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而不进，中国改革的最大风险

 文/巨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已走过30余年的历程，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也存在不少诸如社会失衡、劳动者的权益被忽视、腐败现象严重、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结构不合理，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科技含量低，产业升级慢，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过大，矿难食品等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而对于以下现象，更应该百倍地加以关注和警觉。

一、中国改革出现徘徊迹象。（1）三农非市场化改良和行政干预。尽管我们的改革是渐进的，但既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建设市场经济的方向已经明确，那么农村改革就应该以引入和遵循市场规律减少非市场因素为要。家庭联产责任制是立足村集体管理模式的战术发挥，存在局限性和宏观决策缺失，其出发点就是土地公有制，是封闭固定的村集体管理模式的改良，其本质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相悖。但是家庭承包制在全国铺开已近30年，却没有及时对这项产生于基层的带有局限性的管理模式进行整体性宏观性和市场性升华，农村改革出现了渐而不进的现象，仍然坚持了以非市场的家庭承包制为模板的经营模式，于是城市化和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拉大，生活必需品供应波动剧烈，甚至一度不得不进行价格干预，至今限制粮食出口实际上仍然是价格干预的延续。04年以后的5个一号文件就是针对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徘徊的情况出台的，主要做法是免除农业费和增加农业补贴、加大政府干预等非市场手段，增加了财政负担，显然与市场化改革方向相悖。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仍然以政府干预、补贴、扶持及各种“工程”等非市场手段为主，虽可立竿见影，却不能根除三农顽疾，陷入了补则粮贱伤农，不补则荒地歉收的怪圈。原因就在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确定以后，作为非市场的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潜力已尽使命已基本完成。而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未来多数农村注定将萎缩，过度在农村铺张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或许将是浪费和摆设。(2)社保全民化步履蹒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尽管十七大提出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保体系，却仍然延续二元制诟病，收入越低的群体社保水平越低，本身就是放大社会差距，非农群体保障标准高于农民和农民工的不平等现象，农民的医保更是低得可怜，今年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10000元大关，说明二元体制弊端依然延续。（3）政治改革裹足不前，代之以行政体制改革，企图偷梁换柱以行政体制改革拖延和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时事评论家颜昌海评论说，官场上甚至有人提倡转而回到古巴朝鲜的体制，知识疯子就跟着油腔滑调地媚笑，呼喊要建立“新权威主义”，甚至连“渐进式民主”，也被有些学者专家否定掉。

其实通过自上而下的民主变革，以和平渐变的方式走出几千年的专制阴影，与发生暴力革命相比代价最小，朝野双赢，社会波动较和缓。但这条稳妥的道路，开明的官员认同，民众也接受，可就是部分当权者及附庸学者拒绝。国家面临变革的多次机遇，却被既得利益者一再坐失，致使改革大业长期渐而不进。

在经济危机的降临中，某些当权者并不意识到政治危机的危险，仍希望凭借固有的权力，继续用强硬的非市场手段来治理国家。30年来的改革，国家力量在提升的同时，官僚腐败和金权勾结、社会失衡、劳动者的权益被忽视、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结构不合理，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科技含量低，产业升级慢，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过大，矿难食品等安全事故频发让当权者的信誉扫地，民众的觉醒和民主意识在发酵；非理性的抗争一旦触发，官民都会陷入困难境地。

社会失衡从根本上说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决策群体组合失衡的反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等弱势群体难以参与决策和进入决策层是导致三农及二元结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原因。笔者曾从事基层人大政府工作多年，各级人大中农民等弱势群体的代表极少，即使与农民最接近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也基本都是干部和非农人士，真正是农民的也非常少。即使规定一定比例的非党农民身份，也都是由不填写党员干部身份的乡村干部分享,全部是镇直部门和村党支部书记。人代会其实是党代会的翻版。投票选举也基本上是在走过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虚伪和荒唐令人失望。这不是个别情况而是各地的普遍现象，在党的领导体制下，一切都是党说了算，不是基层人大能左右了的。各级党的一把手也身不由己。在县级代表分配上，城市约800人选一名人大代表，而乡镇五六千人选一名。在直接与三农打交道的乡镇干部使用上也是百般歧视，从上级派到乡镇的干部都是重用或提拔，任实职，而且乡镇领导干部多从上级下派，乡镇一线极少晋身提拔；而乡镇领导干部如果回城，除党政一把手外，多数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没有实际职务，好像犯了错误似的。这种体制造成农民等弱势群体意见难表达和参与决策，县乡机关长期外行领导内行，三农问题极难正确处理和向上反馈。而我们的三农干部和“专家”大多也都是非农人士，有的所谓三农专家仅仅间接地和农民打了三五年交道，偶然被高层“发现”而成为专家名人，这样靠“偶然垂顾”光环十足的三农管理体制，除了成就个别幸运儿以外，显然不会为全面了解和解决三农问题起多少作用 。因此，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在经济基础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市场化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政治民主竞争机制，解决三农和二元结构等社会失衡问题，必须依靠改革政治体制，完善社会民主政治，实现全民平等参与选择和决策。

