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

   以上的语录摘自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文章写于1853年5月20日，发表在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距今天已经156年。这里除了“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不存在以外，把“鸦片”用“金钱”代替，套在今天的中国，是何等的贴身！

  马克思所期望的中国革命，若从戊戌变法开始算起，进行了一百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原点。只是“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不见了，满眼是“与时俱进”的新贵们。

   中国不是一个做向前运动的国家，它总是围着圆点做循环往复运动。是中国人与世界大多数人类的人性不同吗？是中国人就喜欢像蒙了眼睛的驴子，无休止的在磨道里转圈儿玩？不是，自由，平等，人权，哪一个中国人不向往，只是被强大的权力所制服，别说不敢争取，就是意淫一下，也是罪行。有人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下，现在不适合实行民主。但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在今天是毁灭殆尽，国人的素质也因罪恶横行而下降了。是谁在使中国的道德败坏？是谁让中国人民素质提高到可以实行民主的标准变得遥遥无期?是与156年前毫无变化的权力。在1853年1月5日，咸丰皇帝颁发上谕，责成南方各省减轻捐税，允许缓交，绝对不许额外再征。“......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如果说那是鳄鱼的眼泪的话，今天连那点眼泪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张鳄鱼的大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