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话人生［5］

组织上不存在了，所有管理部门不存在了，百业复兴。首先繁荣昌盛的就是自由市场，民以食为天。按计划经济，近郊全部都是菜社，每年生产供应某种蔬菜是死命令。蔬菜生长期短，菜农们利用自留地、小片荒生产出大量新鲜菜类，及时上市，与副食品商店所供应的大不相同，就是售价较高。在公家只能买到生长到最大的厚皮西葫芦、厚皮茄子、烂韭菜等等，而在自由市场上则品种繁多，应有尽有。更令人兴奋的是肉食大量增加，猪头肉、猪肝等下水大量上市，这些本来是计划供应各机关单位食堂的，各机关单位基本不上班，都在闹革命，机关食堂自然不再需要。熟猪头肉八角一斤，熟猪蹄每斤只有三四角，屠宰厂并无太大的冷冻库，得及时售出。新生红色政权与民共甘苦，不要特供，不要高薪，与民平等，自然不再需要这些供应。特供产品大虾仁、花生米等也大量上市了，我家生活也得到了巨大改善。不知哪位聪明人找到了最高指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本是一句套话，却成了护身符。大跃进之后被精减下来的无业游民们有了出路，兴办各类集体副业，母亲也加入其中。

自六三年起，原本开放的自由市场又重新遭到摧残，被视为投机倒把，管理部门疯狂的踩断秤杆，抢夺商品，没收器具。母亲也连遭打击，好容易商量着，公仆们才发了点发善心，允许将锅里的食物包走，不过是土豆粥，他们懒得倒，锅等是必须没收的。母亲被抢去本钱三四十元，秤也没了，只好回家看小孩、织毛衣，把眼睛都累坏了。群众从来不是什么真正的英雄，否则也不会几亿人挨饿，数千万活活饿死，也不敢起抢粮的念头。《国际歌》早已不唱了，更不用说《团结就是力量》了。红歌唱的是《东方红》，不是唱给下面的，而是唱给上面的，唱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听的。《斯大林颂》、《金日成之歌》等等成为主流，等级制是革命的需要，是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要里程，也许需要千年。真正的国家主人是公仆们，他们从未饿死过一个人，倒是出于纵欲死的不少。

煤气公司每年发给职工一吨焦炭票冬季采暖，像我们这类贫困家庭只需要半吨焦炭面子，掺黄土成坯，就可以了。父亲每月向工友们要几张焦炭票，每张半吨，月均二三吨，供给母亲她们开办的烘炉使用。租一间简易民房，搭个大烟铜，中间是炉火，用于铁加工。十六岁的哥哥负责点炉子、拉风箱。一个打锤的，一个掌钎的，母亲负责跑供销。关键在于原材料，想买并不容易。好不容易买了部分边角废料，就开了张，加工螺丝、防滑链、镐头、锄头、菜刀、汽车配件等。

