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迷茫的新农村建设

文/巨岳

一

 “农民要想富跳出农门谋出路”，这是不少到过华西、南山、长江等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参观的朋友私下发出的感慨。不知为什么，巨岳也有同感，但凡取得辉煌成就的‘新农村建设’领军典型，基本上都是靠搞非农产业起家的。当今几乎所有中国农民，如果不外出打工搞点非农活动，单靠种那一亩三分地将毫无出路。

山东烟台市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靠5000元办起工副业，而后滚动发展，陆续上了精纺、热电厂、铝业、酿酒、轻合金、旅游、电子软件、农科园等项目，形成了多产并举的繁荣局面，并先后兼并了周边11个村，如今，南山村总资产175亿元，年销售收入126亿元，进入中国大型企业500强，村民人均年收入15000元，家家住进了统一建设的别墅小楼。

江苏华西村70年代“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走了，就转身进工厂”搞非农产业。2004年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人的收入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2009年，华西村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村。2010年实现销售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600万元--2000万元。华西目前主要以非农产业为主，名义上是农村实际是城市。

江苏长江村的李良宝1961年，担任生产队的会计。1971年，调至长江村从事经济建设，随后就创办了窑厂和五金厂，后办起了长江化工厂、螺帽厂、农机队等企业。1972年，以700元集体资金起家逐步缔造资产雄厚的新长江集团。2011年长江村下属的新长江集团位列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中的第195位，在中国百强民营企业中名列第13位，强大的经济实力让长江村每年都给村民派放各种福利，从最早的送别墅、送股份，到后来的送现金，送消费券，一直到2012年的送黄金，让村民得到了实惠，是江阴市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河南南街村的王宏斌80年就认识到在七分地里刨食，永远也刨不断穷根， 要想富，必须搞企业。当年日产20吨的面粉厂终于建成， 次年全县规模最大的砖厂建成投产，工业产值达到40万。南街村集团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属28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

我们不能否定这些村冲破政策束缚，走出一条跳出农门，就地转型跨越步入城镇化的成就。他们走的实际不是农业发展的道路，而是新农村名义下的非常特殊的非农化城镇化的道路，他们的发展模式不具普遍意义。他们名义上是“村”，实际是工业园区或非农业的城镇。将他们定义为新农村和现代农业的典型让各地农村效仿，不仅不可能获得成功，反而会使中国农业误入歧途，甚至派生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高层和农业部门将这些“村”标榜成“新农村建设典型”，是失策者对成功叛逆者的无奈‘招安’，与破落户拉几门富亲戚炫富一样可笑和无聊，更改变不了中国农业政策基本落伍的现实。

5月13日，中科院发布报告称，中国农业经济水平比美国落后约100年。2008年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韩国差36年。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仅为美国的1%。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块短板。未来40年，中国需要把2.8亿农民转移出去，农业劳动力总数将从3.1亿下降到0.31亿。为此，专家们提出建议，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我赞成中科院对中国农业发展状况的评价，但不赞成他们提出的解决策略。其实，阻碍农业发展和农民转移出去的根本原因并非户籍制度，而是农村非市场化的土地制度。目前各行各业在用人上基本打破了户籍限制，农业非农业户籍基本形同虚设，在各行各业都有农民的身影。真正制约农民脱土离乡转移出去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土地非市场化流转制度和不合时宜的农村政治体制，有名无实的村民自治制度。

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个别靠非农产业发展起来的村镇，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幸运的，但对全社会来说，他们是叛逆者和侥幸者，他们仅仅是在非正常的城市化过程中抢到一杯羹而已，对理应以养活国人为己任的中国农业来说，显然不是应走的路子。既然他们已经闯进城镇化，就应该正视现实以城镇对待，再将其定义为“村”，甚至树为新农村建设典型必将误导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现在农民不能靠从事农业致富，农民不愿种地不热爱农业，既是当今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悲哀，更是中国未来的不祥之兆。

我们的媒体整天动不动就要农民感谢政府的好政策，我们不知，是农民应该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还是政府应该为农业失策向国家和农民道歉？看一项政策好与不好，单看它所针对的行业和人群的社会地位、收入状况，就可一清二楚。城乡“同票同权”口惠而实不至，涉及农民的各类社会保障总是低人一等，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农民的社会地位持续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今年3月发表的胡润研究表明，中国拥有亿元人民币资产的富豪达6万名，拥有千万人民币身家的富豪更是多达96万名。中国排名前1000名富豪的财富来源中，23.5%出自房地产行业，19.1%出自制造业，6.7%从事投资领域，以天然资源、信息技术及新能源致富的比例分别为6.5%、5.8%和5.6%。单靠从事农业致富并成为富豪的更是凤毛麟角。

