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为奴与欲为奴而不可得的恶性循环周期

　　自从新老秦始皇确立了极权等级制，专制奴婢制，权力高度统一。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称为民主集中制。将人民的民主权力全部集中到各等级一把手的手中，也称为大民主，中国特色民主等等，其实就是独裁专制。于是炎黄子孙就进入了可以为奴与欲为奴而不可得的恶性循环周期，没有别的选择。国家武装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镇压人民，迫其为奴。权力高度集中必然产生权力腐败，百姓申诉无门，官逼民反，欲为奴而不可得。陈胜、吴广等就是欲为奴而不可得，不反必死，乃是死里求生。
　　经历了汉唐历史教训之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文官辖治武官，皇家自奉勤俭，确立一黨执政，就是帝黨独大。汉唐存在帝黨与后黨权力之争，殿堂之上总存在黨争，是亡国之道。宋代将用人权力交给丞相，皇帝只不过是把把关，是虚君政体。丞相有权选择六部尚书，组织政府，推行政令。所以皇帝选择德才兼备之人为丞相，并委以全权，很少干予人事任免。
　　谏官由皇帝进行选择，直接对皇帝负责，为监察部门。谏官的职责就是挑刺，挑皇帝的刺，挑丞相的刺，挑六部大臣的刺。十旬不作为的谏官将遭到罢免，不称职，降职使用，鼓励提意见。皇帝是化家为国，所以家事就是国事，皇家无私。在这样的体制下群贤满堂，为君子黨。其中受到普遍赞誉的是博学多才的王安石，被誉为当代孔子，道德文章举世无双。他的学生吕惠卿被誉为当代颜回，才华出众，智力超群。无论司马光还是苏东坡兄弟，几乎所有君子都与王安石交游。只有苏洵从来不肯与王安石有任何往来，苏洵人称苏老泉。
　　当时王安石屈居下僚，‘蘇老泉有知人之鑒，作辨奸於王安石未用之前。’苏洵说不出王安石什么毛病来，只不过认为王安石逆人性，身上肮脏不洗澡，不换衣服，头上与身上长满虱子。王安石食君之禄，是有条件的，洁身自好是人之常情，而王安石不讲那些，显得有些拗。一旦有了权力，肯定做出逆人性之举，成为祸国殃民的奸佞。王安石白天睡觉，夜里精神，与常人不同，颠倒黑白。口中讲的是孔孟之道，却总有独立见解，字里行间透着股霸气。苏洵认为王安石是王莽一类的人，是伪君子。
　　苏洵并没有活到那一天，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倒领教了王安石的厉害，佩服先父的知人之鉴。君子黨主张以传统王道治国，而王安石则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就是个诡辩家，虽然有才，但是心术不正，不择手段往上爬。为了推行新政，也就是建立权力经济新秩序，政府商业化。此前官商是必须分割的，以防官商勾结，形成权力经济，汉唐立法禁止官宦之家有人经商，从政从商只能二选其一。
　　君子黨都被清除了，名字刻在奸黨碑上，立于殿堂之外警众。苏东坡、黄庭坚等被流放，连苏黄字体都遭到禁绝，更不用说其他了。吕惠卿、蔡京、蔡卞、蔡攸之流成为主流，形成小人黨，也就是奸佞黨，王安石任人唯亲。地方官员赴京述职编谎言赞美新法的，都升了官。反对新法的，都罢了官。权力经济主导一切，垄断一切，连肉菜都归了权力垄断，民不聊生。专制必然产生权力腐败，王安石绑架了神宗，权力经济泛滥，后来演变为花石纲粉饰经济，蔡京、高俅、杨戬、童贯、梁中书之流成为正义道德，以王安石理论为指导思想，形成徽宗时期的奢侈腐化，权力的傲慢，骄奢淫逸，直至两宋灭亡，王安石的徒子徒孙无不是奸佞卖国贼，例如秦桧。
　　鉴于宋代权力过于集中，明代取消了丞相之职，六权分立，六部政府官员由皇帝任免。即便如此，权力腐败还是无法遏制，皇帝颁布实施政令，必须依靠太监，明代的太监形成阉黨，势力超过帝黨。明末后宫十万，大多是太监。崇祯年间补充了七千太监，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武装部队等等，无不任用太监进行监督，太监掌握了国家命运，后来大多投降了李自成，都是不战而降。可以为奴与欲为奴而不可得的恶性循环周期一直延续到始终，只要是专制社会，极权等级制社会，就存在这个问题。新老秦始皇难辞其咎，专制社会就是丛林社会，是弱肉强食的禽兽社会。每当发生经济危机，牺牲的只能是广大弱势群体，欲为奴而不可得，申诉无门，权力垄断一切，权力腐败是导致社会灾难的主要原因。御用文奴们采取诡辩论，声称中国的问题不是暴政问题，而是暴民问题，是颠倒黑白，为的是自身的既得利益，无耻的为强权张目。民主就是人人享有平等的人身权力，而非独裁专制的大民主，权力垄断的特色民主，将人民权力集中到官员手中的民主集中制等等，都是文字游戏，骗人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