计划经济原材料全部供应国有企业，丝毫不会流入民间的。军工企业是第一位，其次就是机电、机床、汽车、拖拉机、机车、空压机等等，民用产品排在最后。机电产品最初所需甚多，主要是苏联红军抢走了东北工业基地所有机电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回国。于是大量生产，不管是否需要，反正是国家包销。连续生产了十七年，产量逐年增加，以协调不断增加的企业职工数量。机电产品并非易损品，每年都产能过剩，大量积压，只能照旧生产，银行不断的拨给贷款。任何国有企业也无力转产，并且兼负社会职能，例如解决职工住房、治病、养老等等。所有的企业领导都是层层任命的，与职工无关，领导分房自然优先。随着老领导的退休，新领导逐步顶替，庞大的企事业官僚机构形成，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并且可以随时转变身份，易地为官，按原来级别待遇。科排级、处连级、局营级、县团级、市师级、省军级等等，按资格用人，主要在于领导信任。提拔最快的就是领导的警卫员、秘书，小车司机也侧身其中。全盘引进苏联管理方法，斯大林体制僵化强硬，如同一架革命大机器。伟大领袖砸烂了一个不好用的大机器，原样组建了新的大机器，成为党的化身，人民化身。没任何人可以代表党，代表人民，只有伟大领袖。三个万岁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哪个想自称人民，肯定会遭到革命群众的愤怒驳斥；‘你算啥人民？人民没你这样的。我看你是人民堆里挑出来的，除了毛主席以外谁也代表不了人民，你算老几？’红歌会上可以这么唱；‘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蹲在毛主席的大门口。毛主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江青同志的坚定信念表达了亿万革命人民的心声，包括我们在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一点谁都明白。于是都挂靠公办，哪怕是个生产队、居民组，也必须是公家名义。最初都是按成分配，有的年度交纳管理费，就是应个名。可是一旦效益好，马上就弄假成真，公家会不客气的任命新的企业领导，将创业者一脚踢出去，连当初的投资都不给。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母亲也吃亏上当无数次，都是这个样子，都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加工防滑链赔了钱，是母亲判断错误。有辆军车打听司机防滑链从哪儿买的？部队特别需要防滑链。军车数量很多，母亲决定加工汽车防滑链。销售时遭到革命军人们的愤怒指斥；‘搞资本主义搞到军队来了，究竟是何居心？’当场进行大批判，革命军人个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阶级斗争新动向。母亲灰溜溜的回来了，损失巨大。万般无奈，以产品顶了管理费，又换了一个公家。哥哥为母亲伤心，劝母亲不要再干了。他可以上班挣钱，母亲并不死心。居民组、委也开办企业，以解燃眉之急。母亲有时挣些钱，有时上当受骗，毕竟家里生活宽裕一些了。父亲每天可喝一二两散白酒，吃上二两花生米，我们也可时常吃两片猪头肉。这是记事以来最为宽松的日子，组织上一不存在，百姓如同失去了枷锁，人民解放军还不懂得如何管理百姓。

最为叛逆的是那些流氓们，他们并不欺负人，很注意自己的公共形象，将自己看做江湖好汉。‘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睡若是欺负邻里，他们就会出头，并不索取报酬。只有这样才能创出名气来，强奸妇女、偷盗等为他们所不耻，遇见了会挺身而出，英雄救美，革命群众是没这个胆量的。有一个女郎吐在男狼的鞋面上，连连道谦，拿出手绢去擦。男狼不肯饶恕，喝令用舌头舔干净了，怎么哀求也不管用。一位流氓路过，让女郎走开，由他处理。一顿大电炮将那位男狼打得满地找牙，人们纷纷叫好。男狼说了句‘你等着’，就跑的没了影。

