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剪息票的阶层      杨十郎

             —―在政治改革的希望中看党委书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无可奈何的思索

中国新民主主义进程中不可忽视也忽视不了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人和在它领导下的劳苦大众、仁人志士真可谓抛了头颅，撒了热血――其间出现的可歌可泣、壮怀激烈的场面数也数不完。单是一场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感动了几代人。

在这个背景下，一句经典的赞词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随之而来的、顺理成章的，不管你怎么推演“把一切献给党！”“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作党的齿轮和螺丝钉。”“作党的驯服工具”“党啊，母亲。”就是既成的金碧辉煌的事实。

这些也就成为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政治的核心。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虽然，在汉语中或曰在先秦典籍中，这“道”可以有多种诠释，但在此释“道”为“政治”最为合宜。党的政治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使老百姓与党的领导拧成一股绳（“与上同意”），这样，党指向哪里民就奔向哪里（同生共死）而不计艰难险阻（“而不畏危”）。

党说：美帝国主义打到鸭绿江边了，它要侵略我们（历史真相说不是，是朝鲜首先进攻韩国导致的战祸，毛泽东出兵朝鲜是斯大林强硬逼的——韦君宜《思痛录》：“毛泽东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逼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气”），老百姓就真的“雄赳赳，气昂昂”保卫祖国去了；党说：胡风是反革命集团，于是全民就怒而声讨之（可叹，那么多知识分子也随声附和）；党说：右派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而全民就声势浩大地一声吼喊，几十万右派就在劫难逃；党说；大跃进，超英赶美，全国就热火朝天、全民深挖、全民夜战、全民炼钢，公社吃饭不要钱，两个月实现共产主义；继续革命就继续革命吧，反正老百姓是豁出去了，于是“文革”中真的就在党指挥下闹翻了天！一切系统就随之瘫痪，包括生产。

如果不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积累的巨大威望，以上发生在新中国的一系列荒唐的壮举肯定不会那么顺畅。《庄子》不是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么！鹏能“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么？

“共产党”长得像什么样，身高几何？见了面是“辞寡”还是“辞多”（《易·系词》下：“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人们就只有以当地的党委书记为模为范，所以此时是党委书记的鼎盛时期。各部门各级政府一切都以“书记”之旨为归宿。顶级颂歌也以此时为最嘹亮。

但是，曾几何时，党委书记（加上任各种职务的党内当权者）与权与利亲热起来，腐败岂止张子善、刘青山。从中央、省到地方到极基层的行政村，要找一个好名声的书记也就难了。就连共产党干部自己都回答不了“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这样最简单的也曾经是最光鲜的口头禅——因为连被共产党鄙视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政客能做到的为官申报财产，今日以“清廉”自傲的共产党“公仆”都做不到。据说三十八岁的曾国藩为堵住政敌的恶言毁谤，当众把自己脱得精光，光着屁股走进银库清点现银（见汪衍振《曾国藩发迹史》）。我以为在这一点上今日做官的把自尊心都输光了。政要们说申报财产条件还不成熟，网民则解读为：没有贪污够，黑钱没洗完。

无可奈何！为了国家的未来，笔者不得不作如下思索。

二，共产党书记探微

（１）   没有权力化的书记

说起“书记”，这就干涉到“名”，“名正”才能“言顺”。《老子》开篇就讲“名可名，非常名”——已故的任继愈教授释“常”为“永恒”（与魏源《老子本义》近），见《老子新译》。但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用“公认的”“惯常的”译它又未始不可。汤氏译道——“真正的名称——真正的概念——不是惯常的名称，不是公认的名称。”（见《文汇报》九五年八月十二第６版《汤川秀树谈老庄哲学》）我们这儿的“书记”与现在我们习见的、耳濡目染、名惊遐迩的名称“书记”：共产党掌权的一把手不同（“非常名”），它仅仅是办理文书及缮写的工作人员，如指事则是“用以记事的书写文字”（《辞源》）。曹丕《与吴质书》：“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昭明文选》春风文艺1995 年4月版下集P425），元瑜就是阮瑀，“翩翩”是赞美之辞，“书记”就是文体，指“章”“表”“书”“疏”。全句说：阮瑀的“章、表、书、疏”写得好，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啊。指人：（唐）杜甫有诗《送韦书记赴安西》，杜牧就曾被人称为“杜书记”，牛僧孺在淮南作节度史时，杜牧就任过“书记”之职。今日法庭审案旁边就有书记席，有书记记录案事进展的情态。但就是世界上有“共产党”这个“怪影”出现之后，最先共产党的书记也不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有马克思、恩格斯为证——１８７２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共４０多页）时，后面签名有三十几名委员、十三名书记：马克思是俄国和德国的通讯书记，恩格斯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通讯书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Ｐ７——５５）。除“通讯书记”外还有“负责记录的书记”（见上书Ｐ２１６）此时的马克思书记、恩格斯书记的职务其实就是一个“写手”。虽然他们的观点（思想）起着鲜明的指导作用。另外就是总书记，他的权力也是极有限的。黑尔斯任总书记时“他事先没有报请不列颠联合委员会的批准便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给世界各地写信”因此而受到非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P216）

