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中国六十年的纪德     

杨十郎                

  在‘花城’二00一年推出五卷本纪德《纪德文集》之前，湖南的《芙蓉》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早刊出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花城”出的纪德文集游记卷被译为《访苏归来》译者是诗人戴望舒，曾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香港监牢中写过《狱中提壁》，可惜1950年就去世了，译稿由 施蛰存 先生保存，此次《芙蓉》刊出稿由石定乐先生整理，纪德原书1937年出版，“戴望舒先生的译本完成于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整理者“小引”）

  戴先生译稿在施先生手中挨延六十余年之久，也即纪德先生隐居了六十于年之久。原因不得而知，但对中国政界、文化、知识界的损失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本社会需要的书为什么长期未能出版呢？一个社会需要的“士人”为何未能出世而偏偏隐居世外呢？

    解放前未能出版，原因可能很明显。讲苏联新的、 好的书，歌颂苏联的诗文可能因检查而遭禁。甚至如唐  先生所言，“一篇内容完全相同的 文章，题目是《一个俄国青年的情书》，不能发表，改成了《一个意大利青年的情书》，却可以发表了”（《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从苏联归来》讲的苏联尚存的不足，就当时的形势看，国民党正需要攻击苏联的炮弹，犹如“西安”利用《野百合花》一样，出版是不成问题的。未出版，可能是民族矛盾当前，岁月倥偬。但解放后呢？这就很费思索了。                        

     可能是由于我们太封闭。纪德《苏联归来》的出版已经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责难和误解，迫使作者不得不写了《从苏联归来续篇》以补充前书一些未说透之处。但我们是乎无动于衷。遗憾的是此次“花城”版的纪德文集没收入“续篇”。

可能遭责难。解放后，我们只有苏联老大哥，党委制、教育、行政、司法，我们都一 步一趋踩着苏联的脚印走。五十年代，我们文、史、哲 方面稍见份量的文章没有不引用《联共（布）党简明教程》一言片语的，不能出《从苏联归来 》正在情理之中。

可能被五七年“反右”卡住了。施先生创作过小说，写过散文、诗，还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早在1933年因写，《〈庄子〉与〈文选〉》与鲁迅先生碰撞而大名已显，做过大学教授多年，但57年被打成“右派”，他还敢把 非苏“谤 ”苏的《从苏联归来》拿去出版么？

种种原因导致纪德在中国隐居了六十余年的事实。中国的隐士面目繁多。有朝隐（当官不管事），有市隐（在市而佯作隐逸之状），有遁隐（托身蓬莱之类）有耕隐（躬耕南亩，自食其力），但这六十年纪德，只好划入另类了——姑名之日“冷隐”，前几使种“隐”，不管真心与假意都是主动行为，唯有这后一种“隐”是被动行为：我们冷落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