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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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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明老师是1987年春天自杀的。他是在杀死他的女学生蒋友梅之后一个多月后自杀。她与蒋友梅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是男是女我忘了。
杨之明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说话慢声细语,他短暂的当过灵璧县藕庄乡乡长,在进党校学习之后,国家有政策不许从教师队伍中抽调干部,就又回到学校,任职于韦集中学高中,任高一高二政治课教师。
杨之明老师的很多学生跟我是同学,我们虽然并不相识,却心仪已久。他当我家乡的乡长,代职在灵璧党校学习,那时我在娄庄农职高读书,周末回家常常能够碰到。一次回家,我父亲赶着驴车,我坐在车上,正好杨之明从党校学习回乡里,我们半路相见了。那是初次相见。我的毛驴疲惫不堪,很慢,他是骑自行车,瘦弱,好像有哮喘病的样子,也很慢。他不停地看我,我也不停的看他,我猜他就是杨之明。我出于自卑不敢主动与他打招呼。他的车就贴着我的驴车走,有几次车子摇晃的厉害,差点倒在我的车上。是他打破了这尴尬的状态。
他说:“你是汤池文”。
我说:“你是杨老师。”
“我们认识了。”
“我早就知道你了。”
“哈哈,以后有事找我。”
我是心花怒放。这对一个17-8岁的孩子来说,自己的父母官对自己如此的抬爱,并且是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这是何等的骄傲呀?!我那时是很自卑的,总觉得被人看不起。他这样对我是多大的鼓励啊!以后我能够积极投身各种公共活动之中,与他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永远感谢他,即使他是一个罪犯。
1985年,韦集高中复开,我回到韦集中学。杨之明老师就是我的政治老师。他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把他在党校学习的笔记都赠送给了我,让我好好学。
我们的熟悉程度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说话,仅凭呼吸就可知道对方。一次停电,晚自习没上,我和张树峰一起散步,天黑又加阴天,很黑。有一个人骑车走过。我说:“这是杨老师。”
真的,过了几分钟,骑车人回来了。他问:“是汤池文和张树峰吗?”
我说:“我猜到就是你。”
“凭什么?”
“你喘气声,好像气管炎。”
杨之明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他举例子,总爱说皮鞋。于是便获得一个外号“皮鞋”,他的儿子外号“小皮鞋”。以至于后来,他再说皮鞋时,自己都笑了。他讲课非常带劲,这主要是因他对政治课的热爱。他几乎整堂课不看课本,对问题的阐释真是层层剥茧,丝丝入扣,而引经据典,宏论妙思,如江河滔滔不绝。那是改革的时代,是满怀希望的时代,谁都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对未来的憧憬,对国家的热情,使人意气风发,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豪情。他的课简直就是火种,年轻的高中生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喜爱他。
但是好景不长,他与蒋友梅的恋情暴露,不久又生了私生子。学校不让他教高中了,去带初一的青少年修养。他心不甘,但又无可奈何。我想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可能是导致他在毁灭感下怀恨杀人的原因。
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学校,传说他带女学生私奔了。蒋友梅是教他小学时的学生,据说很漂亮,我没见到过。有一段时间他想给她找婆家,说给他的学生杨夫田。我猜那是他内心在挣扎。但最后没有战胜命运的摆布。
他是在杀人后一个月之后自杀的。3月20后就传说他用砖头砸死了蒋,但并没有警察来找他,他又回到了学校。我们去看他,非常的惋惜。他很颓废,常低着头一言不发。又一次他问我,他如果不跑是必死无疑了,跑不跑呢?跑是肯定可以跑掉的。但是我当时迂腐,在这么信任我的人在内心挣扎最激烈的时候,我说“你是教政治的,你要负责任。”
那天晚上,大概是4月22号,警察来找他了,不知怎么搞的,警察后来又走了,并没有带他走。那夜是阴天,他让他儿子来叫我去他家。他住在教师宿舍最西头一间,靠近厕所。我去了他家,他坐在床上,我依着放着厨具的桌子。他对我笑笑,我感觉到他在颤抖。我也很忧伤。我们没有说话,就在那发呆。没有安慰,只有等待死神降临的忧伤。我知道,他选择了承当,他的心已经安定。他找我来,或许就是向我有个交代。他此时一定在想,将来我这个学生可以代表国家,知道他的罪行,也知道他为自己的罪行承当了。他是个大丈夫。
但是到9点多,警察依然没有来。他说要回家了。外边的天虽是阴天,却并不黑暗。到了厕所拐弯,他拉住我的手,紧紧的握住,说:“池文,不要忘了我!”
我重重的点了头,说:“一定!”
我答应的何等的庄严,仿佛我将来必是国家主人,现在代表国家宽恕一个认罪伏法的罪犯的灵魂。
他走了,那夜下了小雨。第二天人们发现他死在仲庄的麦田里。有不少同学跑去看,我没有去。他服食了鼠药,死前异常的痛苦,衣服都扯开了,肚皮曝露,浑身湿透。
22年了,我很惭愧,辜负了老师的期望。不仅不能代表国家,甚至连是否被承认是中国人都是个问题(1)。一想到这里,我就痛心,仅以此一小文,当做一支灰色的的小花,一支无土可插的小花,献于那个忧伤的魂灵。
解释:我们有权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