国际工人协会的总书记弗·阿•左尔格还曾在纽约发给马克思、恩格斯委托书，授权马克思“负责收集和保管国际工人协会前委员会的各种财物”（文件、书籍等），恩格斯为国际负责意大利事务的临时代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P732——733）

以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而言，“书记”也不是共产党内最高权力的职务。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确认的三个机构“政治局、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也仅仅是从属于政治局的一个中央执行机构。“它只管党内事务，并不涉及国家管理的主要领域。在那沸腾的时代，党的最著名的领导人并不喜欢干书记处那种繁琐的日常机关工作。1922年以前，中央书记没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因此，书记处的威信并不高。”（见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P26，求实出版社89年1月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任过“书记”之职，伟大领袖应该是有大气魄、大胆识，他们不是给我们蒸馒头、拌凉菜的厨师。

显然，历史的脚步跨进到这里，共产党书记也还没有脱离事务性的羁绊，它和“政”也并不搭界。如果党的书记只管党内事务，就不会出现“以党干政”“以党代政”的麻烦。“权”不扩大到（可以说历史上这权曾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河边”，共产党人，你那双鞋恐怕就湿之不了。

（２）   突显地位的历史

    无论是共产党的“书记”与一般执掌文牍的“书记”本来都是事务性质的，怎么后来竞一变而为共产党国家最高的掌权者呢？

这还得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说起。

1917年4月布尔斯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设立了一个以斯维尔德洛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从工人和士兵中发展党员。它下面设军事组织局和出版局。由于以前苏联的“中央书记没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的，“为了改进书记处的工作，中央决定选一政治局委员担任总书记。1922年4月，在俄共（布）十一大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被推举为总书记”。（见《苏联十大历史公案》P25——26）奇怪！这么重大的事件，不知避讳什么，还是怕招示什么，我手头有一册精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书1938年由联共（布）中央审定，1948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却闭口没提俄共（布）十一大后的这种变化。

斯大林任总书记后，他已一身三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总书记。从此，书记处由政治局的秘书机构一变而为掌控大权的领导机构。由于组织部负有专门审查党的干部的职能关涉到干部的提拔与调动，“特别是1922年由书记处推行的由上而下任命干部的做法，进一步培养起了一个层层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系统。而书记处也开始登上了这金字塔的顶端。”（《苏联十大历史公案》P27）布哈林就曾“指责斯大林把政治局当做‘总书记底下的一个咨询机构’”（同上书P134），列宁在患重病期间留下十分敏感的“政治遗嘱”，他十分担心党会“出人意料的分裂。”“斯大林太粗爆，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同上书P24——25）。

列宁死后，这个“遗嘱”在三十年代酿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凡是知道或保存这个“遗嘱”的人无一不遭到逮捕、审查、被判刑、流放，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原因是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列宁语）而政治局又失去制约这种权力的手段，于是就只好眼睁睁看着他手书一页又一页血腥镇压异己的历史。与列宁同时代的革命干部及列宁下一代的革命干部成千上万地被任意杀害，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也未幸免于难被刺而亡。这个“任意”的最好注释就是“究竟因为什么逮捕他。当时的解释就是千篇一律：人民公敌”（《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P166）。为什么是“人民公敌”呢？“当时又不需要什么证据。只需要厚颜无耻和蛮横无理就行”（同上书P173）。