二、历史上改革缓进或渐而不进，错失机遇断送改革的事例不少。日俄两国分别是中国的东西邻居，近代都曾尝试进行改革，其结果却大相径庭。自称向西方寻师问道的小学生的彼得一世自1697年3月组织使团出国学习开始，以欧洲发达国家为师，进行了诚心诚意全面向西方学习和改革的尝试，历经20多年就使俄国趋于强大，尽管有些做法似乎有些极端，甚至为割除陈规陋俗而征收胡须税。但正如马克思的评价：“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或许正是这样毫不犹豫的改革才是最有效的。

日本自1868年发表《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须使各界遂其志；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872年在“废藩置县”的基础上，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对封建幕府制的破旧改革。自1867年派岩仓具视率48人使团出访美英法等12国，上下一致学西方，求知识于世界，进行文明开化，大肆置产兴业。到1890年代中期甲午海战时，便以工业国亮相于大清，初步具备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实力，前后仅20多年。他们都是上下一致激进改革成功的例子。

而中国清末的渐进式在学习西方上三心二意，难以超脱自我，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技以制夷”等改良争论中，难以割舍旧体制，长期渐而不进在徘徊中失败。

日本和泰国都在近代实行了君主立宪，而泰国在限制君权上改革不够彻底，结果泰国民主政体难以完善，一直乱象不断。

发生在战国初期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虽然一度曾使使魏国楚国富强起来，但由于后来的改革相对停滞，结果输给了改革较晚但却比较彻底的秦国。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与激进改革相比，渐进式改革往往有着更大的反复性和风险。也许与其他国家相比，积淀封建专制几千年的中国更需要猛药才能当地旧体制就弊端真正完成改革的历史使命。

在社会变化节奏缓慢的封建时代20年就能进行的改革，而于社会节奏变化飞快的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社会体制至今还在非驴非马的状态下运行，尚处于攻坚阶段，各种关系尚没有捋顺，二元体制仍没破题，诸如劳动权益保障法、8小时工作制之类涉及社会公平的政策法规难以贯彻落实，国家法律出现了不少光通过不执行的现象，因此，必须时刻警觉改革渐而不进甚至倒退的悲剧发生。

三、渐而不进贻误改革。原因在于：（1）渐进式为复辟留下回旋空间。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渐进式易产生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甚至以改革之名行复辟之实。加之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目标不明，试验试探性动作太多，导致社会和经济的低效率甚至混乱。由于改革在理论实践和经验上相对薄弱，保守势力竭力编造美丽谎言搬弄是非，造成人民群众对改革和保守真伪难辨，极易为保守派所乘，导致名改实保。（2）渐进式如果太慢，就意味着徘徊不前和低效率，极易耽误时间错失机遇，最终导致落后和被动挨打。（3）由于渐进式易造成体制机制长期不能完善，新旧体制的排异、频繁而持续的阵痛、分配不公、腐败滋生等，极易导致人民对改革的怀疑和失望，被保守派利用，为继续改革增加阻力。

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改革初期的成功者，对改革的阻碍。（1）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社会集团不愿打破对他们有利的现行体制。（2）所谓改革先行者、在政治经济上获得成功者，他们往往利用改革初期存在的诸如双轨制之类体制机制混乱，靠钻政策的空子而取得成功，他们希望那些不合理却有利于他们的机制和政策继续保持下去。（3）改革关键阶段，往往是改革与保守势力对峙时期，易造成执政者知难而退，以稳定为由回避改革，少有闪失就会出现反复而葬送改革大业。（4）面对已有成绩，执政者往往产生安于现状不愿多冒风险接触矛盾，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求稳怕乱的心态。极容易对遗留下来的旧体制旧弊端不肯忍痛割爱，结果是犹豫不决坐失解决问题的大好时机，而反受其害。笔者以为，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不应该是改革和保守的握手言和，新旧体制的相互妥协。

改革渐而不进是未来中国最大的危险。在已确定建设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就应该快刀斩乱麻，彻底改革旧体制，清除与市场规律和机制不相符合的各种因素和非市场基因，避免异体排异反应，实现国民经济的完全市场化，消除产生腐败导致各种双轨制和二元结构的根源，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和谐。

200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