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不正与学术不正

明人评价‘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介甫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
李林甫口蜜腹剑，为的是保住权力。比他有才的一律不用，边关将领只用胡人，没有入朝为相的可能。唐代释道兴旺，儒学不大兴隆。汉代举孝廉，以德为主。唐代重诗文，以才为主。殿堂之上全部都是奸佞之徒，就显出杨国忠的才干来了，矮子里面拔大个。应该承认，杨国忠比其他庸官有才干，小人在朝，君子在野，权力腐败泛滥成灾。
王安石博古通今，被誉为当代孔子。吕惠卿被视为当代颜子，也是博学多才。王安石学的是儒家学说，实行的是法家学说，就是学术不正，指导思想出了大问题。汉唐以来政府从不插手经济，成为祖制，被王安石给打破了。政府掌握所有政治经济大权，就形成了权力经济，官夺民财。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社会道德整体溃败。

法有當變者，不可不變，不變即無由致治。然欲變法，須是得人，誠使知道者多，尚德者衆，無彼無已，惟善是從，則於法之當變也，相與議之必精，旣變也，相與守之必固，近則爲數十年之利，逺則數百年之利亦可致也。

王安石效法商鞅，排斥异己，殿堂之上正人被排斥一空，吕惠卿、蔡卞、蔡京成为主流。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是个变色龙。蔡京靠的是太监童贯，爬上去后又举荐童贯领兵，都是势利之徒。对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起到了禁锢思想言论的作用，连谏官都成了王安石一党，搞起了一言堂。神宗一旦干予，王安石就以辞位相要挟，而政府全部都是王安石的人，皇帝也被绑架了。花石纲就是蔡京鼓吹的，依据的是王安石理论。‘王霸之道雖殊，然霸者之所假，亦必帝王之道。’徽宗并非昏君，由于学术不正，导致国破君辱。
科考全部以王安石理论作为衡量标准，张邦昌、秦桧等学的都是王安石理论，将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秦桧及其后人都是学术不正，也就是指导思想不正，社会道德整体溃败。真正抗金抗元的很少，反抗是很微弱的，更像是贼寇行为。关键在于长达一二百年的文化道德摧残，精神领域已经道德败坏，骄兵悍将是靠不住的。岳飞即便北伐成功，肯定黄袍加身，下面将领是图富贵的，不篡宋也不行。人心不古，谁不想称王称霸？有机会人人都想当朱温，宋太祖也是这么当上的皇帝。
明革元命，作为儒家学子的刘伯温以八股取士，《四书五经》作为教科书。‘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明代的正气就是这么一点点扶植起来的，到了王阳明时期进入鼎盛，性理学说成为主流。学子淡泊势利，正心修德，以俭养德。求学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学做人，学问走上了正途。‘黄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佛学为达磨所传，‘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為禪家初祖。’将西域佛学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相结合，成为中国特色，哲学思想产生了飞跃。程朱理学是在儒释道基础之上形成的，王阳明性理学说又是在程朱理学基础上深入的，‘知过即是良知，改过即是本体。’阳明先生以知是知非为良知。人之初，性本善。善由性生，恶自外染。
专制理论是丛林社会弱肉强食理论，也是人类社会的思想垃圾。明代权力腐败是专制癌症，末期威权中心是张居正、魏忠贤，都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威权中心一旦消失，一个权力腐败则变成个无数权力腐败，难以遏制。魏忠贤一垮，崇祯威权中心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大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了。抗满运动的激烈程度超过宋末的千百倍，节烈之士超过宋末的千百倍，与明代的学术风气有关。万历以来的政局动荡，并没有对正气形成根本性的摧残，正气在民间。
心术不正与学术不正，都存在一个执政为民，还是执政为君的根本问题，民为国之本，没有民，哪来的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没有任何利益高于人民利益，而人民体现于每一位具体的人身上。民主社会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专制社会人民只不过是个数字，无所谓。心术不正导致学术不正，反过来学术不正又导致心术不正，陷入恶性循环。专制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不可能要求每个公职人员都是圣人，大公无私，自我约束。清代郑板桥曾为县令，无政可理，每天就是读书，写‘难得糊涂’。经济生产是百姓的事，政府是作为维护社会公正而存在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俸禄来自中央政府。专制社会只能形成权力经济，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是由体制所决定的。所以专制政府绝不应该参与经济与主导经济，否则必定滑向全面腐败，这是由体制所决定的，与人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