只要看在苏共二十大后，全苏联有“数百万名政治犯获释，近两千万人恢复名誉”（同上P6）就可知斯大林总书记专制黑暗之一斑。

在我国，解放以来共产党书记“一手遮天”党政一把抓的局面也由苏联开创的格局承袭而来，苏联老大哥的“党治”精神在中国有了丰厚肥实的土壤。赫鲁晓夫说他当彼得洛沃-马林斯克县的党委书记时，“事无巨细样样都管”，“既然被选为县委书记，我就应该发出包罗万象的各种原则性指示”（《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P7-8）。在中国也是党委书记总揽一切（名义上是党委领导一切）。说真的，历史的现状是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还真的乐意接受了这个“一切”。借用老党员、老作家、老编辑韦君宜的一种感受来理解老百姓乐意接受的合理性：“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一切，我就没有再思了”（《思痛录》P27）。一个知识分子遇到了当时党发出的自己本来有异议的信号都表示不“再思”，老百姓还有啥说的。中国老百姓历朝历代从来就没考虑过什么自由呀！人权呀！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话说“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历史哲学》P176）。鲁迅先生所塑造的阿Q其人就是很好的佐证。可惜，《阿Q正传》深刻的历史内蕴为很多人所不理解。中国老百姓只盼中国出一个好皇帝（在中国老百姓眼中还真把毛泽东当着一个好皇帝看待的）把什么都给自己想好、安排好，你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何况，才推行了“土改”“清匪反霸”“三反五反”，枪毙了共产党干部张子善、刘青山（因贪污救灾款等）。老百姓衷心拥护共产党是必然的，而在本地区本部门能代表党的就是党委书记。向上的青年都把定一个奋斗目标：“把一切献给党！”“作党的驯服工具！”

一切听党的话，变成了一切听书记的话，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变成了一切听书记宰割，但书记也是人，而且往往就是一般的人。他的言行、举止，甚或出自他口中的“令”会受到他的文化教养、艺术熏陶（有的根本谈不上，我们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以“大老粗”为荣的）、兴趣爱好、家庭出身、工作经验、人生历练、性格·······方面的局限，哪里会包罗万象地应对好这个“一切”，所以渐次就有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杂音，但这是后话。为了加深共产党书记在“一元化”领导中的印象和老百姓对书记的敬仰，我想提一提河南的“信阳事件”是很有必要的。

1957年吴芝圃当了河南省委书记，他应时而刮起浮夸风。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却把它吹嘘为702 亿斤。高产量导致高征购（青年人可能不知道，我们那时实行的是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这高产量是虚的，“征购”就必然出现麻烦，农民没有粮食卖。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挨批斗。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就在批斗另一位右倾县委书记时带头毒打，在众人拳脚挥舞之下，右倾书记活活被当场打死。农民交不上粮的就捆起来，吊打追逼、关起来（拘留）、拆毁房屋。一个县委书记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一天竟然拷打了四十多个农民。四个农民当场被打死。“1959 年1月至1960 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 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P443）。一时间，信阳地区水肿病大面积蔓延，饿殍遍地，公路边可见死人。不准外逃，农民外逃要饭求生也不行。后来，吴芝圃倒台了，他却“安然无恙”（“左”比右好）。吃尽苦头的河南老百姓也并不对他“切齿”痛恨。（见上书P495）孔夫子的“恕”道深深扎根于民间。

一方面可见中国老百姓奴性之深重，另方面也可见虽经坷坎，党委书记的“威望”仍可因历史原因而毫发无损。“党委书记”实在该倍加珍惜才是啊！

（3）共产党政权系统化之后的余威

道理很简单，共产党就是一种新思想、新主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在旧意识的海洋中要不被淹没，一段历史时期突出共产党的工作，强调党的那么一种领导意识也是无可厚非的。即使这时的领导并不完美，有欠缺，但在非常时期如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及继往开来的新旧交替时期，正如拿破仑所说“一个蹩脚的总司令胜过两个优秀的总司令”（叶·维·塔尔列《拿破仑传》p394),在战场上为了统一行动争论是最大的忌讳。列宁讲过“争论是一种不可容许的奢侈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４8年版P312）在这儿引来就很含宜，虽然辩证地看它与真理愈辩愈明是一对龙凤双胞胎。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老人也许会宽恕这个时期的并不完美的“一元化”领导吧。

