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社会矛盾应分清因果关系

　　有因才有果，处理社会矛盾应分清因果关系，为什么产生社会矛盾？专制社会权力高度集中，所以后秦二三千年均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权力腐败是因，民间反抗是果，所以历朝历代首先就是处理官逼民反的官，加以问罪。历代专制政治经济严格分开，政府理政，不参与社会经济。政府作为维护社会公正而存在，并无政府利益在其间，官夺民财是要受到惩办的。政府公务人员均由中央政府统一发放俸禄，禁止渔肉百姓。

　　正因为如此，政府公务人员并不需要太多，三五千民设一位官吏足矣。汉初七八千民设一官吏，即便清末也不过三四千民设一官吏，政府并不参与社会经济。洋务运动是政府参与社会经济的开始，权力腐败现象泛滥成灾，专制社会政府参与社会经济只能形成权力经济，无法形成市场经济。这是由专制政体所决定的，权力高度集中。

　　清代是专制社会最佳模式，专制政体已完全成熟，奴化教育已完全成熟，所以成为东亚病夫。辛亥革命之后，究竟是全盘西化还是中国特色？没有一定。专制存在二三千年，奴化了的国民意识只适合专制，杨度等鼓吹帝制的想要实行君主立宪制，走日本之路。革命党主要是想夺权，所有行为都是围绕着夺权，并无一定的政治目标。无论二次革命还是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夺权，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暴力革命之路。党国体制是苏俄输出的，成为中国特色，政府恶性膨胀。

　　历代专制统治是到县级，乡社自治，属于民间组织。而党国体制则深入当班组，乃至家庭，政府垄断一切，把持一切，民权荡然无存。党国体制既不是先秦三千年，也不是后秦二千年，乃是二十世纪的新生事物，来自西方，全盘西化，是外来物种。经历百年，党国体制明显的不适合中国国情，水土不服。真正的中国特色是炎黄尧舜民主社会，与变了味的百代皆秦政专制社会，绝非来自西方的党国理论。

　　党国理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全面党国化，党的理论居高临下宣传灌输，成为绝对真理，人民只能绝对服从。专制必然产生权力腐败，圣人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要求所有党领导都成为圣人，数千万党员都成为圣人。权力腐败首先得有权，哪个不是党的领导干部？都是出类拔萃之人，党国精英。先富并没有带后富，而是带着巧取豪夺的全民财富投奔了资本主义，可见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造就一代新人，造就一大批圣人，而是造就出一大批赵本山式爱党爱国者——大忽悠。

　　群体性事件与数千万访民是果，权力腐败才是因。暴民理论是颠倒黑白，把责任推到受害者与弱势群体头上，只讲权力，不讲道理，无异于火上加油。权力腐败现象泛滥成灾，主要在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企业贪腐人员居然可化公为私二三十亿美元，转移到国外。查哪个哪个垮，都家资巨大，权力就是聚宝盆。百姓无钱扩大消费，国富民穷，官富民穷，这是政策性的扩大社会贫富差别。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官夺民财，不可因果倒置，维稳首先应针对权力腐败，而非受害弱势群体。一个国家与民族首先就得讲道理，不能只讲权力，不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