欢回忆过去，而过去总在不断的增加。光复之后父亲在自来水厂工作，有几位好朋友，李彬就是其中的一位。李彬与于桂荣谈恋爱，我母亲与于桂荣是同学，经过介绍认识了。见第一次面的时候，母亲问道；‘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什么？’父亲回答说；‘是帮助人。’由此奠定了二人的婚事，同时也奠定了他们的苦难人生。他们始终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与新社会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国共内战困长春期间，只有公职人员供应粮食。父母都考入了军队医院，父亲给院长当秘书，一尘不染。院长给父亲三个空饷，父亲拒绝了。却拿出十斤高粱米跳窗户救活了一家待毙的老邻居，当时三个窝头就换一个金戒指。母亲用半个窝头的价格买了个梳头匣，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是困长春时的纪念。部队突然开拔，当年我十六岁的三姨断了食物，回来后已是不见了。同事们知道我母亲吃不饱，有个妹妹，总在帮助她，母亲很感激。母亲开了介绍信，到卡子中间现在红旗街一带去寻找。八路军卡哨说是最近出去一拨人，母亲才放了心。回来时救了一个姑娘，可以带回一个人。当妈的只能与女儿分开，饿死的人到处都是，无力掩埋。当兵的与学生都可以出卡哨，出去就是动员参加革命。我三姨就是这么参加的革命，在宣传队。只有饥民不许出卡哨，饿死多达数十万人。父母是长春投降之后结婚的，二人上街买东西，所有钱都被偷了。二人相对一笑而归，连双袜子都没买，就照了一张相。

父亲回到了自来水公司，母亲为人接产。父亲爱好文学，苏联红军占据长春七八个月抢掠奸淫，父亲书写大字报张贴现在的长春日报社墙上，《向世界控诉》，苏军大为恼怒。用的是笔名，没有抓到。参加革命之后，人人过关，就连几个月的活动都必须交待明白，有人证明，向组织交心。当时动员人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既往不咎，真正诚实的人可就上了当。毛领袖从来是自食其言，食言而肥的，这是个战略战术。将所有人都抓在手里，随时可置人于死地。父亲也向组织上交了心，反苏在当时是个大罪名，华局长表示理解。他也是印刷工人出身，长春解放后投身革命，一路高升。当时所有人都表示理解，苏联红军实在太不像话了，拿中国人不当人，比日本人更坏。日本人极少存在强奸之事，军队纪律极严，才会有战斗力。反右期间父亲无任何把柄，连发言都没有，组织上于是将父亲当年向党交心的反苏内容抛了出来，手段之卑鄙下流，令人难以接受。父亲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反苏、反右期间一言不发，消极对抗。父亲是知耻，而绝大多数人是不知耻。古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为五斗米折腰，不食嗟来之食。父亲无力兼济天下，只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君子之道重在修身，不同流合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于父母理解加深，知道他们都是心地善良之人，从未害过任何人。父亲在自来水厂时，经常写文章抨击领导不正之风，讽刺领导有妻有子，还在纠缠女下属，令领导大为恼火。由于经常发表文章，被吸收为文联成员，宋振庭树其为工人作家，报上刊有专访，配有肖像，名气大噪。恰好成立市联合收费处，领导借此机会以荐贤之名将这个刺头推了出去，父亲当上了收费处主任。这些旧商会成员，在伟大领袖的阳谋之下，有的被逼跳楼，有的被逼‘猫吃辣椒’，遭受公有制改造。他们普遍对我父亲印象很好，白爷私下动员父亲与他家住邻居，这是日式建筑，有室内上下水、煤气、厕所、浴室，住房宽敞。这是父亲干的第一件明白事，我们在北京大街三十八号长大成人。

我们问二表哥；那次在吉大数学楼大字报廊看到的是哪个黑帮分子？二表哥说我们见到的大概是吉大党委书记陈静波，是位高级知识分子，在历届运动中都站在前列。匡亚明调走之后，提拔为吉大一把手，很是骄傲。

