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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新技术带来新的娱乐渠道、对象和形式、公众的文化背景、消遣兴趣一直在不断转型,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条件是宜于古典戏曲继续生存的。”
杂文虽然姓“杂”,但它决不是一本拉里拉杂的文萃;杂文作者也不是专以说三道四、说长道短为能事的闲得发慌的里巷大嫂。提起笔发点感慨容易,要披一件历史典故的衣衫也不难,引一二句名人的言论也并非做不到。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导言》中,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能思想”,但这是一个“古老的看法”,“人之所以比禽兽高尚的地方,在于他有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说,对于杂文作者或一篇杂文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思想。鲁迅一篇《拿来主义》不知被几个时代的文化人征引了多少遍了,然而由于作者那种高于一般的深刻思想使它至今还有生命力。巴人在1956年就见出了“咱们国家里各种机关”“有两大特色:一是‘多’,另一个是‘拖’”,你现在也驳不倒;徐懋庸1957年写的那一篇《武器、刑具与道具》,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到“文革”为止,一个时代几种“理论家”的典型。但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不妨举个例子看。
为了振兴京剧,有篇杂文写道:“如果结合中小学文史两科的教学,编出一套中小学生看的剧目,再结合这些剧目编出一套简要的京剧知识介绍,让每个中小学生,每年能看上两场京戏,那么九年义务教育完成之时,他们对京剧也就具备基本的常识了。”而且还说这是“一举而数得”的事:中小学生人数多,可创造可观的票房价值还可发行京剧课本与录像带(有的地方没有京剧团),可以为振兴京剧提供资金;中小学生也得到了娱乐。
但1993年《上海戏剧》第一期上有篇文章却认为“包括京剧在内中国古典戏曲作为一种现实的艺术品种而面临的衰退结局肯定是无可挽回的了”。因为就其自身而言京剧“在三十年代以它卓越的表演艺术成就制造了古典戏曲的一幕美不胜收的黄昏佳景”,而且戏曲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的表演大师群体时,古典戏曲这台机器终于以它最后一种伟大产品结束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并且,今日社会背景也发生了早已不同往日的改变,“新技术带来新的娱乐渠道、对象和形式、公众的文化背景,消遣兴趣一直在不断转型,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条件是宜于古典戏曲继续生存的。”
最近有家大报推出独家报道:《九十年代“追星族”》,但没有哪一位追过戏曲明星。有人给几千几万的出场费请歌星演出,可就没有人愿拿出这种高价的十分之一请一位戏曲明星登台。陶醉“跟着感觉走”“请别再走进我的生活”的歌词的青年有的是,可找得到几个喜欢“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的青年。这也许可以作为戏曲艺术时过境迁的佐证吧。
比较上两篇文章可以看出:面对火燃得不旺这一现象,杂文是从外部扇风,论文却在考察那风本身;杂文是随感带任意性论文却在作历史的思考;杂文是在就现象力图改变现象,论文却就现象研究本质;杂文是贫血的,论文却充满年轻的活力。
杂文有随感式的灵活,但这是就形式而言,就杂文的观点而言却要克服随意性。从1918年开始鲁迅先生写过许多《随感录》,但虽说是“随感”,那思想却是深刻的。如:“要我们保存国粹,也要国粹能保存我们”(《三十五》)。“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说所作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三十八》)?
要杂文不贫血,恐怕多“思”、多“学”是一条路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愿与写杂文诸君共勉。