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中国与物质中国

　　中国由来已久，自天皇、地皇、人皇时期就存在精神中国，三皇所在则为中国，与地域无关。神农氏传承十七代尔后王天下，成为中国，民心所往，主要在于精神。神农氏衰，黄帝取代炎帝，并非占据了神农氏疆域，而是不绝其祀，黄帝所居之处成为中国。由于黄河泛滥，中国是经常迁徙的，主要在于传统文化道德，与疆域无关。地阔人稀，各族尽可择地而居，殷商民族历史上迁徙无数次，形成商品意识。中国为礼乐之邦，礼以正身，乐以正心，核心为孝。礼制是在孝的基础上形成的，尊卑有序，上下有等，主要通过祭祀、乡饮等形式表现出来，是以家族、宗族伦序作为礼法，不可乱了规矩。以嫡长子作为家族代表领衔祭祀，乡饮作为主席。嫡长子对于长辈们必须持以相应的尊重，始祖为根，正宗为干，侧宗为枝，族人为叶，死后叶落归根，去见列祖列宗。左昭右穆，嫡庶分明，五代之后可以通婚，不再视为同宗。
　　君主形同大家长，絷作为嫡长子承继帝位，不贤，遭到罢免，择贤而立，按伦序立尧为帝。家族共和，嫡亲长辈就是共和元老。炎黄都是化家为国，家与国的合二而一的，家国不分。帝王的家事就是国事，就是天下大事，必须公议。尧禅位于舜，择贤而立，而非传帝位给嫡长子，天下为公。舜是瞽叟之子，被赶出家门打渔、制陶，所居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国，民心所往。世界大同，所有人一律平等，不分高低贵贱，只有人品分高低贵贱。尧为了观察舜，将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必须将天下交给有德之人。
　　两国出现土地纷争，两国君主来到中国找帝尧评理。进入中国之后，见人人谦让，以谦让为美德。两国君主感到羞愧，没有去见帝尧就回去了，也互相谦让。两国争的是熟地，只要肯下力气，耕地想开垦多少有多少，没必要争执。帝尧以身作则，帝王之家男耕女织，自食其力，以勤俭为美德。住的是茅草屋，穿的是旧衣服，每天下地耕作，无为而治，民不知帝力。九苗作乱，以武力进行抢掠。兵乃凶器，天子不得已而用之，平定九苗，导其归于王化。真正令帝尧头疼的是历代帝胄之后，也就是太子党。不肯进行劳动，就想当寄生虫。争权夺利，巧取豪夺，被称为‘四凶’。这些贵族后人自视高人一等，认为帝尧全仗着他们的父兄才即的帝位，要求取得回报，拥有特权。帝尧无法答应，又无法对待‘四凶’，轻不得重不得。尧禅位于舜，舜逐四凶，将其四族驱逐出中国，流放四夷，不许入关。
　　舜禅位于禹，也是天下为公，没有传帝位于嫡长子。禹准备传帝为给皋陶，皋陶先死，于是传帝位给益。益没有威望，民心所往的是禹的儿子启，益主动避位，天下万国拥戴启为天下共主。夏为中国，也是精神中国，与疆域无关。夏初天下万国，均是化家为国，也就是后代的村落，聚族而居。末代夏桀淫暴，商汤代天行命，商革夏命。商殷并没有占据奴隶夏人，而是不绝其祀，立夏后于祁，祁国就是夏禹之后，为正宗，侧宗众多，各自立国。随着商品流通，兴起了大城镇，天下万国逐步聚为三千国，其后一千八百国，定居文明繁荣昌盛。先秦时期迁移自由，尽可择地而居，天下为公。列国均是化家为国，也就是公家，家族共和。国君的嫡亲长辈作为元老，为公卿，参与国策。大夫、士为德才兼备之人，层层选拔，由下而上。例如楚大夫屈原，既是爱国又是爱家族，家国不分。
　　礼崩乐坏是由于权力腐败，上层建筑败坏了礼法制度，将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私。传位不再按照传统规矩，而是各立所亲，不为各国所接受。作为长辈的各国君主可以公然辱骂周天子为小娘养的，加以鄙视，公开对抗，箭射王肩，打败王师。上行下效，列国君主也都各立所亲，包括鲁国，君主都是小娘养的。齐国富庶，贵族率先骄奢淫逸。商殷之后宋人以经商为业，也骄奢淫逸，卫国贵族也骄奢淫逸。尽管如此，秦、楚还是被视为蛮狄，无礼之国。秦、楚为此而感到羞愧，学习中华文化，中国礼乐，照猫画虎。重用来自中原的士大夫，尊其为师，改造本民族，走向文明与进步。卫国君主作为王室公卿，公室近宗，公卿们却不学无术，听不明白国与国之间友好往来的诗歌，也就是以诗寄意的外交辞令，被视为无礼。有礼的为晋、鲁、郑、吴，因为国有贤人。贤人为国宝，为精神财富，为国家的栋梁与骄傲。