二总部夺权，省红革会成立，各企事业被打倒了的当权派都在争取亮相，加入三结合。我们所遇到的那位身穿暗灰色笔直毕挺的中山装，一看就是个大干部。头发花白，精干挺拔。刚议论公社一句，恰巧被路过的两名学生听见了。两名大学生当即对其大加羞辱打骂，将腰弯成九十度在身后写字，陈黑帮在拼命挣扎，眼中全是怒火。我们能看出他的愤怒，并不服气。这都是他所教育出来的革命学生，又怨得着谁？都是自作自受，现世报应。父亲拿回了几本吉林师大编写的《右派言论集》，我们看了感触很深，这是超前十年的革命造反派。若是当年真的整风，也不至于出现大跃进、大饥饿，更不会出现阶级斗争，而是反思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国家暴力是否合法？有一本是青年右派安邦治国平天下的数万言书，欲为帝王师，被毛国主拿下。父亲感叹道；‘我虽说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吃了大亏。可是此后离开了那个环境，不用说假话，可保持心理卫生，贫则独善其身。’

对于陈静波等人父亲是很鄙夷的，国之四维；士农工商。天下风气看士子。这些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是从旧时代过来的，啥都学过，却不知耻，为虎作伥，猪狗不如。行而有耻，才算个人。每当运动一来，先是寻找牺牲品，坑害别人，保护自己，互相推诿出卖，算是些什么东西？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这些黑帮的自供状，有了开玩笑的资料。不仅是老毛头好玩赖，下面都好玩赖，想方设法玩赖。这些自供状很多，只能逐步展示，以管窥豹。组织上的政治手段也是一贯性的，都是阴谋与阳谋交替运用，又打又拉，给运动牺牲品以一线希望，可以把别人拉下水自己上岸。当年华局长也是这么干的，全局组织起来对父亲进行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反苏就是反革命，被苏军强奸的是哪一个？苏军没强奸一个人，没抢夺一点财物，反而大力支援中国革命。没人跟你说理，都在瞪着眼睛说假话。尤其是是处于右派边缘的人，更是拼死咬住不放，果然逃脱了当右派的下场。所有与父亲较好的同事都劝他发言反右，父亲感到羞耻，就是一言不发。父亲是幸运的，我们这些子女也是幸运的，在精神上保持了清洁，没有把灵魂廉价出卖给魔王，丧失自我。

人先自辱，别人方可辱之。父亲给我们说了些旧中国文化人是如何面对蒋介石的，那才是真正的大学，真正的教授。当代犬儒不过是组织皮上附着的毛，连自我都不存在，还教书育人？做学问的没必要从属政治，他们都在自觉自愿的助纣为虐，最终也害了他们自己。主要在于把物质放在第一位，就是金钱、名利、荣誉、地位，对精神毫不重视，包括自己的灵魂。身外之物远远超过了身内之物，他们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又是在精神上毒害几代人的千古罪人。我手里有部分吉大陈静波等校领导的自供状，届时他们已被关入劳动反省队，都在争取宽大处理，极力攀咬推诿，把别人推下水，自己狗一般的爬上岸。这是举国上下的普遍现象，五七反右斗争的胜利果实。我父亲那样的全部遭到淘汰，公开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的黄万里更不用说，所有敢于说真话的全部遭到无产阶级专政。否则怎么推行大跃进，成为国际共运领袖？五七年反右大专院校是重灾区，至今仍旧无任何歉意。文革初期的当权派大多都是反右英雄，反右倾、阶级斗争英雄，披上画皮也无法变成真正的美女。

揭发省市委一些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陈静波]

１，今年三月四日省委宣传部传达这次彭＊为首的一些人制订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给中央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是把文化大革命只作为学术批判，不作为政治斗争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精神在我省、市和我校执行了两个月左右。这是个领导方向的错误，三月四日的会议是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范彝梦主持，由省委政治研究室胡绍明传达。

２，四月十九日省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布置准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材料，指名要金景芳、刘丹岩的材料，内容是；［１］送几份他们的文章。［２］在校内展开讨论，要贯彻‘放’的方针。［３］整理他们的表现。我校党委准备材料，计划是先批判金景芳，这时的斗争完全限于学术批判，不搞政治斗争。

３，四月廿日我校党委常委开会，讨论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问题。宋振庭给我来电话；‘强调对金景芳的批判要稳，不要急，要贯彻‘放’的方针，不要堵塞言路。强调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要展开政治斗争。’并警告我们；‘头脑不要发热。’这样就使我们取消了准备在三天后召开的对金景芳的反动学术思想的批判大会。四月廿二日我又向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先民请教进一步开展学术批判问题。他的回答是；‘做为准备，等一等再行动。’这两件事说明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开展学术批判也是强调‘稳’，‘放’不是积极革命的态度。

