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习惯了卖力气挣饭吃的建筑工人们来说，有证还是无证，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是上海胶州路公寓大火后首批被拘的四人。
        在“头七”祭奠现场，一张卡片上写着：“向遇难的民工和保姆们致哀，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

11月15日，电焊工王永亮到上海的第30天。这一天电焊包工头沈建新分配给他和工友吴国略的工作是：在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外墙改造工程的第10层，焊接脚手架承重工字钢。
在他们头顶的22层和26层，脚手架管理员李新模和陶余武在给钢管刷漆。再往上的28楼，十几名来自重庆梁平的架子工正在继续向上搭建脚手架，管理架子工的包工头支上帮在他们之间巡视。
下午2点，一场猝不及防的大火包围了整幢大楼。大火发生后不到24小时，上海警方公开了事故初步原因：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4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拘。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在被拘四人之列。
十天后，他们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式批捕，同时批捕的还有其余9名犯罪嫌疑人，13个人的罪名都一样——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截至目前，大火已造成58人死亡。李新模和陶余武的名字已被列入死亡名单。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最后的施工
吴国略父亲收到的拘留书上，记录着吴被抓捕的时间：午夜零点18分。
除了是一名在江浙沪的工地辗转多年的电焊工之外，吴国略还是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一个服装厂女工的丈夫，以及一个经营着电器维修铺的老汉的儿子。
来自江苏建湖县的吴国略来到胶州路工地刚好一个月，之前他和妻子在浙江平湖打工，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无非就是为了工钱多一些”。
吴国略是5年前开始做电焊的。吴的父亲说，吴曾在盐城一家技校经过专业培训，拿过电焊证，但由于没有年检，证件可能过期了。
火灾发生当日中午，吴国略在电话里告诉妻子，他在八楼的脚手架上，当时风很大，晚点再和她说话。这是吴与家人至今的最后一次通话。
和吴国略一样，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王永亮也刚到上海一个月。一个月前，他和妻子曾通过一次电话，当时王永亮从广东潮州一家瓷器厂辞职，想到上海闯闯，到上海的时候王已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跟亲戚借的。
在老乡的引荐下，之前跟别人学过半年焊接的王永亮加入了沈建新的电焊队伍，工资每天120元。沈建新，便是后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负责分包电焊的沈某”。
23岁的沈建新和吴国略是老乡，已有七八年的电焊经验，据沈的爱人说，这是沈第一次接这么大的高层住宅，火灾当天，意外摔了一跤受伤的沈正在家里休息。
其时大楼的电焊工作已经结束。但由于楼层太高，一楼的脚手架基础难以承受这么大的重量，施工中在10楼、16楼、22楼分别焊接额外承重的工字钢。
在11月15日中午，施工现场的监理发现10楼一处脚手架“松了”，王永亮和另一名来自江苏的电焊工因此被叫来再次焊接加固。
事发后除王永亮之外，还有五名电焊工接受了警方调查，一位接受过调查但免于刑拘的电焊工说，他经过技校培训，是有证上岗，而王没有证件。
幸存的民工没有人能说清楚火是何时从何处引燃的。大火蔓延至整幢大楼才引起所有人注意。脚手架管理员陶余武的妻子从大楼旁的住处出来的时候，大楼已被浓烟包围，而侥幸逃出的人群中始终没有丈夫的身影。
架子工们都逃到了楼顶，有人提议用尿液把袜子浸湿抵挡浓烟，有个年轻小伙子觉得太恶心拒绝了，但他成了第一个晕倒的人。
大约5点，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被几个人从楼里抬了下来，当时他满脸漆黑，脚都站不稳。清醒过来的支上帮似有预感，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浦东家里的妻子打电话：“出大事了，大楼着火了，你拿几件衣服和孩子回老家。”