说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是这样看的,“我建议提及中俄两国最近几十年情形，通以战时共产主义看待”（《资本主义与21世纪》，《大历史不会萎缩》P252）“战时共产主义执行强迫性集体交换，因不顾成本及利润，亦无人身自由”（同上书P253）苏联的集体农庄制，中国的公社制、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当属此例。苏联和中国都失去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诸如贩卖人口、使用奴工、战争等手段，只好从农民那儿想法为工业化积累资本。

但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甚至已经把政权系统化完善起来之后共产党就该明白，拥护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政府就是拥护共产党。

邓小平历来就主张“党”“政”应加以分区，各有各的职司，各司其职。他反对“以党治国”。他说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邓小平选》第一卷P10）“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调动政府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的法令就行不通(同上书P11)。对照储安平：“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P49）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以党治国”“以党代政”这是国民党的作风。我们也只有在小说中、电视剧中、电影中见到过“党国”这个概念，在美国作家黄仁宇的《大历史不会萎缩》中说蒋介石“因言辞不合，将一位党国元老拘禁于汤山（胡汉民）”（《大历史不会萎缩》P210），都在证明“党就是国”是国民党的专利。在共产党的文件中没有“党国”这个概念， 宪法“序言”中也是只说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这个国家，没说国家就是党的，国家应该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但在生活中却有它硬梆梆的存在。

以党行政，以党代政也是“以党治国”的一端，略举几例看我们的党委书记都所干何来——2010年正月发生在山西原平县的“炸矿案”。长梁沟镇委书记李立军，正月初三带了三个人去“打黑煤”。“打”就是去没收无证煤矿出产的煤。但李书记却被几十名矿工打断了双腿。你道是这些矿工也太胆大妄为了。不，有蹊跷，有板眼，李书记带去的三名人员并非执法人员，故当地老百姓有顺口溜曰：“长梁沟的书记真日怪，大年初三捞外快。”李书记带去的三人中有一名蚕食村支书，而这村支书也是当地一家煤矿场的老板（当地人猜测，罚没的煤碳可能通过他的煤场变现，国外说的就是洗钱）。又：炸黑窑隔山却波及另一煤场四死三伤，但这死伤矿的老板又是一个村支书（死人后立即逃亡），请问：有镇政府，书记又从哪里来的“打黑媒”的权力，实则是假打黑之权去谋私利。两村书记何以假党之权作起了煤窑老板？（《南方周末》２０１０，３，１８第１７－１８版）

　　　　　　　　　　　　　　　　　　　　　　　　　　　　　　　　　　　　　　　　　　　　　　又：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部勤盟盟委副书记蔚小平为请托人在工程建设、矿业开发、土地　　　　　　　利用、铁路和公路建设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17个单位多人财物人民币680万元，7万美元，2万欧元，10万港币，价值33.3万元越野车一辆，价值85万元鸡血石三块。（新华网2010.8.26）

请问蔚书记：工程建设，矿业开发，土地利用，铁路公路建设不是有政府机构各司其职么?有你书记何干?如果神不知鬼不觉你突然间有了这种“权”，这“权”又是谁赋予你的。邓小平不是早就告诫过：“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邓小平选》第一卷P12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2007年北京第17次印）

显然，以上所举书记，他们并不是在“包办”，而是在他们心中“党权高于一切”的意识在作祟。《宪法》没赋予他那种“权”，地方法没赋予他那种“权”，《党章》也没有赋予他那种“权”，这是一种“党天下”主宰下的“意识权”。人权天赋,意识权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张德福穿上师傅喜来乐御赐的黄马褂，以为自己可以有“权”吃遍天下，他就没料到“祸”只是来早与来迟的必然结果。

