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的政治腐败与权力腐败背景

　　汉人成为亡国奴，奉蒙鞑为主子。蒙鞑反传统，鄙视汉人传统文化道德。兄死弟淫其嫂，父死子淫父妾，仍旧延续狼性文化，实行丛林法则。蒙元也曾经强行推行胡服，化汉为夷，受到顽强的抵制。只有上层社会高等奴才们随顺胡俗，包括高丽君臣在内，都随顺了胡俗。虽说是‘八娼、九儒、十丐’，可是百姓还是很尊敬臭老九的。白莲教义主张平等互爱，实现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等级制的白阳社会，成为革命道理。革命军都头扎红巾，有条件的全身红，举着红旗，被称为红贼、红匪、红寇、红军等等。红军领袖是韩山童，韩山童壮烈牺牲之后，战友刘福通又奉其子韩林儿为革命领袖，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朱元璋出身贫苦，是红军战士，屡建奇功，升为将领。蒙元擒贼先擒王，重点打击韩林儿，中央红军遭到惨败，投奔朱元璋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朱元璋害死了韩林儿，兼并了中央红军，取而代之。各路红军将领纷纷称王称帝，形成军阀混战，分崩离析。蒙元早已腐化堕落，内部也是矛盾激化，自相残杀，都想乱世称雄，元帝成了傀儡。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朱元璋想建立的是家天下，背叛了革命。认为蒙元皇帝恩养子民百年，不应受到谴责。专制是最佳选择，极权等级制适合中国，百代皆秦政。

　　太祖嘗一日讀孟子，怪其與時君言多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活也？」時將丁祭，遂命禮官勿以孟子配饗先聖。明日，欽天監奏：「昨夜文星暗。」上笑曰：「此必因朕欲去孟軻之配饗孔子故耳。」即命復之，是夜星復明。　
　
　　孔孟之道是以民为本，民为主，君为客。民为贵，君为轻。而专制社会是以君为本，奴视子民。朱元璋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进行思想批判等等，宋濂、刘基等儒家弟子都遭到排斥，乃至死于非命，建立起独裁专制。革命功勋清洗十余万，鲜有存活的。专制必然导致政治腐败与权力腐败，这是不治之症。明代的文化禁锢与思想言论禁锢是很苛刻的，文字狱不断，书生不许妄议国事。面对明季的政治腐败与权力腐败，社会道德整体溃败，李贽呼唤梁山好汉，呼唤李逵，这才是真正的寿张县令，真正的政府公务员。否定那些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中华民族这只凤凰需要在烈火中重生，需要铁与血，以拯救民族精神。专制需要的是奴性，古人重俠腸傲骨，而明季欲横流，天理几灭，人们只相信权力与金钱。李贽被专制迫害而死，李贽思想并没有消失，明末流贼大多是效仿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
　　有识之士五六十年前就预见到明末的杀运连环，有的三四十年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例如秦良玉之父。上层社会醉生梦死，骄奢淫逸，财贿上流，官富民穷，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税收越来越重，民不聊生，官商勾结，盘剥百姓。倭寇也是权力腐败所导致的，后果由百姓买单。倭寇大多是沿海的海寇，真倭并不多。不及百名的倭寇横行二千里，残破城镇七十余处，十万官军无人敢于对阵。残害无辜百姓三四千人，这就是明季的政治腐败与权力腐败的历史背景。于是呼唤威权中心，捧出了张居正，果然平定了外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张居正爱权，权力欲极其强烈。天下大事小情一人说了算，儿孙权力世袭，科举腐败始于张居正，党同伐异。只用奴才，不用人才，满朝奸佞。张居正一死，这些奸佞都成了变色龙，对张居正口诛笔伐，掘棺鞭尸，紧密的团结在万历皇帝周围。争权夺利日甚一日，殿堂之上如同水火。万历新政是以发展经济为纲，专制社会只能形成权力经济。万历空投太监作为钦差，遍布全国开矿收税，强行征地，强行拆迁，官夺民财。秦良玉之夫马千乘，就死于强行征地，强行拆迁，而且是个土司，相当于土皇帝。就因为马千乘遵纪守法，所以遭到残害。不吃那一套的土司朝廷还得哄着来，这就是主奴关系的怪异性。
　　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宫前常年上访人员不断，哭声震天。万历不作为，下面也都不作为，权力腐败泛滥成灾。万历只管发展经济，有钱就行。朝鲜战争打了七年，赤字巨大，都得由百姓承担。万历一死，天启皇帝拨乱反正，群贤满朝。东林党与奸党又起战火。奸党勾结阉党打败了东林党，将东林党说成是汉奸卖国贼，是带路党，揪住熊廷弼一案大作文章，将所有东林人士都诬为通敌受贿，抓入大狱施以酷刑。与此同时捧出了新的威权中心，形成以魏忠贤为首的四人帮。首相顾秉谦，皇帝乳母客巴巴，兵部尚书崔呈秀。四人帮党羽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儿孙等等，遍布全国。所有兵权都掌握在四人帮之手，东江毛文龙成为四人帮死党，辽东袁崇焕也为魏忠贤修建了纪念堂，所有将领们都表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东林党被视为奸党，汉奸卖国贼，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以魏忠贤为首的四人帮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破获了敌国间谍大案，毛文龙一举收复镇江，抗击满人取得大胜，满酋努尔哈赤暴怒身亡，这都是在魏上公的英明领导之下，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天下苍生。天启皇帝一死，粉碎了四人帮，变色龙们又争相与四人帮划清界限，重新站到正确路线一边。每个官员都说他曾经与四人帮作过斗争，为了身家名利才是真的。政府不正，全部都是奸佞，政治腐败与权力腐败已成为潜规则，崇祯皇帝也不得不认可权力腐败，反腐败找死，不反腐败等死。
　　明末已经整体社会腐败，上层社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挥金如土。下层社会贫病交加，有冤无处诉，整体社会只讲权力，不讲道理，有权就有了一切。起初是分散的反抗，后来就形成群体性反抗。暴力维稳与暴力镇压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抗，百姓知道只能用暴力进行反抗，讲理是没用的。流贼是流氓无产者的群体抗争，死里求生，是官逼民反。上层社会早已丧失了正常人性，置百姓疾苦于不顾，只对上面负责，不对百姓负责。乌纱帽决定于上面，百姓算个屁？
　　流氓无产者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性是无以复加的，金圣叹之所以与李贽看法截然不同，对梁山好汉持以否定的态度，就是身受其害。这是革命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思想，社会背景也截然不同。代表了当时的思想界士绅阶层的普遍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民族矛盾面前，民族斗争与民族抗战就成为区别忠奸善恶的分水岭，也是灵魂的大暴露，疾风知劲草，板荡见人心。这是汉民族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是一场精神领域中的激烈搏斗。是非功过，真假善恶无可逃避，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接受历史的审判。由于抗满斗争遭到失败，汉奸败类活秦桧成为主流，成为正义道德，所以将第一梯队活秦桧放在主导地位，而将抗满烈士放于次要位置。这是精神领域里的法庭，是道德审判，以春秋大义作为衡量是非标准。无论铸铁人还是立神案，都是以传统文化道德作为尺度，而非强权就是公理的狼文化，而是炎黄子孙的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