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错误的民族政策所导致的满人独立

　　三代之前华夏是以德服人，恩抚远人，导其归于王化，由野蛮转变为文明，成为和平民族。天子并不强求万邦来朝，天下之主择有德者居之。禹禅帝位于益，而益谦让，诸侯只朝拜禹的儿子启，不肯朝拜益，益主动将帝位让于启。以德服人是王道社会，以力服人是霸道社会。秦始皇以力服人，以野蛮战胜了文明，所以有了焚书坑儒之举。百代皆秦政，均是以力服人，不肯降服就采取武力镇压，甚至于跨海征服，远征日本。专制政体只崇尚武力，不讲道理，强权就是公理。明革元命，仍旧实行秦政，极权等级制，分而治之。

　　国初每县分人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给户由一纸，以此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谚云。

　　社会贱民阶层是罪人家眷，包括开国元勋家眷。再就是陈友谅等部归顺的俘虏，令其成为贱民，船民不准上岸，更不准与岸上通婚，男为奴，女为娼。胜利者总是对的，这就是专制权力。有兵在，不怕什么反抗，法网密布，以法治国。

　　有明武職之制，內設都督府、錦衣衛；外設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衛，三百五十九所。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為常。

　　天子守在四夷，对于少数民族采取民族自治政策，辽东设金、复、海、盖四卫，东北地区设十几个卫，分而治之。满人是建州卫，也就是满族自治区，相当于一县之地。满人人口并不多，最初也就是一二十万人口，是女真后裔。这样边塞弱小民族与强大的中央政权是无法抗衡的，所以长期以来非常驯服，并没有给领导们添麻烦。张居正喜用权术，主张以夷制夷，主要针对的是蒙古各部。驻守辽东的是李成梁，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实行的就是以夷制夷，专门挑唆蛮夷自相残杀，坐收渔人之利。努尔哈赤从血泊中拾起十三副衣甲，开始了武力抗争，这是满人崛起的初期。仇恨所形成的凝聚力，与民族仇恨所引发的离心力，使得斗争矛头很快的指向了大明王朝。满人独立势不可当，建立了满洲国，国号大金。这是万历年间所发生的事，满独势力公开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大明皇帝与满人皇帝只可存在一个。
　　大明亡于权力腐败，其实历代专制均亡于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才是真正的历史罪人。满人无文化，是野蛮征服了文明，战争是邪恶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满人入主中原，壮丁不超十万，总人口不超五六十万。三百年后满人也不过是三百万，仍旧是少数民族。满人不可能在东北建立满洲国，人口太少，满人也腐化堕落了，是专制社会所造成的后果。满人大多无文化，不但满文很少有人学，连满语也基本上消失了，满人已经被汉人所同化了。
　　专制崇尚暴力，少数民族只能以暴易暴，这就是政治腐败。没有哪个民族愿意受奴役，受欺骗，忍受权力腐败。李成梁家满门金紫，钱财无数，成为辽东王。派兄弟李成栋行贿于当权者，为李成梁树碑立传，谎报战功，怎么做都有理。弃地七百里，逼迫三四十万百姓入关，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流民死亡十几万。边疆屯田都归将领所有，按权瓜分。克扣兵饷，大喝兵血，吃空饷。边防哨所形同需设，招收一些杂人顶替，连弓箭都不会用。豢养了一群流氓地痞作为爪牙，为非作歹，杀良冒功，军队权力腐败更甚于地方。对外毫无信用，专门使用诈术。唯利是图，见机而作。欺软怕硬，恃强凌弱。
　　专制政体的权力腐败无可救药，是体制的邪恶。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彰显其邪恶本质，以官为本，奴视弱者。赢者通吃，肆无忌惮。李成梁生前荣耀无比，死后极尽荣哀，事实上是民族的罪人。明季错误的民族政策所导致的满人独立，是历史的必然。即便满人不入主中原，其他民族也是同样，不过是迟早之事。权力腐败夸大外部威胁，其实外部威胁并不是主要的，权力腐败才是亡国之本。权力腐败导致民心已散，离心力增加，明末所发生的民族斗争此起彼伏，哪个民族不想入主中原？五胡乱华，鲜卑入主、蒙古入主等等，专制奴性导致汉民族是最容易被征服的民族。奴性只屈从强权，兵民均知法不知恩，这就是诸葛亮治蜀之道，也是历代名将治军之道。
　　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习俗，不可强制性的加以改造。汉法不适合蛮夷，尤其是专制秦法，更不适用于蛮夷。其实专制秦法同样不适合汉民族，所以人性越来越坏，法愈密而民愈乱，民心越诡诈，民心更败坏。病根在社会体制，人性都是同样的。好的社会体制逼人为善，恶的社会体制逼人为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