４，五月五日是文化大革命已处在从政治问题上批判吴晗的高潮时期，和对邓拓即将开始的时候，李先民召集各大学书记开会，研究和布置召开总结下乡参加社教工作经验，推动教育革命的会议。准备开半个月，后来由于批判邓拓的政治问题的斗争开展起来，不得不停下来。这说明市委宣传部领导上并没有把当时工作的重点转到文化大革命方面来，而是在一般的经常工作。

５，五月十二日我校党委根据广大师生的要求，决定召开对邓拓黑帮的声讨大会。向市委汇报后，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的负责人［可能是沈玉文，学校教育处处长］连来两次电话表示全市都不提倡开声讨会，你们开不开要考虑。意思就是主张不要开，我们就根本取消了。在十一时半来了个紧急通知‘因故停开’，这说明市委领导上对群众运动采取了束缚、限制的办法。与此同时，市委文革办公室几次通知不提倡贴大字报，甚至已贴了的要劝其拿掉，对大字报是一种‘怕’的态度。

６，５月２０日校党委领导小组开会，李先民参加。他在讲话中仍是批判邓拓黑帮，不提对省市委领导和校内开展斗争的问题。

７，六月一日晚，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消息传来后，我先给市委李先民、宋洁涵打电话请示没有找到。后给韩容鲁打电话请示没有找到。后给韩容鲁打电话请示他我们如何行动？他说；‘长春和北京不一样，吉大和北大不一样。大字报暂不贴，你们自己要稳住。’后来我问他，知道他还没有听到广播的消息，讲话很不对头，我就把电话放下了。

８，６月１日晚十一时左右，市委文革办公室［可能是沈玉文来电话传达了文革的‘三点指示’［１］可以贴大字报但不去组织。［２］小型声讨会可以开，大型声讨会要做好准备再开。［３］停课问题要请示上级再定，对贴大字报，开声讨会不是积极放手的态度。

９，６月２日中午市委开会，各大单位的党委书记都去参加［我校是我去的］内容是布置各单位开声讨会，但斗争方向仍旧是对准会议点名的。锋芒不转向内部，控制很严，束缚群众手脚。宋洁涵还讲到以前不叫贴大字报，不叫开声讨会，由市委负责。但你们向群众讲，最好是讲你们自己对大字报斗争形式认识不好，对毛主席著作学习领会不够，如果顶不住就说市委布置的也可以。

１０，６月３日晚间，李一平和李先民在李一平宿舍召集师大、工大、地质学院和吉大的党委书记开会，内容是；能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思想动态，安排给他们‘卸包袱’的工作。李先民首先讲话，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贴错了大字报的人，大部分是认识问题，个别坏的也有。群众反击的厉害，对他们压力很大要做工作，不要伤害这些人的积极性。’接着又讲；‘对确是恶毒的大字报可以组织反攻，要有领导。’李一平在讲话中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了盖子，我们过去不叫贴大字报，群众不满意，可以理解。’他在讲了一般群众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的积极性后又说；‘对攻击党委的大字报看准了确是坏的，要组织反击。经过党委有领导的揭，对个别的不理，记下一笔帐，也要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从此可以看出他叫工人对待给党委贴大字报批评尖锐的人是一种错误的‘反击’态度。

１１，六月八日我们看到‘中国青年报’七日社论之后，也请示市委。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负责人［可能是沈玉文，不是我打的电话］答复我们；‘不组织同学学习，但自己学习也不阻止。运动的安排执行市委的决定，斗争目标不转向校内。’

１２六月九日李先民来校了解情况，我和江剑秋、刘靖向他汇报后［主要是我汇报的］，他认为我校运动形势基本上是好的，领导的还好，群众形势还好。又讲到了在运动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破与立的关系问题。最后讲到；‘有人说除了毛主席之外没有党的领导，对什么人都怀疑，不对，基层党组织大多数是好的。’

