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思想来给人类解渴    杨十郎

  我们许多古语都说到 “求知”。比如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还说人有“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韩愈更明确地强调老师就是要 给学生“解惑”。“解惑”也是关于“求知”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答疑可以使认知正确。

   面对呀呀学语的婴儿，父母就在教孩子识对错，上小学上中学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学生懂没有。从数一、二、三、四 ······到念A、O、Y、U，到演算X、Y、Z等等都关系到求知。

   似乎“求知”与成人无关，非也。一个家庭主妇逛市场就会遇到许多知与不知的问题。有人买回的窝笋是空心的，买回的鸡蛋是醒蛋，买回的鶏是米鶏。卖主说是新米，拿回家煮熟一品味，却是陈货。要说工业品那知与不知的问题就更多，进口的、组装的、假冒的很难区分。不然“王海”就不会只有零星几个。

往深一层讲，就还有“知”与“行”的问题；“知识”与“能力”的问题。前者是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后者是知识与运用的问题。能讲出一整套马列主义理论的人不一定是马列主义者，能背诵词典条文的不一定会写文章。在奥林匹克化学大赛上获金牌的学生不一定会在实验室操作。其实这问题就是当今教改艰巨之所在。

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从一个方面讲也是要解决知与行，知识与能力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校与社会似乎还没有转变观念——当然，首先是机制未变，天平还没向它该倾斜的方面倾斜。这首先在于大的文化环境中所提倡的，所标榜的，所美誉的趋向与历史价值有背离。例如，我们掀起的“钱学热”。

钱钟书诚然有钱钟书的价值。钱老的人品学品诚然都有值得同辈后辈尊敬与学习之处。有人讲，钱先生才识卓锐，文笔婉利，出语设譬都能叫读者称快。还说他的学问、创作、性情融合为一片“纯洁的空明”，“仿佛十镜對悬，彼此摄入，交光互影，虚实相生，形神相涉，事理相融”。他访问意大利可用意语随口征引意大利文学作品。访问美国，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吃惊。在美国与一些学者座谈，被人称为有“照相术般的记忆力”。随口咿咿呀呀背《红与黑》中的句子。答人讯问能解《水浒》中王婆一句费解的玩笑话“卖拖蒸河漏子，热汤温和大辣酥”。在《宋诗选注》中“研究某句诗中呵欠写了一千多个字”。出了五册本《管锥篇》和一大册《谈艺录》。再加上《围城》电视剧导致的对小说《围城》影响的扩大，钱钟书被称为中国的“文化昆仑”，与长城并列为“中国的第二大奇迹”。

但是这种过誉不过是中国的旧思维方式创造的一个“人文神话”（有人已论述过）。

钱钟书不是创造型思想家，而是知识型学者。《管锥篇》也好，《谈艺录》也罢，也仅仅是缺体系无系统的读书扎记而已。西方文化发展得快，一个原因就是与西方文化重体系建构有关。中国文化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几千年都没能跳出孔子与孟子的手掌心。小生产方式导致小生产思维，治学也点点滴滴，枝节评点。有的是训诂释义的小儒，称大儒也者也不过一只书袋而已。我们缺少思想家，特别是能叱咤风云的思想家。特别是当今，任何创造型人才的作用都大于知识型人才的作用。积累知识没过于图书馆，但掌握了查阅方法的人能十分便捷地找到所需的知识。而且就“记忆”知识的容量看，电脑的能力是无人能匹敌的，即或张松再世也望尘莫及。徒有知识，缺乏创造其社会作用历史作用都微乎其微。如果我们有一千位党史教授能汩汩滔滔讲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但又怎么样？把他们一千位整个儿加起来能顶得上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么？一个企业的头儿能背诵合同的写法、熟悉合同的条款又会怎么样？要是他缺胆识没毅力敲定合同与另一方达成共识，于企业又有何益可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知识轻创造。秀才不出门，十年寒窗也就研读那么个“四书五经”，而且能治一经者就可为博士。写历史也如梁任公所言，“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陈陈相因，毫无新意。几千年也难有石破天惊之语。怪不得我们会在封建社会停滞下来，原地踏步到列强宰割之后才会如梦初醒。但醒则醒矣，发展的历史已经错过。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只好步人后尘，紧追不舍地去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们需要知识，我们更渴求提高能力。我们需要技术人员，我们需要工程师。我们需要饱学之士如陈寅恪、钱钟书，但我们更需要思想家。文化名人能使星汉灿烂，熠熠生辉，但人类更需要思想解渴，不然，我们就难于走出荒寂的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