“意识权”用在攫取私利上，那是主观故意造成的悲剧；“意识权”还有“皇权自大”的一面，他同样带来恶果，赵作海冤案背后就在于一个“政法委”。检察院本已认定证据不足不予定案，但是居高临下，满脑子“意识权”的政法委下了死任务，必须在多少时日内结案。证据不足而又要结案，公安部门只好来一个逼、供、信，于是就铸就了惊动神州的一大冤案。“政法委”就是公检法的总书记。不管换上什么脸谱都难以掩饰以党干政的余威。　　　　　在人民心中，也曾有过焦裕禄那 样凤毛麟角者，但焦书记本应该是好县长的材质。书记的余威像霓虹与怪影在中国大地上以悲喜剧之态交替呈现。

三．正眼看这个剪息票的阶层

（1）从联想到现实

1882年5月16日恩格斯在伦敦写给倍倍尔一封信。在信末尾他说：“股份公司业已提供证明，资产者本身是何等的多余无用，因为全部管理工作都是由雇佣人员去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P137）资产者（资本家）在发家（扩大产业）的原始积累阶段，他不但要亲自参加策划、计算、人事安排（雇佣人员）储备材料，甚至生产、销售······各个环节都能见到他不可或缺的身影。而今在股份公司内一系列白领雇员（从经理、会计师到高管）都是为他服务的，他不须干什么，剪息票是他唯一的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中说：“那末，同样可以正确地说‘产业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享受的积累，而不积累的享受，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１P293）

马、恩如上的论述，使我想到了我们现在的省、市、县、区、乡、村、工厂、企业、学校的各级党委书记。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起（或再后一个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新生的共产党政权逐步建立健全，人民政府的各部门、各系统、各个环节，甚至各种法规已系统化之后，这“党委书记”也就在“政”这系统中渐次显出它的“蛇脚现象”来，尽管在党的事务中还有必要。它“自己的职能”“或多或少”就令人质疑起来，此时还有“一把抓”的必须么？你只要稍微留心各级政府首长们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就会洞悉个中消息——省长与省委书记、县长与县委书记、区长与区委书记等等的讲话，它有什么不同么，比较之下你会觉得二者只取其一就会酒足饭饱了。

面对现实，回顾历史，人们不得不问，现在的书记需要组织学生们到街头撒传单吗？他需要去工厂组织工人罢工，到街上游行吗？他需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吗？他需要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为了主义去忍受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吗？他需要准备一幕刑场上婚礼吗？不，他考虑的是如何为中外（企）的请托者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在投资上，在土地开发上，在铁路公路建设上，在资金运作上给个方便，在当闪红灯处开个绿灯，睁只眼，闭只眼，人民利益国家利权当没有那么回事，唯私利是瞻。

他需要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吗？他需要去太行山、井冈山、延安与农民（同甘）共苦吗？他需要去青纱帐冒着弹雨，吹着血雨腥风吗？不！他现在着力思考的是如何为亲友打通某一环节上的关系以便利升迁，以取得某项引进专利的经营权，如何为结伙的关系网筑好防火墙，如何为事将发而未发者办好护照而安全撤离。原先的共产党人（我们说革命先辈吧）抛开文化水准不同的差异不说，他们心中或深或浅都有一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至少对“最低纲领”比如夺取政权是心知肚明的），可是现在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却与他们有着显著的差别。“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成为党员是两码事”，“要在政府中获得升迁，党员资格是必须的。”“如果你身在体系之中就可以比体系之外做更多的事”。（引文见英国卫报：《中国共产党的无声革命》）

如此这般，你同现在的党员包括一些党委书记聊天，对他们不知道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王明、博古为何就不会大吃一惊（面对这些后起之秀你根本不能与他们提什么巴枯宁、托洛茨基 、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等）。前些年，有两位在党内级别不小的共产党书记去德国旅游，他们忽然有了一个太合理太正常的想法：各自在马克思、恩格斯雕像前拍一张照片留念。但他们却误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怪谁呢！怪就只能怪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蓄了一把大胡子呢！我们虽然不能简单明白地说，今日入党者或如世俗所云捞上一张党票首先就提一条私利原则，但“党员身份的好处完全是潜在的，这些好处取决于一个人利用机会的能力，也取决于他保全自己的敏锐直觉。”（〈罗〉诺曼·马内阿《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P21-2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3月第1版）