１３，六月十一日常委召开会议安排省委扩大会议开完之前的工作。李先民讲；‘［１］各文教单位主要在声讨会的基础上组织好学习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和‘红旗’、‘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２］吉林日报很快开展对电影‘两家人’的批判，进一步批判长影的黑线，批判林杉的反动文艺思想。各单位会受到影响，有的系领导人有问题可能领导不了，要准备代替人。［３］做好摸底排队工作，做到心中有数。组织左派队伍，特别是对少数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的工作要特别注意。宋洁涵讲［１］下一步的斗争目标仍是针对三家村、邓拓、陆平黑帮。［２］组织广大群众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社论文章。［３］各级党委要做到心中有数，加强领导。后来又讲道；‘各地学生间的来信互相影响，不要乱传，没有好处。’还讲；‘有人说除了毛主席都不能相信，这是恶毒的，实际上是不信任毛主席，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北京市委改组了，但北京的党组织大部分是好的，９５％以上是好的。’

１４，６月１４日我向李一平汇报了校内广大师生揭匡亚明问题，同时也揭党委和我的问题，当时我比较紧张。李一平讲；‘关键是你们自己对自己要有个估计，自己是什么问题，心里要有个底；不动摇。匡亚明在江苏的情况不太了解，不要开声讨大会，因新华社就没有公布材料。你们这三年的变化市委看的清楚，肯定的，努力在转。匡亚明在吉大几年问题就很多，当然过去你们和这些不是完全一致的。但也不是两回事，也不是个对立面。陈静波你是个好同志，十几年了，了解，热情，有朝气。但关键时刻有些沉不住气，一惊慌就出问题，要特别注意。’李先民在场也讲了这个意思。

１５，六月十五日宋洁涵把我找去，说‘省市委决定要在报上批判匡亚明，你们要组织写文章。同时通知我市委决定派工作组去吉大，帮助搞文化革命。要成立领导小组，他们是否参加未决定。你和刘靖都可以写批判匡亚明的文章，自己的错误另做检查。’

１６，六月十六日下午以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进校，当时正在开党常委会议，讨论我在当天晚上声讨匡亚明大会上发言的内容。李一平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只是简单的说；‘匡亚明在校八年也不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任何反击，在某些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抵制很不力，特别是在方向、路线问题抵制更不利。’李一平在会上宣布了领导名单，他又向我指示，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大字报，也要搞小型坐谈。对大字报中提出的问题，要做好整理工作，保持原意，以后再一件事一件事的检查，查清，研究方案，不忙轻易回答。

１７，六月十七日晚，宋洁涵、李一平来校开会［工作队领导小组和校党委常委一起开］他俩对运动问题除了讲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引火烧身之外，还讲到，宋洁涵说；‘首先你们［指校党委的人］不要怕，揭发匡亚明也揭发你们都不要怕。错了就检查，共产党员敢作敢为，不管过去有多少错误，在大革命中要将功补过，要打消顾虑。’宋又说；‘运动要搞很长时间，要搞深搞透。大字报要很好用，也要开会，写文章，拿出最好的文章，各种会都要开，大会发言不普遍。’李一平讲；‘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领导要表态，检讨，但过早也不好。学生提的要求能办几个办几个，也不能有问必答。’同时指示马上开个党、团书记会议，把这次会议布置下去。

１８，六月十八日李一平强调贴大字报不能泄露党内机密，并批评了基础物理教研室十人贴的揭露党委问题的大字报有两条是泄露党内机密的，必须拿掉另换一张。六月十九日李一平在党员大会上又强调这个问题。

１９，六月廿日下午李一平召开工作队领导小组会安排运动，仍强调主要锋芒揭发匡亚明，带党委的问题。对‘六一’以来我压制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虽然叫我准备检讨，但并未当做运动关键的主要问题。把运动的方向仍旧未引导到校党委特别是我个人身上。

２０，从上述揭发的一些事实看，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在对运动的领导上有严重的问题，相当长的时期把运动的方向引错；对运动前有效的方式［大字报、声讨会］采取限制，禁止的恶劣作法；严重束缚群众的手脚，压制革命群众积极性。对吉林大学，特别是对党委的领导的错误、问题、以及对我个人的罪行的态度，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省、市委一些领导人的思想和行为是违反‘十六条’，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六月廿日我就停职反省，以后了解情况不多，准备另写材料。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陈静波供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