富豪强势产业皆出自非农产业，足以说明中国的农业和农民社会环境的艰辛，这样的政策有什么值得农民感谢的呢？

近年来，国务院一再强调稳定CPI，稳定粮价菜篮子和猪肉价格，然而，它们的价格却总是喜怒无常，去冬的菜贱和今夏的菜贵再次让人心惊肉跳大跌眼球，生猪价格波动无常让养殖户穷于应付。迹象表明，中央十多个‘一号文件’越来越多的补贴和行政干预不仅未能稳住农业这个基础，反而使其越来越桀骜不驯，发展规律令相关部门捉磨不透，令高层把握不住，中国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似已陷入迷惘之中。2012-5-16

二

越来越迷茫的新农村建设（二）

 “农民要想富跳出农门谋出路”，这是不少到过华西、南山、长江等所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典型参观的朋友私下发出的感慨。不知为什么，巨岳也有同感，但凡取得辉煌成就的‘新农村建设’领军典型，基本上都是靠搞非农产业起家的。当今几乎所有中国农民，如果不外出打工搞点非农活动，单靠种那一亩三分地将毫无出路。

难道中国农村就没有一条既能做强农业又可以让农民致富的路子可走吗？显然不是。

农业是对土地阳光等自然资源严重依赖且市场范围和规模相对固定的行业。在土地不能增加的情况下，农业产量增幅不大，何况在需求增幅不大的情况下，增产太多也没人消费将会促使价格下降，根本不能增加农民收入。单靠那点土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即使实现土地集约也只能使少数农民致富，多数农民要想富必须从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

历朝历代循环出现的封建周期律其实就是土地集约与均田的怪圈。当一个朝代土地高度集中导致少数人占有土地，多数人无地可种饿肚子，贫富差距悬殊，于是社会矛盾激化，直到动乱乃至战争改朝换代，冲破旧的土地所有制体系，达到土地占有相对均衡，人人有地种有饭吃，使社会实现相对和谐。而农业自身土地市场化流转必然导致土地重新集中，一部分人成为地主，而更多的人则由于种种原因丧失土地，需要另谋生路。由于历代统治者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导致非农产业发展缓慢，社会分工基本停滞，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极少，不能容纳众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就业的需求，导致众多失地农民没有收入来源，没有生活门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矛盾激化，派生社会动乱，重新步入改朝换代铁律。所以，不解决重农轻商弊政，不清除阻碍社会分工顽疾，中国就不可能跳出封建周期律。

为了破解周期律不少仁人志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孙中山要‘平均地权’，中共搞‘打土豪分田地’。新中国建立后，土地归集体，表面看人人有地种，其实地权不归你，国家实行户籍制度，城乡分明，壁垒森严，农民的手脚被限制在一亩几分地里，撑不着饿不死，也富不了。农民和农业内部消除了竞争，也铲除了孕育农民领袖的土壤。农民万念俱灰，政权安全了，广大农村却死水一潭了。直到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农会，国家决策层和议会里基本没有农民身份的人。解放战争名义上是解放农民，分土地给农民，但就整个农民群体而言，不是被解放，而是被捆绑，他们的土地实质上是被政府无偿的剥夺了。农村土地并非农民所有，而是当政者所有。现在，农民祖祖辈辈坚守的土地，政府随时都可无偿剥夺，每亩地给农民几万元的‘补贴’，转手卖给开发商，动辄几百万至上千万元。这大概不是因为农民憨，也不是因为官员们精明，而是因为农民的手脚被无形的魔绳捆着。

现实存在的二元体制和家庭土地承包制捆绑和限制农民脱离农村，大多数农村在这种体制的制约下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现在农民留着土地外出打工，基本都是由于不允许土地出售导致的‘一手摁俩鳖’怪像，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粮食生产成本。华西、长江、南山等村敢于冲破体制和弊政约束，侥幸拼出一条坎坷的城镇化道路，是中国农民与命运抗争的奇葩。他们的成功只能说明中国农业政策的保守和不合时宜，映衬了部分农民的睿智，揭示了农民处境的无奈。随着大企业大集团的出现，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还未发展起来的广大农村再想靠哪种原始手段完成资本积累并成长为华西、南山、长江那样的典型的希望越来越小，学习和模仿“新农村建设典型”基本上是徒劳的。