昔日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奋斗，在流血，在“积累享受，”扩充革命资本，在开拓革命资源，宏大革命事业。今日的共产党人（我这儿指书记，至于好些无权无职的小共产党人比如郭明义又当别论）却在“追求享受的积累”，他们无须流血流汗，只是在前辈留下的“企业”中靠剪息票度日，安然享受着一种“意识权”。难怪一些落马的书记会给我们留下如此这般的“金玉良言”——

１，“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

２，“皇帝还有三宫六院，我有两三个相好算什么？”（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

３，“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经济，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潼南县委原常委副县长收受礼金，“奖金”时的辩称）

４“拒收贿赂怕伤了‘县民营企业家’的自尊心”。（甘肃省庆城县原县委书记张畅钰说）

５看到别人都在弄钱，我不捞钱感到孤独。”（湖南省常德市委原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彭晋镛说）（据人民网）

剪了息票，坐吃祖业，理由还十分充足。一群大树上的猢狲。

（２）从理论到现实）

毛泽东曾谈到《党委的工作方法》：“党委同志必须学好‘弾钢琴’”，“弾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注意：以后就成了党委书记领导一切的蓝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Ｐ１４３）党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领导一切的局面有它的合理性，毛的讲话的合理性正在这个时期，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３日。但是一切理论、政策、法规的合理性、真理性都不是绝对的，历史的合理性都是暂时的。即或是共产党理论的权威文献、最经典的文献《共产党宣言》它所表述的概念及所涉及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没把它看成是铁一般的一成不变的教条。从１８４８年２月第一次问世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宣言》所涉概念、内容有的已经不适宜了。但历史文献是不能改来改去的，故而在以后的每一个版本中如１８７２年德文版、１８８２年俄文版、１８８３年德文版、１８８８年英文版、１８９０年德文版、１８９２年波兰文版、１８９３年意大利文版，恩格斯只好给每一个版本写一篇长长的“序”。在“序”中不断地依变化了的历史与时局对《宣言》作一些补充或修正。就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吧，它所表述的也不是终极真理。写《卡尔·马克思传》的弗·梅林就说过“以马克思的整个态度而论，他的“‘资本论’并不是包罗着不可移易的最后真理的圣经，而只是促进研究、促进科学考察、促进为真理而奋斗的无尽泉源。”（《卡尔·马克思传》罗稷南译本Ｐ４１２，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

在建国初的一段时期形成的党委书记干政、党委书记领导一切的局面，在共产党政权系统化建成后就显出了它掣肘的一面。一个车间主任曾抱怨说车间支部书记就曾使他的工作陷于尴尬的难于开展的局面。车间主任懂生产，了解生产的甲、乙、丙、丁。他在任务布置、人员安排方面下了指令，支部书记往往要并不内行地插上一脚使他很不理解。车间如此，省、市、县、区、乡、村、企业、学校······的工作亦然。

现在还有人提出向私营企业派党委书记（据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这不但是给私营企业增加一道“槛”也增加了一根绳，而且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一种“捐”——“意识形态捐”（有的私企连党员也没有一个，还得付出一份工资）。

“一定的法律存在是合乎历史的，如果把这种法律当做普遍的东西，那就会得出：当历史不存在的时候，这种法律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引论》，《法哲学原理》P3）党委书记的领导一切的合理性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现在这合理性已“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历史的洪流早已过去，剩下的已是今非昔比的现实园林，而治理园林还是沿袭治沙滩的条规，无事可干的“书记们”只好像股份制的资本家一样过着剪息票度日的清闲，在“消费积累”上大显神通。他们享受着“意识形态权”悠游自在，在这种状态下不腐败真的还难呢！

现在是该治本的时候了。

（３）从数字看行政成本与“行党”成本

有一项统计说“中国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五年增加87倍 至7000亿，但我这儿只谈

“行党”的成本。

据又一项统计资料：我国目前有2800多个县级党委、300多个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全国还有22万零400多个行政村，18927个行政区，都有自个儿的党委，再加上各企事业单位、工厂、学校的党委，而一般党委会都设有正副职，光书记就至少得乘以二，这个数字太惊人了。估计全国当有300多个万个党委会，那么剪息票的书记们将超出六百万以上。据早年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副教授的穆正新估计，如此庞大的党的机构每年大致要消费2200亿人民币。