楼顶的十几名架子工是最后被救出来的，消防员最终冲进大楼把他们半拉半抬了出来。在有毒浓烟和烈火炙烤中坚持了半个下午的他们逃出生天后，被立即安排接受调查询问，为此在附近派出所的走道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从派出所出来，强忍着喉咙的疼痛，工友们找到一个简陋的饭馆，对着廉价的白酒，一干而尽。“能捡回一条命，已属万幸。”一位工友说。
架子工李新模陶余武：干活、睡觉、干活
李新模的遗体是在楼道里找到的，当第二天他的家人在龙华殡仪馆里看到他的时候，这位身高只有156厘米的安徽太湖人鼻孔和嘴角还有残留的鲜血，估计是在往下逃跑过程中窒息而死，而他的工友陶余武已成焦炭，只能通过DNA确认身份。
和已被刑拘的支上帮一样，李新模和他的同乡陶余武都是1992年前后到上海的，当时，上海刚刚开始开发建设浦东新区，整个浦东遍布工地，支上帮最初以在菜场卖鸡为生，后来，在静安一位退休官员的介绍下，做起了架子工。
那会儿的脚手架还由毛竹制成，而上海建筑工地的工人构成正是从当时形成：江苏人做外饰装潢，安徽人搭脚手架，四川人做苦力。支上帮当时的工资一天不过8元，从8块钱一天起家，支用了十多年的工夫，拉起了自己的包工队伍。
李新模没他的老板这么幸运。由于身材矮小，又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脚手架保管员，他很难找到什么好活，为了供老家子女读书，李在上海过得相当节俭。抽烟只抽大前门，喝酒也只喝5块钱一瓶的双沟，衣服从来都是捡来穿，在龙华殡仪馆里见他的遗体时，身上穿的还是侄孙女军训时的迷彩服。
除了偶尔和工友们打点小麻将，李新模的生活单调得就像一张白纸：干活、睡觉、干活，周而复始。但他似乎却很少抱怨，有一次有个亲戚跟他借了200块钱，他身上钱不够，最后跟包工头的老婆转借了50块钱。
偶尔喝多了，他也会絮叨一下自己的悲苦。他总说他活着唯一的奔头就是能给家里盖一栋楼房，让儿子结婚。
陶余武挣钱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孩子。儿子今年上高三，女儿上初中，正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每年开学前夕都是陶余武往家寄钱的日子。干活之余，陶的唯一娱乐是租武侠小说看。
按照原来的计划，再过几日，脚手架完工后，他们也就与这座高楼没有关系——散居于这座水晶般城市的各个迂折弄堂的他们，将会为新的高楼围搭脚手架。
和胶州路公寓里的死难住户一样，这些在大上海讨一小碗饭吃的农民工们的生活，也因一场大火戛然而止。陶余武的老婆有着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沉默，她好像不知道该如何释放自己的情感，总是说着一句话：“这是命”。
包工头支上帮：没搭过这么高的脚手架
大火后一天的傍晚，包工头支上帮的妻子去胶州路给死难者磕了个头，她是悄悄去的，怕被别人看见。在她的理解中，她的丈夫犯了大事，而她同样担心的还有那些租来的脚手架，“不知道被查扣后还会不会还”。“钢管值好几百万，如果不给人家，人家跳楼怎么办？”她说着就哭了。支上帮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被冻结，拿不出一分钱。有个北京律师想帮支上帮做代理，不用给律师费，只出点来回路费就行，支上帮老婆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今年是支上帮生意最好的一年，在支妻的印象中，支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每天天还没亮，支就去工地了，要晚上10点多才回来，世博会期间都没有停过。在做胶州路这个项目前，刚刚做完海防路的一个项目。一位知情人说，静安这些年搞节能环保试点，不管是外墙保温，还是学校加固，支或多或少都有参与。但在过去所有的项目中，几乎没有一个项目高于10层。现在看来，支在搭建高层脚手架经验上的欠缺成了命门。
当初拿下这三栋楼的工程，支就有些力不从心，三栋楼光租钢管的费用就得一百多万，至于施工的资质，则是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找的公司挂靠。
由于办资质的门槛过高，要想拿项目就必须挂靠一个有建筑资质的公司，而这在上海的建筑市场再正常不过。“安监部门的安全许可证至少要一年才能办下来，然后每年还要年检，很繁琐，一般有资质的公司都有很强的背景。”上海一位在脚手架行业浸淫十多年的老板说，基本上80％的公司要把工程分包出去。
在这位老板看来，真正引燃大火的不是这些电焊中出现的火星，而是那些保温材料。“两层架子之间相隔1.8米，即便着火也要至少半个小时才能延烧到上一层。”他说，但是碰到保温材料就几乎一点就着。
保温材料距离墙壁有一米左右，是用一种喷枪喷出发泡剂，遇到空气之后就会自动变成海绵材质。喷涂的过程中肯定会沾到毛竹片和钢管上。
按照正规施工流程，脚手架搭好之后才能弄保温材料，但脚手架搭到第10层之后，保温材料的施工队就开始作业，在交叉作业的施工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和监理各自忙乱，这个小小的脚手架加固施工，从来没人注意过。
电焊工“持证”之难