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就是粮食保障、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问题。粮食保障问题就是保证粮食安全解决养活中国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保障适当数量的耕地面积，二是保障满足全社会需求的农产品产量，总产过多会粮贱伤农，总产过低价格波动太大影响稳定，所以农产品并非越多越好。也就是说即使农业增产，只要不减少农民数量，也不可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既然农民不能靠增产增加收入，那么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只能将农民群体减小，在土地面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数量减少了，即使维持现在的产量，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也会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提高了，农村人口减少了，农村的自然环境、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状况才会改善，从而实现农村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既然要减少农民，就必须想办法让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要想让农民脱离土地，就必须让农民有将土地公平合理出手的途径。显然这个最合理的途径就是出售的途径、市场的途径。也就是说，应该给农民一个市场机制，一个让土地市场化出售和集约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脱土者心甘，留守者满意。离乡者再无牵挂，倾心于非农产业；守土者充满希望，锐意做大做强农业。才能解决农业人海战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走上自强之路。

既然建设市场经济的方向已经明确，那么农村的体制机制改革就应该以引入和遵循市场规律减少非市场因素为要。但是目前所坚持的家庭承包制仍然坚持了以非市场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模板的经营模式，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制约了农地的市场化集约，束缚了农民转移出去的脚步，加之农村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民自治’体制的行政干涉，农民被固定在一亩三分地，实际上已经丧失通过市场经营做大做强农业的可能性。虽然在当初迅速实现了粮食的增产，却使我国农业陷入长期非市场化窠臼，错失市场化良机。当前提倡的所谓大户承包，也只是在本村范围内有限非市场化集约，存在侵害农民利益和不公平，常引发社会不稳定，迟滞了市场化大农业的形成和发展。村民自治被支部架空的有名无实，‘万名干部下基层’驻村帮扶，名目众多的‘惠农补贴’，不是在完善农村的市场机制，而是在逆市场化而动。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被基层组织强行集约或‘种植结构调整’，农民的地权和利益毫无保障。

正是由于农地市场化流转集约被阻断，中国农业不能像企业那样做大做强，农民被一亩三分地牵挂不能完全脱离农村融入城市，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农民难以实现资本积累，很难创办与农业相关的加工服务业，使这些行业严重依赖非农资金介入，逐渐被非农产业所包揽，农民的收入、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越来越被诸如种子农药化肥等涉农服务业所盘剥。近期有报道说，中国的种业已被国际种业垄断，其原因也在于农地长期被家庭承包制限制，难以实现规模经营，难以保证种子质量，不适应种子业发展和壮大。种业经营需要大面积统一种植和隔离，以保障授粉质量。家庭承包制所导致的小块土地相互穿插，使种子地集约和隔离问题成堆，劳动效率难以提高，质量管理成为老大难，使国产种业难以与国际种业竞争，从而助长国际种业在中国畅行无阻。

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非农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城乡互动剧烈农民脱土与城市劳动力不断增加的需求之间本就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能出台土地市场化流转的相关政策，辅之以覆盖全社会的社保体系，则农民去者乐意，留者安心，后顾无忧，我国城市化水平远比今天高得多，农村人均耕地和收入都比现在多。显然这是农村机制转换矛盾最少、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时机。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对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进行市场化升级，没有赋予决定农村命运的土地市场化流转的功能，使我国农业游离于市场经济体系之外，难以与非农产业进行市场化对接和互动，错过了优化农村政策的最佳时机。加上长期形成的诸如户籍、社保、价格等二元体制的制约，使农民游而不离，人口难减，人均耕地不增反减，造成农业非市场化运行，成为市场经济的死角。由于农民死守着极少的耕地难以完成资本积累，本应自成体系由农民自身分工派生的农业服务产业严重依赖非农资金介入，种子化肥和农药机械等收益较高的农业服务行业逐渐被非农产业所蚕食，农业的社会产业分工机能被绝育，难以派生自成体系的农业服务产业，农民只能呆在对市场最没发言权任人盘剥的最原始最狭隘的种植一线，或者外出打工出卖劳动力。

看来，产生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目标明确的一揽子社会改革方案，城乡改革分离，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城市经济已基本市场化，而农村仍然难脱集体土地所有制窠臼，使农村农业和农民实际上成为市场经济的弃儿，他们有为社会生产廉价粮食支撑非农产业低工资的义务，却没在同一起跑线与之平等竞争的权利和实力，这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十七届三中全会前，不少媒体曾解读，中央将给与农民土地经营权市场化流转的权利，但后来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总之，宏观决策缺失是导致三农问题的战略因素，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解决农地市场化流转问题，让想脱离土地的自由变卖房产土地开心地离去，让有志于农业的能买到土地做大做强农业。怕触及难题、不搞改革、修修补补，显然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土地仍然没有真正分给农民，农村土地不是农民所有，而是决策者所拥有。农村土地流转的非市场化，将导致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难以保值转换，催生基层腐败和土地资源浪费，乡村腐败、住宅空心化和圈占土地，使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越来越加迷茫。 最终农民将以主业破产的形式，被迫放弃土地草草参加城市化，成为城市中的贫困群体。  2012-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