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活秦桧——小丈夫阮大铖

　　阮大铖乃是官宦世家，这样的人家名利心极重，势利心极重，阮大铖就是个代表人物。阮大铖酷爱戏剧，家里养了台戏剧班子，妙选江南名角，阮大铖集编剧、导演、主角于一身，名噪江南。阮大铖才华过人，三榜连中，考取了进士，是东林名士为高攀龙弟子。与左光斗又是同乡，左光斗是东林在宪司的领袖人物，也是大铖倚以自重的朋友。他在打倒方从哲的斗争中立下头功，因此名列东林骨干，在点将录中绰号‘没遮拦’。天启四年春甲子，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铖来京递补。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一伙人因为与左光斗发生内讧，因此‘以察典近，大铖不可用’，而准备改用高攀龙的另一名弟子——同为东林闯将的魏大中。经过一番内部交易，等到大铖至北京时，赵南星一伙人使之补工科。吏居第一，而工居最末。
　　本来按资历递补应该轮到吏科的阮大铖，对于东林党的党同伐异大为不满，觉得自己被左光斗所戏弄，对魏大中也是嫉妒有加。阮大铖不争馒头还争这口气，就通过关系打通了魏忠贤这条渠道，而魏忠贤是可以在天启皇帝忙着做木匠活时从中捣鬼的。阮大铖如愿以偿，出了一口恶气。上任不及一个月，见以魏忠贤为首的四人帮不是好折腾，就辞官回乡，算是在籍闲官。阮大铖临行前准备了两本不同的奏章，一起送到杨维垣处，嘱咐其看形势而定。一本是全盘否定四人帮的，一本是既反对四人帮，又反对东林党的，杨维垣选择了后者。杨维垣也是条变色龙，遭到罢免，阮大铖也被名列逆案，受到牵连。
　　阮大铖并不服气，而东林党把对四人帮的所有怨恨都转移到阮大铖头上，把左光斗、魏大中之死埋怨到阮大铖头上，绝不令其翻身，这也是阮大铖无法接受的。阮大铖名利之心极重，春联贴出‘无儿一身轻，有官万事足’，连做梦都想当官。每当北京高官路过，阮大铖都要大肆张扬送上名刺，请求到访，在家门前洒扫准备。高官们不过是虚意应酬，并不真正放在心上，往往过其门而不入，绝尘而去，南京士林们也就此事冷嘲热讽。阮大铖总想与东林、复社人士交往，而这些名士予以拒绝，加以鄙视。就连那些名妓都端起了臭架子，也就是文艺明星，古人称文艺为伎、妓。
　　祭孔大典所有儒家弟子都要参加的，而魏大中之子鼓动复社首脑顾杲、吴应箕、陈贞慧等，共草《留都防乱揭》，贴上街头，要逐他出留都南京。签名者多达一百四十余人。阮大铖求复社名士侯方域为其说情，而名妓李香君立场坚定，阮大铖自然恼羞成怒。在周延儒二次复出时，阮大铖也资助了一万两活动费，营谋出山。周延儒靠的是东林党，东林党首先防的就是阮大铖，心机太深。阮大铖派人送去一只金杯，提醒‘息壤在彼’。周延儒是有心无力，让其推荐一名武人以边才起用，马士英捡了个大便宜。
　　北京沦丧，阮大铖是幸灾乐祸的。阮大铖专门与游侠武将们往来，喜欢谈兵，乃是在野的诸葛亮。弘光政权的建立，阮大铖是幕后操纵者。南逃的太监们如同乞丐，无人收留，而阮大铖待他们如同亲人，无不感恩戴德。东林、复社言高而行伪，都是些两面人，例如东林领袖钱谦益。马士英在阮大铖的参谋之下，联合武人挟持文人，拥立福王世子即位，连真假都弄不清，为的是把持权力。阮大铖以边才起复，出任兵部侍郎，是皇帝直接任命，连首相马士英都感到吃惊。之后出任兵部尚书，对曾经得罪过他的人大加报复，为逆案人物平反，为《三朝要典》平反。政治斗争成为主要矛盾，民族斗争无人关心，殿堂之上如同水火。
　　阮大铖脚踩两条船，通过冯铨与满人挂上了钩，南京所有情况冯铨都一清二楚，为满人下江南出谋献策。马士英、阮大铖的权力腐败肆无忌惮，买官卖官成为潜规则，国家民族危亡并不放在心上。阮大铖通过大悲和尚一案，欲将所有东林、复社以及清流一网打尽，马士英没有答应。马士英只不过是个武人，并无害人之心，抓权抓钱倒是真的。政治腐败与权力腐败导致了离心力，人人为私，社会道德整体败坏。官多如毛，官夺民财，官兵胜于盗贼。骄兵悍将们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有兵就是本钱，无人真正忠君爱国。满人南下，将领们争相投降，甚至于欲劫督师史可法作为降敌之礼，只不过是不忍心。史可法也知道军心民心已变，只求效仿文天祥，尽心而已。
　　阮大铖机敏过人，是先逃离南京的。在各处都遭到驱逐，于是归降了满人，贝勒早知其名，赞其归顺独早，有内院冯铨亲笔书信。阮大铖为满人出谋献策，攻城占地，招降前明武装。阮大铖才气过人，就是心术不正，才气越大对民族的危害性也越大。类似阮大铖这样的活秦桧很多，都是些两面人，伪君子。以自身利害为取舍，不知民族大义，更不用说春秋大义，只知名利与势利。利用一切机会攻击东林、复社是民族罪人，亡国罪人，是带路党。而自己一旦身份转变，马上成为真正的带路党，认贼作父，认敌为父。阮大铖是个典型示范，是民族败类的缩影。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总是有理，包括大搞权力腐败等等，明季活秦桧——小丈夫阮大铖，并没有断种。
　　值得一提的是；阮大铖是桐城不要，怀宁不收，至今未能落籍。古人是知廉耻的，以阮大铖为耻，尽管曾任满清高官。而后人不但抢夺西门庆，阮大铖也抢上了，这就是古人与今人的差别所在。阮大铖蓄意报复，演出了一曲《桃花扇》。在民族危亡之时，妓女们的爱国热情远远胜过官吏，这也是个绝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