王永亮、吴国略、支上帮和沈建新的被捕，已经成为一个标志。大火之后，各地陆续掀起针对无证电焊工的整肃风暴。
11月22日出版的《重庆日报》称，重庆在一场“巴渝风暴1号”火患拉网清查行动中，查处了两起违规进行明火作业的行为，对3名违法人员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北京市消防局也在近日表示，北京市推出六项超常规措施严查，无证电焊施工一经发现将被拘留。
根据消防法规定，除非是“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只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在上海律协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张培鸿看来，无证电焊工上岗作业确属违法行为，但让这个违法行为和后果发生联系的，是对其“雇佣”过程中对“证”的无视行为。
一位建筑结构工程师说，“加固”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电焊操作，几乎没人在意“持证”问题。某种意义上，无证电焊工的操作，只是这场火灾的“导火索”。
另一位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表示，现实中，如果不是技术要求比较复杂的操作，施工单位并不会把有证无证作为强制要求。
在国内建筑市场上，无证电焊工的数量无法考证，而建筑行业普遍的估测是，进行电焊操作的人员里大概只有30％是持证上岗人员。而业内的一个说法是：在工地上，经常是找一个有证电焊工要比找一个无证电焊工更难。
无证电焊工只是建筑行业“冒进”的一角，这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年持续繁荣不无关系——施工单位不断“缺人”的现状，亦为无证电焊工们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而如果王永亮们要获得一张“证”，首先要到各地安监局指定的中介培训机构培训和委托报名，在最多一周的课程培训之后，参加由安监部门组织的笔试和实际操作的考核后，拿到上岗证。
多家培训机构或安监部门均反复强调，“必须要在安监总局指定的培训机构”培训，否则“考试可能通不过”，而这些机构会向考生收取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的培训费。
到实际操作中，其实报名后还需要等到培训机构凑满一定数量的学员，方才开班。这个等待的周期“可长可短”，取决于该机构报名人数的进展。培训结束之后，何时考试也需要等待当地安监部门攒到一定量的考生。一张证前后要折腾小半年时间并不为奇，这对四处流动的农民工来说，漫长的等待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经过这样繁琐的程序之后，也只意味着拿到了一张6年有效期的上岗证。并且每三年复审一次。复审时还必须重新进行体检和考试，又必须缴纳两三百不等的费用。此外，如果离开这个岗位六个月以上，重新上岗也必须再次考试。
一位项目经理表示，在用工时，施工单位往往要求包工头雇用的电焊工必须是“熟手”，而不是“持证”。这正是已被刑拘的吴国略和王永亮们被雇用的现实原因。
收到拘留书之后，吴国略的父亲独自一人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从建湖赶到上海。因为没有熟悉的亲友在上海，他几乎立即迷失在这个庞大城市的街头。最终，吴父没有见到儿子一面，他甚至没有找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具体位置。
除了一张拘留书，没有其他任何部门或人员向吴家介绍过情况，有关大火的经过，几乎都是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告诉他们的。
11月30日20点，南方周末记者拨通吴家的电话，在电话里，吴国略的母亲哀叹“自己不争气，让孩子十多岁就外出打工”。她最后说：“真的不知道做些啥，只能相信政府。”
听说电焊工王永亮家境困难，有个律师特地从北京赶到驻马店去做法律援助，但律师到了之后，王永亮的家人却没有跟他见面。“从村里去一趟驻马店要花七十多元的车费。”王永亮的妻子说，“找律师需要钱，还是先等等再说吧。”
建筑市场的整治还在继续深入，对于胶州路教师公寓工地上的民工们来说，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将成为一个难过的年关。一位逃生的民工说，他还有几千块工资没有结算——这是他还呆在上海的唯一理由。
让他们稍能宽心的是，上海市民并没有忘记这些工人。在“头七”祭奠现场，一张卡片上写着：“向遇难的民工和保姆们致哀，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还有人在地上用粉笔写下：“民工兄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