　　春秋末年中国已不复存在，列国纷争，春秋无义战。精神中国在鲁地，弦歌不绝，礼乐尚存，也就是孔子所在之处。孔子有教无类，奠定了儒家学说，人需思想。法为三去，去头、去势、去足，法家学说是丛林学说，将人类等同于禽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法家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对人生不同的看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儒家是有可为有可不为，行为必须附和仁义道德。法家是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为，不择手段。儒家要的是精神中国，法家要的是物质中国。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六国，焚书坑儒，偶言诗书者弃市。实行奴隶制，极权等级制，独裁专制，奴役天下。孔门弟子冒着灭族的危险，藏书籍于墙壁之中，保留下来精神中国。藏书人知道自己有生之年精神中国无法面世了，万古长如夜。专制必须毁灭传统文化道德，对所有人进行奴化教育。文化是专制的死敌，消灭文化人是既定方针，是国家行为。幸亏暴秦只存在十年，墙壁藏书是后人发现的，藏书人早已遭到残害。汉代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精神中国与物质中国并驾齐驱，王道与霸道并举，儒家与法家并举。王道为体，霸道为用，一手软，一手硬。
　　精神中国与物质中国同时存在，南朝不承认北朝为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在南朝。鲜卑上层建筑感到羞愧，化夷为华，学习汉文化，接受中华文明，鲜卑不复存在。这是一个进步，建立了隋唐盛世。五胡乱华侵占的是疆域，精神中国仍旧存在。南宋虽说为侄皇帝，为大金属国，却是精神中国，与物质中国两回事。程朱理学就出现在南宋，为精神中国。蒙古中国属于物质中国，尽管强制性推行胡人文化，化夏为夷，遭到汉民族的顽强抵抗。精神中国仍旧存在，传统文化道德仍旧存在，中国在民间，在人心。‘厓山之后无中国’，文天祥、陆秀夫等在海上立国，在舟中立国，为精神中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民族正气歌。
　　由于权力腐败，明亡于清，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社会道德整体溃败，人们知利不知义，唯利是图。有人将宋亡归罪于讲学，明亡归罪于讲学，是在为专制权力腐败开脱罪责。没有南宋讲学，全力腐败照样存在，照样亡国。即便没有金元，也会亡于各种外部势力，是内因。明代更不用说，作为特务头子的大太监，哪个不是贪得无厌？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是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没出现讲学时权力腐败照样存在，外患照样存在。权力腐败才是内因，是亡国之道，是专制政体所决定了的，无可救药。不是作为特务头子的大太监们产生了专制，而是专制产生了特务头子们，乃体制之过。魏忠贤本非恶人，权力令其疯狂，乃专制之过。后代亦是同样，不是外内，而是内因，是专制权力腐败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溃败。
　　精神中国与物质中国是本末关系，精神是本，物质是末。传统文化道德是本，国家疆域是末。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相差巨大，只有精神中国一而贯之，就是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