这就是行政成本中的“行党”成本。

全世界5000多个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是靠国库养着的（也许还有其他共产党国家），国库等于党库。君主立宪制国家与民主立宪制国家，他们这执政党的费用可不能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只能靠社会集资和非政治性捐款。

我们的“行党”成本，看来又只有历史的合理性。当在政治改革议题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包括各次修正案）提到各级地方政府的组成中就没有包括党委班子，而事实上的各级党委班子正在没有法律根据地并列到各级地方政府中。党委成员亦纳入公务员的范畴。但这是律师常说的“事实婚姻”而不是“合法婚姻”。《宪法》第二十七条“机关及公务员制度”中只提到“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却没提及党的机关及党的工作人员，看来还是一个“非法”。

“行党”（非“行政”）的成本固然高，但国家并没有法律条文可以限制它。《宪法》十四条《生产、积累与消费》中说：“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但没有说到“党”、“党的机关”。依法不禁则可行的原则，我们是没有理由干涉的。但既然涉及几千个亿，我们却有质疑的权利。又说“反腐”，多年来我们的“反腐”就是难见成效——对党的腐败而言，因为党自个儿有自个儿的监察系统，外部要监督就有一个难以插手的问题。而自个儿监察自个儿又局限多多，有的腐败分子就兼任着纪委书记，有的纪委书记又是腐败分子的搭档。

管他“行政”与“行党”，我们可不能看着它一直“大成本”下去。

（４）从世界格局为党建议一个未来　　　　　　　　　　　　　　　　　　　　

说到“世界格局”，我忽然想起马克思一句话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紫袍黑衫遮得住的。”（《资本论》ⅩⅢ）全世界五千多个政党没有哪个政党（也许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除外）以及各政党（省、市、县、区、乡、村）的党部（委员会）与政府平行执政或居高临下指挥政府的。管他自由党、民主党、工党、保守党、自民党、民族觉醒党、非国大、社会民主党、基民盟······都是如此。在开放党禁的国家，志同道合者都可以合法的组成“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人支持你就执政，干不好就下台。但是“党”的活动经费却不能算在纳税人的头上。

 中国也应该改变国家养党的这一特殊局面，融入世界大家庭中。虽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建立的，但是“序言”说：“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没有说从此共产党成为国家的主人。《宪法》第二条[政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没有说一切权力属于党。党领导这个国家是全国人民认可的，但政党也得遵守宪法和法律，共产党也不能处在法律之上。《宪法》第五条：“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看来各级党委会（省、市、县、区、乡、村）的书记主动出来干政并没有法律根据，共产党可以推选出自己的人才作省长、市长、县长、区长、村长合法执政。至于共产党内建立多少个委员会，选多少个共产党人任书记、副书记，则完全是共产党内部的事，外人是不宜置喙的。但党的活动经费（包括600多万书记的工资）应该由党产的赢利去解决，或通过捐赠解决均可。共产党自己也可以办企业，不必怕钱，只要来路正当，合理合法，人民是会认可的。恩格斯就说过“我也有证券，有时买进卖出”，（《致爱·伯恩斯坦》1883.3.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P425）他并不怕在交易所赚它几百万，不然他没有力量接济流亡到欧洲的共产党人。

这样，既可保证如邓小平所说“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邓小平文选》第一卷P12）又没削弱党的领导权，又限制了党委书记滥权营私，及无以复加的腐败，又肃清了“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同上书P12），何乐而不为？

国务院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意识到“在和平建国时期，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几句话从一个方面小结了本文的意图。

“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致奥托·伯尼克》1890年8.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P443）。

“改革，应当包括政治改革”。（《邓小平打动世界的经典语录》新华网）　　　　　

“质本洁来还洁去”（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P二二三）。林黛玉这句有高度自尊的诗，移来劝诫今日额外行权的党委书记们我想倒是十分切贴的。（你能正儿八经地当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村长当然好）党委书记本来是党内的职务，干的也该是党务，何必混迹于须眉浊物充斥的“政”中去沾它一身腥臊，洁来洁去，还是干各自的党务吧，乐得个赤条条不沾丁点儿俗尘有什么不好。

　　　　　　　　　　　　　　　　　　　　２０１０，９，２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