破四旧时不许留长头发，不许穿奇装异服。喇叭裤都被剪开，穿高跟鞋的女郎们光脚走，长发被剪成狗啃的随处可见。就是穿色彩鲜亮的衣服都是资产阶级情调，革命群众只穿黄、蓝、黑。就是这三样也必须穿破旧的，故意将新衣服弄脏弄旧，打上补丁，满脸尘土，才是革命美。流氓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敢于穿戴，先是穿戴彩色拉链运动服。这可是价格不菲，而且过于招摇。流氓们居然两套、三套的层层拉链进行展示，最多的达到七层，进行马路比美。更有甚者，有的流氓披着长发，一人弹着五弦琴，一人如同行吟诗人般的狂放，在大街上公开唱着黄歌，都是外国民歌。他们边走边唱，旁若无人，半大小子们既羡慕，又新奇，他们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这类文艺流氓并不喜欢人多，而是喜欢在空荡荡的大马路上深夜边走边唱，舒发情感，十米之外听不到。我在深夜曾遇到过他们，唱者饱含热泪，二十三四岁，留着长发。另一位弹着琴，随乐而行，歌唱自由、美好、爱情、思恋等，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儿童医院后院是灌木丛，我们经常去玩，也经常到那儿去砍柴。有一个小湖，里面有鱼，夏天风景秀丽。我们发现一群男女流氓衣着暴露在那儿播放音乐，是手摇唱机，是我们从未听过的优美旋律。我们以为男女流氓们在搂着摔跤，因为从未看到过跳舞，很快的就被放哨的赶走了。红色歌曲都是对领袖的热爱与对敌人的仇恨，还有军队进行曲等，我们熟悉样板戏、语录歌、歌颂人民公社等革命歌曲，这样的黄色曲调显然对我们造成了精神毒害。我家楼对面从前是一片开阔地，仿佛是日本人留有的城市绿带，日本人是很重视城市规划的，也就是美感。长春地区从前是片丘陵地带，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地下工程才是城市的主体。日本人所建的地下工程可用千年，可满洲国只存在十四年。所有的日式建筑均是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合理布局，浑然一体，主次分明。无产阶级特色是贫民窟，脏、破、烂，这才具有革命性。我们眼瞅着街对面拙劣的建筑建起，这是市委一般干部筒子楼。处长楼、局长楼等等接连而起，军队也不甘落后。空地很快的塞满了贫民窟，罗寡妇家脏猴般的一群小黄毛，还有一帮野丫头等，随着我们一起长大。小黄毛们已成为流氓，野丫头们已成为‘马子’，这是来自香港的称呼，也就是女流氓。十七八岁的大马子坐在马路牙子上，肆无忌惮的高唱黄歌，恬不知耻。例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等等。二表哥喜欢文艺，说大马子唱的很好听。大马子长的漂亮风流，经常衣着鲜亮，头上披着纱巾出去与流氓约会，半大小子们排着队向她破口大骂。大马子全然不顾。有一次横刀夺爱，被抛弃的女子打上门来软硬兼施，上百人在大街上围着看热闹。一个中年男子淫笑着高声喊道；‘别看了，都是马子，争风吃醋。’大马子也不敢怎么样，没敢言声。爱情是资产阶级情调，毛主席的好战士只能存在革命伴侣，与爱情无关，是出于革命需要。组织上分配男女配偶，老革命受到特别照顾，年青漂亮的革命女青年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老革命，这就是对革命的最大贡献。服务员是可以更换的，哪怕生有子女。

平民每家每户都是一间住房，父母与长大了的子女同睡一间屋子，长达十七年。性成熟的子女之间经常出现乱伦之事，家丑不可外扬。掏灰、偷嫂子的很多，还有换媳妇的，‘食色，性也。’伟大领袖不准食色，要求革命战士必须禁欲，婚姻必须经由组织上进行审查，进行批准。黑五类家庭与灰色家庭出身的成年子女是很尴尬的，漂亮女子还中，可选择革命配偶，借婚姻改变命运。小伙子们可就难了，三十岁也成不了家，只能打光棍。拦路强奸事件越来越多，抓不胜抓。农村出现跳窗户串被窝的，男人就在旁边呼呼大睡，妻子就被偷了，被发现光着身子跳窗就逃。

受父亲影响，我们喜欢看闲书。毛著早就熟的不能再熟了，老三篇，军事理论等等，我们可背得一字不差，就连革命领导讲话都记得清清楚楚。例如陶铸所言‘我基本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家’，下面高呼‘去掉基本二字’。黑猫白猫更不用说，我们熟悉周恩来、林彪、江青、康生等革命领导的每一篇讲话，密切的注视运动形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六七岁时，四弟、五弟就出去捡煤核，捡废铁。卖几分钱买成堆的西葫芦、大头菜等很高兴的抱回家，感到骄傲，可为父母分忧。母亲很少买肉，总是拿肉票买片骨头，七分钱一斤，熬骨头汤吃完之后还卖七分钱一斤。计划经济蔬菜便宜，西红柿每斤四分，茄子四分，白菜一二分。有一位苏联人拿出三卢布，想买几个西红柿。一换算竟然高达人民币二十一元，装了一汽车，令苏联人目瞪口呆。中方抗美援朝欠下苏联巨债，都是以农产品支付，我的天！

