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两类       杨十郎

   才出版不久的“柏杨杂文选”《西窗随笔》的“代序”提到一件轶事，柏杨认为他的杂文比鲁迅写得好。聂华苓作了一番解释：“鲁迅的杂文是知识分子的杂文”，柏杨进一步补充道“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杂文”。聂说柏杨的杂文“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以看的杂文”。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个“好”字还庶几近之。本来“好”与不“好”也存在一个取舍问题。一般中学生总认为港台小说有情味，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没有看头。其实《吕氏春秋·宝异篇》说得很清楚：献宝的人以为玉是好东西，子罕却认为不接受别人的玉的品德才是好东西。小孩把玉米饼子看成是很实惠的，却可以对金弃而不取。《老子》讲赠人以物，不如赠人以言，但得有一个宝贵忠言的人，不然别人就以为你小家子气了。

   不过，柏杨的看法却道出了杂文的两个类型。

   鲁迅的杂文本质上是与世俗对立的，世俗要中庸、要万古不易、要节烈、要瞒和骗、要各种各样的奴性……鲁迅都给予揭露和鞭挞。鲁迅的作品不是媚俗的大路货。鲁迅杂文涉及经、史、子、集，野史杂说、天文地理、诗文辞赋、戏曲小说、中外古今……文化信息相当繁富，可以说遍涉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柏杨的杂文无须作注，可注释鲁迅杂文非具有一流学识不能操斧伐柯。一篇《春末闲谈》可以说涉笔成文地旁及了《尚书》、《论语》、《孟子》、《左转》、《汉书》、《淮南子》、《三海经》，法布尔、段祺瑞、袁世凯、尼古拉二世等；《流氓的变迁》开篇几句注家不得不用比原文多几倍的文字去注说。借韩愈论柳宗元文章的话说，鲁迅杂文可当得起“雄深雅健”“议论证古今，出入经史百子”。对“经史百子’只能入，那是书痴，死搬教条。入而能出才是识与胆，才能左右逢源，自然流畅。有古无今，可能散发霉气。以古说今，以古喻今，以古证今文章就不会借黑衫紫袍，警词丽句的光彩掩饰自己的空虚。鲁迅杂文“出入经史百子”就增强了历史感、时代感、深广度、民族特色、书卷气，就掷地有声、读之有味、细嚼起来余味无穷。这类型这风格在其后继者唐弢、聂绀弩、巴人那里就形成了犀利、遒劲、含蓄而又睿智的篇章。柏杨的杂文，内容、情调、表达方式固然是与三教九流接近的，但有时也难免坠入油滑，这就见出与鲁迅杂文的天渊之别了。

   有书卷气，厚重深广如鲁迅当然好，通俗清新其实也不错。就其表达方式而言，这可是当代杂文的两个类别。有一种杂文本来很通俗，但却以通俗而自惭形秽，硬要“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柳宗元），结果又露出食古不化（或食名著不化）的硬核，到头来事与理乖，情与理违，变得四不像，最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