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涵养正气，法家急功近利

　　中华传统文化始于道家天人合一理论，天类人，人类天，人身就是个小宇宙。宇宙是大鼎炉，人体是个小鼎炉。万物皆太极，大亦无限，小亦无限。求道者远观天地世间万物之变幻，内查自己身心来认识宇宙万物普遍规律。随着文字的出现，人类思想变得越来越来复杂了，于是人类社会所需的指导思想逐步完善，人需学说为儒家。
　　人类并不完善，有善恶之心，人性与兽性相结合，天理与人欲总在进行激烈的角逐。有的人类或者群体滑向邪恶兽性，弱肉强食，欺凌弱小，于是就需要刑法，也就是以恶止恶之法。法为三去；去足、去势、去头，以法治国，维持秩序。
　　三代之前实行王道，以中华文明引领天下万国走出野蛮，走出原始，迈向人类社会。王道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就是人类社会要讲道理，以理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政府越小越好，最好如同不存在。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天下没有税赋也没有寄生虫，男耕女织按劳分配，是自然经济。
　　秦始皇之后以法治国，权力高度集中，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华夏转变为权力经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贫富两极差距加大。上层社会认为这是最佳社会体制，下层社会截然不同，社会矛盾加剧是必然的。上层建筑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严刑苛法，以法治国，奴役万民，实行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官吏作为真龙天子鹰犬牧民，民为牛羊，理应牺牲奉献，天下财富子女都归天子一人所有。汉武帝后宫佳丽上万，穷奢极欲，对外发动征服，这就是独裁专制。竭天下之财力物力获得几十匹汗血马，被征服民族并不服气，以力服人是口服心不服的。
　　权力腐败是专制社会的癌症，两汉沦丧，均由于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在以法治国的招牌下实行的，谁有权谁就说了算，只讲权力，不讲道理。无论霍光还是王莽、董卓、曹操等，都是权力在手之后恶奴欺主，偷天换日，并非以法治国，而是以法篡国。在严刑苛法之下，分散的百姓面对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反抗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外患成为主要敌对势力，权力腐败导致人心涣散，社会道德整体溃败，举国上下都在顾私利，强敌压境则土崩瓦解。魏晋为东汉被篡后的变体，野蛮民族以武力征服了汉民族，五胡乱华，只讲权力，不讲道理。隋唐是鲜卑贵族之后所建立的，接受了汉文化，化夷为夏。民族主要以文化道德进行划分，与人种无关，入夏则为夏，入夷则为夷。
　　晚唐亡于权力腐败，异族杀入是最后的绞索。五代十国就是强者为王，强盗割据，后来归于宋。宋末权力腐败无法遏制，亡于金、亡于元，蒙古中国建立。野蛮民族大多实行奴隶制，秦始皇之后的极权等级制社会亦是奴婢制，奴性是主要国民性。奴化教育成为主流，百姓只要听话服从，不需要思考能力。蒙古上层建筑的权力斗争如同丛林争斗，蛮夷无亲，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手足无情。强者为王，没有道理好讲，只讲暴力。权力腐败更甚于汉人政权，权贵普遍没文化，粗野残暴，没有人性。
　　儒家涵养正气，法家急功近利。刘伯温制订科考制度，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作为教科书，士子首先得懂得春秋大义，做人之道。以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指导思想，辅以法制，实行殿堂民主，涵养正气。鼓励民间讲学，百花齐放，汉文化在明代大放异彩。专制社会必然导致权力腐败，这是社会体制所决定的，权力高度集中。大明王朝几兴几衰，亡于清，明末的忠义节烈是历代之最，抗争雉发奋战了十余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不改五千载华夏衣冠。明清交替的玉碎瓦全就是典型示范，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这有赖于二三百年来的涵养正气，儒家学说功不可没，人心不死。
　　辛亥革命始于民族反抗，主要是反清会党势力。北方苏俄趁此机会输出革命，控制了中华，急功近利成为主流思想。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为儒释道，儒是入世，释道为出世。儒家涵养正气，法家急功近利，这是汉民族未来的不同发展之路，也是君子小人的分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传人往往就是几个人，例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却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尽管只不过是个贫民百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正气书写历史，秉笔直书，比官方修史更加具有公信度，连满清皇帝也不得不佩服。这就是中华民族之根，中华传统文化道德的传人，君子士大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