母亲搞副业之后，攒下了零钱居然多达五十元，父母商量买个大件。当时四大件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价格均在百元以上，是两月工资。父亲工资由每月８２，５元，降至５２，９元，并不算最低的。一人均可就不行了，我们是八口之家，单职工。国家控制一切，离开单位无任何工作可言，就连修旧鞋、修自行车、理发、裁缝等等，都集体在一起，理发最少排号二三个小时。私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哪怕是卖鞋垫。遭到精减的人们就是动员下乡，以精减城镇人口，并不给他们任何出路。农村更不用说，这些人拒绝下乡，就在夹缝中求生存。啥都缺，父母最后选择了买台组装收音机，有助于孩子们学习。此前为了听收音机，我总在同学张明家呆很长时间，如饥似渴。自五六岁起，已上学的哥哥就领着我们去小人书店，给我们念字，旁边人很反感。租一本小人书一分钱，有钱我们就去看小人书，舍不得买糖果，精神食粮更加重要。对我父母的选择邻居们嗤之以鼻，形诸词色，母亲借用缝纫机遭到训斥。我们却非常高兴，整天收听广播，连晚上也不放过。父亲有时收听短波，只有苏联台、朝鲜台能收听到，别的全部干扰。苏联台也干扰，对方电波强大，可以收听。在苏联台首次听到那些禁歌，也就是中国民歌，歌唱爱情，歌唱自由美好。《莫斯科郊外晚上》是开播前奏，不再是《斯大林颂》。《东方红》、《金日成之歌》是中朝广播的前奏，‘礼以正身，乐以正心’，忠于毛主席就是正路，其他的都是邪路。

每晚父亲都偷听敌台，朝鲜只不过是在吹牛，吹的是天花乱坠，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鼓吹金日成是全世界革命领袖，他们如何千里马等等。苏联则加入很多反毛言论，有一次说道；‘毛泽东语录以及头像无所不在，有的印在厕所大便纸上。’姐姐忍不住笑骂‘真缺德’，我们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毛主席死了之后，毛著真的成了大便纸，我特别保留下来以为纪念。古人云；‘国可灭，史不可灭’，万万不可毁弃。文革初期邻居妇女把报纸坐在屁股下面，遭到革命群众批斗，被男人当众暴打一顿，宣布划清界限。那时候每张报都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等，坐在屁股下纯属大不敬。革命群众眼睛是贼亮贼亮的，个个都是火眼金睛。

旧书、旧画全部烧光了，父亲却淘弄到《唐人旧小说》、《水浒传》、《关汉卿戏剧》、《唐诗三百首》等封资修大毒草，我们如获至宝。每部书至少读了七遍，母亲的《新旧约全书》我也躲在暗处读了一遍。《唐人旧小说》为我读懂文言文打下了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给我打开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毛主席禁止任何人阅读封资修，只有他一人可以读古书。于是毛主席就成了最聪明的人，只要作出最高指示，学者们就争先恐后引经据典证明青铜鼎金文是买卖奴隶契约，尽管他们明明知道青铜鼎都是礼器，国君出生时铸一鼎，即位时铸一鼎，还是瞪着眼睛昧着良心指鹿为马，将敢于说真话的打成黑五类。郭大师的《奴隶制时代》、《李白与杜甫》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却被奉为经典。

法家成为革命派、进步派，尽管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大多是暴君、残民奸贼、汉奸卖国贼、唯利是图势利之徒、不择手段取得成功者，仍旧受到主流吹捧。伟大领袖是古往今来第一位赞成秦始皇的，而且声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他确实是说到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